【文匯網訊】最近，電視劇《歷史轉折中的鄧小平》熱播，劇中再現當年內地出現的「逃港潮」。從上世紀五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末，近百萬內地居民出於種種原因從廣東偷渡到香港，先後有5次高潮。有學者認為，偷渡潮是內地政治經濟形勢以及香港與內地關係的特殊註腳，並且在一定程度上催化了內地的改革開放。
內地形勢的「另類晴雨表」
據環球網8月19日報道，新中國成立後，由於香港與內地的社會制度不同，與內地咫尺相隔的香港成為一些人改變生存狀態的首選之地。第一波逃港潮發生在建國初期。據《香港年報》記載，上世紀50年代初，超過75萬來自內地的居民因戰亂擁入香港。著名作家張愛玲就是在這個時期來到香港的。此後偷渡香港的事件時有發生，但規模都不大。
50年代中期，深圳地區已經建立起比較完備的邊防管理體系，但這些手段很難隔斷香港與內地間的社會經濟聯繫。據統計，1957年前後寶安縣有直系親屬在港居住或是華僑的，占總戶數的1/4，如果加上親朋好友關係的，則占總戶數的70%。內地的社會經濟生活一有什麼風吹草動，就會有偷渡現象發生。
1957 年春節期間，成千上萬的港澳同胞「衣錦還鄉」，讓內地同鄉十分羨慕。同年6月，廣東省準備出台政策，放寬群眾出境赴港。當時省裡的考慮是這樣的：「去香港人多了，找工作不容易，叫想去的人都嘗試一下，吃吃苦頭，這樣我們也好教育農民安心生產，政治上也能佔據主動。」由於保密措施不嚴，東莞縣提前透露這一消息，它很快傳播到寶安縣、惠陽縣等邊境地區，第二波逃港潮就這樣形成了。兩個多月裡，共有6000多人偷渡到香港。到了8月底，廣東省委決定收緊政策，逃港潮也平息下來。
港英當局最初不承認逃港者的居民身份，但也沒有採取堅決措施。逃港者們在街角、空地或大樓天台上用木板釘出板屋，香港媒體還專門給這些建築取了個名字——「天台木屋」。逃港者工作賣力，要求又不高，正好為處於經濟起飛階段的香港提供大量廉價勞動力。當時港英當局實行的政策是，成功偷渡入境的內地人，只要不被抓住，到達市區後就可以在香港居留。這叫「抵壘政策」，取意壘球賽中跑至下一壘時只要及時觸壘就可以過關，這實際上相當於變相承認了非法移民的「合法」身份。
香港同胞「暗中接應」
三年自然災害中，數以千萬計的內地人死於饑荒和疾病，這為1962年大規模逃港潮的爆發埋下伏筆。從4月27日開始，來自全國12個省60多個縣的十幾萬人，陸續湧到寶安境內通往邊境的公路上，其陣勢「宛如大軍南下」。香港媒體也以「五月大逃亡」來形容這波逃港潮。這波偷渡潮到5月底才平息，有3萬多內地人逃到了香港。當時曾流傳這樣一首民謠：「寶安只有三件寶，蒼蠅、蚊子、沙井蠔。十屋九空逃香港，家裡只剩老和小。」
港英當局的態度這時已經發生轉變，開始實施「即捕即遣」的政策。但由於香港市民與逃港者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許多逃港者與香港市民非親即友，這項政策遭到普遍反對。
在「五月大逃亡」中，約3萬名偷渡者逃到香港後聚集在一座小山。港英政府調集數千軍警進行拉網式搜捕。與此同時，約10萬香港同胞帶著食品和飲用水來到這座山上，幫助近兩萬偷渡者成功潛入市區，並為他們提供棲身之所。其實許多香港警察也不忍心抓捕這些人，一些警察甚至同逃港者擁抱在一起流淚。最後約有1萬名偷渡者被捕，港英政府決定將其遣返。在遣返前一晚，香港娛樂場所近半停業，關心此次事件的香港市民暗地籌備營救計劃。遣返行動開始後，一輛接一輛大蓬車載著偷渡者緩緩向北行駛。行至羅湖橋時，突然有數千名香港人衝出來，他們中的許多人橫臥在橋上，阻擋車輛行進。有人大聲呼喊：「快跳車啊!」偷渡者乘勢跳車逃跑，後被香港同胞分批轉移，這次行動又使數千人留在香港。
念著毛主席語錄偷渡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不少知青感覺前途渺茫，決定偷渡香港。知青們有文化，偷渡的方式也有創意。日後成為香港「期貨教父」的劉夢熊就是在這個時期偷渡過去的。他當時走了6天6夜來到海邊，趁天黑下水，游到天亮還沒有上岸。當他聽到巡邏艇的聲音時，他一邊划水一邊默念毛主席語錄「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爭取勝利」，借此鼓勵自己堅持游下去。
在六七十年代的逃港者當中，一些人在香港當地紮下根並取得成功。例如金利來集團董事局主席曾憲梓、著名作家倪匡、「樂壇教父」羅文等等，都曾是逃港者中的一員。曾有人做過相關的統計，上世紀末香港排名前100位的富豪中，有40多人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逃港者。
1979年春節前後，廣東高要、四會等縣因謠傳「邊境開放」，數千群眾湧向廣州火車站，要去香港。當時正值水稻插秧季，一些農民聽到「邊境開放」的謠言，腳都沒洗就走出稻田，回家拖兒帶女往香港方向跑。為了堵截偷渡者沖關，港英當局差不多動用了香港警力的整個家底，還出動7架直升機，2艘軍艦，軍警4000人，24小時不間斷地進行海陸空立體巡邏。據估計在這最後一波逃港潮中，約有1.8萬多人逃到了香港。
催生深圳經濟特區
大規模逃港潮發生的根本原因，在於內地與香港之間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巨大差距。例如上世紀七十年代中期，寶安一個農民勞動日的日均收入為0.70到1.20元人民幣，而香港農民勞動一日收入能達到60—70港幣，兩者差距近100倍。在廣東一些地區流傳著這樣一句話：「辛辛苦苦幹一年，不如人家8分錢」(指寄信到香港叫親屬匯款回來)。
1977年11月，復出後的鄧小平將視察的第一站選在了廣東。當廣東省主要領導向鄧小平匯報情況時，「逃港」是重要內容之一。在聽完匯報後鄧小平表示：「逃港，主要是生活不好，差距太大。」此後不久，主政廣東的習仲勳也明確表示，偷渡外逃不是敵我矛盾，主要是人民內部矛盾，「要把我們內地建設好，讓他們跑來我們這邊才好」。
中國最高決策者已經認識到，對逃港者光靠「堵截」是沒有用的，只有把國家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逃港者才會失去動力。1980年，經濟特區在「逃港」最嚴重的深圳市率先建立。1979年深圳建市之初人口約30萬，1990年人口近200萬。逃港潮終於變成了歷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