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網訊】據「獨家」微信賬號報道，閒居已久的香港前財政司司長梁錦松上月在一個講座表示，香港要像世界其他大都會一樣，習慣一小時生活圈，考慮在珠海居住，往返一小時到香港工作。特首梁振英在深圳前海參觀之後，也勸誡香港的年輕人要往外闖，考慮到中國內地生活和工作。他們講的都有道理，但現今的年輕人聽不進去，歸根結底是他們認為過了深圳河就是一個他們不能想像可以共存的社會。
美國東部的年輕人都會到紐約嚐嚐大蘋果的滋味;英國以至歐洲的年輕人都會到倫敦去一試身手，成功了留下來，失敗了還可以返回原地過平凡日子。紐約人倫敦人到了退休年齡，可以賣掉房子，以一筆不菲的收益，到小鎮頤養天年。內地的年輕人也有北漂、上漂，到北京和上海打拼，成功了把父母接過去團聚，即使失敗了也有返回原居地的退路。
姑且把這個叫做「退場機制」，很多內地年輕人到香港打滾，爭取工作經驗或者把握機會，如果不如意，他們會退回內地，即使有些已經在香港生活了6年，差一年就能得到永久身份證的也會毅然離港。反之，香港的年輕人就是缺乏了這個退場機制，不但不考慮到內地闖蕩，有些人在考慮升學時也把內地這道門關閉。這些都跟目前香港年輕人的目光局限有關。
梁錦松在講座上闡述一小時生活圈之後，在座一位年輕人回應﹕你所說的很陌生，而且作為一個中國人，對我來講是很抽像。現今的年輕人，為什麼會認為作為中國人感到抽像呢?
100多年前，有一個少年時從新加坡移居香港的人叫伍廷芳，他從聖保羅書院畢業後在法庭當翻譯，同時在《中外新報》編譯新聞，後來到了英國攻讀法律，返港成為律師，被委任為香港第一名華人立法局議員，他並不滿足於香港這個彈丸之地的政治，北上參與洋務運動，成為李鴻章的幕僚，參與中法和中日條約的談判，後來被清廷委任為駐美國等國公使，中華民國成立後擔任外交總長、廣東省長等職。這是清末民初的事情，或許太遙遠。
香港從來都是一個吸引移民的城市，蘇兆征生長在珠海淇澳島一個破落的斗室，18歲來香港當海員，1908年加入孫中山先生領導的同盟會，積極投身辛亥革命，後成立海員工會，1922年發動海員罷工，成為中國勞工抗爭歷史的第一章，1925年加入中共，3個月後領導省港大罷工，帶領兩萬多名香港工人返回廣州與廣東工人聯合，抗議英國在上海和廣州製造五卅慘案與沙基慘案。省港工人斷絕香港的蔬菜和肉食供應，封鎖港口，香港的經濟癱瘓。
這一段省港工人聯合抗英的歷史已經被人遺忘，被忽略的還有，港英政府派員到廣州要求工人返回香港復工，罷工委員會提出的條件之一，是香港立法局議員由普選產生。首先提出普選要求的，不是30年前的民主派，而是90年前的共產黨人。
香港年輕人參與到內地政治的，從來沒有間斷過，抗日戰爭爆發，香港大學學生會發起，多間中學比如皇仁、庇理羅士、聖保祿等學生參加，成立學賑會，宣傳抗日，籌款並派員分四批到內地游擊區擔任救護傷兵工作。當時的英皇書院學生鍾明積極參與學賑會，後加入中共，解放後曾擔任廣州市副市長。
1967年的反英抗暴事件，成因可能跟目前香港的佔中差不多，就是社會矛盾突出，工業開始起飛但工人權益保障跟不上，政府提供的福利未能照顧普羅大眾，反英是訴諸於民族情緒的表達，實質是抗議港英當局對市民的照顧不足，抗暴是對暴力鎮壓的反應，並非運動的初衷。這些都是香港社會的內部因素，但還有一條重要的外在因素是內地的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的一個特點是亂，思想混亂，組織混亂。當時中共領導香港的組織，包括在北京和在香港的，都陷入混亂狀態，香港市民在某種程度是想參與到全國的「滾滾洪流」，與全國人民一道，改變國家民族的前途，這些做法目前都被完全否定，但當時他們的這個情懷值得好好研究。
這種敘述還應該包括中英聯合聲明簽署5年後的那場運動，當時香港市民對於成為中國的特區應該是有一番憧憬的，這還包含著擺脫殖民地統治，翻身當家作主，成為香港的主人，成為真正的中國人。當時的學生無論在香港遊行或者到北京天安門廣場，大部分人的目的是單純的，是為國家民族前途著想的。
現今的香港年輕人，政治上不考慮中國本身及其在國際上的大局，經濟上不考慮內地急速發展所提供的機會，生活上不考慮跨過深圳河的大片腹地。香港普選行政長官，需要從國際格局、國家大局、政治經濟文化因素，以及從歷史觀出發考慮。香港歷史上的年輕人，過去有過大中華的胸襟與情懷，而今安在?
在香港百多年的歷史當中，內地人到香港謀生，賺夠錢就回鄉娶妻生子，或者安享晚年，港人到內地做生意都是常態。中國之於香港的年輕人，並不陌生，香港人作為中國人，一點都不抽像。
回歸後，誰在塑造香港年輕人的世界觀時，刻意把中國因素抹掉或者抹黑，他們應該好好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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