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網訊】2015年剛開年，一些地方部分出租車停運引發各界關注;西安、上海兩地出租車價格聽證會也引來熱議。在司機叫苦不干、消費者打車難不滿的兩頭夾逼之下，出租車行業成為輿論焦點。
據新華網報道，業內人士認為，破除出租車行業壟斷各方已經呼籲多年，卻遲遲不見進展。如今的矛盾，是多年頑疾的爆發，但也是行業改革的契機。與百姓出行息息相關的出租車行業，在民意期待和各方圍觀下，不應再拖延。
壟斷「三宗罪」
近期出租車停運事件頻發，雖然誘因與燃油附加費、「專車服務」衝擊等有關，但較多輿論認為，病根還是出租車行業長期壟斷經營帶來的弊病。
「一宗罪」：出租車數量嚴控不顧市場需求增長。
我國出租車行業多年來飽受壟斷經營質疑，每個城市出租車的運營牌照由政府部門控制總數量發放。在一牌難求之下，出租車牌照的價格也在水漲船高。記者採訪發現，上海出租車牌照轉讓價格被炒到50萬元以上，瀋陽的出租車車標價格上漲到80萬元，仍供不應求。
由於有的地方出租車牌照沒有有效期，所以「一旦擁有」就等於「天長地久」。瀋陽出租車司機李峰告訴記者：「在獲得『車標』後，只要把車租出去，什麼都不幹，年收入就可超過9萬元，標主10年內就能收回成本。再往後就是淨賺的。」
「二宗罪」：出租車定價全靠政府調整。
在9日西安和上海的出租車調價聽證會上，有消費者代表提出，「希望這是最後一次提價的聽證會，因為光靠價格調整是解決不好行業問題的」「需要優化出租車經營模式，重新研究價格制定規則，改變政府定價的現狀」「能否逐步研究適度放開(出租車)單一的價格管理制度」。
還有消費者代表提出，應該根據車型、駕駛員星級、上下班高峰期等因素，靈活制定價格，而不是現在「一刀切」的價格。
而因為高昂的「份子錢」帶來的緊張的勞資關係，每一次出租車調價、每一次燃油附加費調整都像在雞蛋碼放的金字塔上放新的雞蛋，越來越敏感，越來越艱難。
「三宗罪」：出租車公司管理成本長期一筆亂賬。
儘管不少出租車公司都在喊窮，但其背後卻有著一筆說不清的糊塗賬。
記者調查得知，某出租車公司雖然只有40輛出租車，但管理人員卻有40人;另一家管理上萬輛出租車的企業，其各級管理人員有2000人左右。對此，上海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左學金告訴記者：「上海一些成熟的人力資源管理公司，靠300多人就能管理37萬人的信息。可見，很多出租車企業提升管理效率壓縮成本還有很大的空間。」
同濟大學交通運輸工程學院教授陳小鴻也指出，很多出租車公司公佈的支出欄目不夠細，尤其是管理人員開銷不夠公開透明，不夠詳細。
改革迫在眉睫
近年來，各地出租車司機群體停運表達不滿日趨頻繁。記者梳理發現，2014年內蒙古包頭、廣東清遠、陝西寶雞、安徽黃山等地都曾發生過出租車「不拉活」事件。而2015年才剛剛開始，就接連發生停運事件。出租車行業越來越突出的矛盾表明，改革迫在眉睫。業內人士認為，出租車改革頂層設計應盡快提上議事日程。
對此，天津社會科學院社會研究所所長張寶義認為，目前政府借助出租車公司監督管理，而出租車公司通過徵收「份子錢」約束出租車司機。但是，「隨著科技發展，完全可以通過衛星定位系統、智能軟件等手段管理出租車，出租車公司這種以專營權獲得暴利的中間層，只是徒增運營成本和社會管理成本，應下狠心動刀子」。
長期關注交通領域的中國政法大學中歐法學院教授王軍認為，此前城市之所以要嚴控出租車數量，是為了防止發生惡性競爭、盲目增加數量導致道路擁堵等問題，這些問題都是因為信息不對稱導致的。但現在信息不對稱問題隨著技術進步，很大程度上都被解決了。那麼繼續進行數量管控、價格管制的意義在哪呢?
專家認為，出租車行業改革畢其功於一役或有難度，讓出租車行業更多地在陽光下運行卻不是難事。陳小鴻建議，出租車行業應讓監督和審計深度介入，向駕駛員和市民公開出租車企業的支出情況，包括「份子錢」的總數和使用情況等。通過出租車行業成本的透明公開，讓社會參與監督，倒逼行業轉型升級。
用好「專車服務」這條鯰魚
從2014年10月份開始，「專車服務」快速發展，極大地衝擊了傳統出租車行業。在這背後，體現的正是大城市公共出行的旺盛需求和差異化發展趨勢。
一號專車CEO李祖閩告訴記者，其實他們在做的是增量市場，例如在車上設置嬰兒坐椅，一些家長也用「專車服務」接送孩子上下學，這些都是傳統出租車行業提供不了的服務。
對此，國家發改委綜合運輸研究所城市交通研究室主任程世東告訴記者：「現在公眾的出行需求遠未被滿足，不僅高端個性化的需求遠遠沒有滿足，普通的需求也沒有滿足。所以，才有很多平台以汽車共享、合乘拼車等形式來滿足這種需求，甚至游離在法規以外。」
有業內人士估算，目前北京、上海的「黑車」數量均有數萬輛。「黑車」禁而不絕，從另一側面反映了市場需求，也讓有關部門陷入了「堵」不住也「疏」不了的尷尬。
「專車服務」這種新業態相比出租車壟斷業態，真正的特點在於因管理成本低廉，帶來司機分成比例高的巨大優勢。「滴滴打車」的媒介經理張真瑜表示，瀋陽「滴滴專車」近千輛，如果「滴滴專車」一單生意賺100元，「滴滴」抽取20%後，司機可得80元，遠高於給出租車公司打工的收入。業態革命帶來全新的利益分配模式，這正是「專車服務」帶給客運行業的「改革紅利」。
業內人士建議，監管部門可以接入互聯網「專車服務」信息後台，這樣便於車輛信息審核，從源頭上杜絕不法車輛的加入。同時也要給「專車服務」以足夠的觀察期、發育期，而不是一棒子打死。
直面改革方能啃下硬骨頭
交通運輸部日前表示，「專車」是新時期的創新服務模式，對滿足運輸市場高品質、多樣化、差異化需求有積極作用。但「正名」的同時卻未回應出租車壟斷經營權改革的核心問題。人們期盼，有關部門能直面出租車改革，更期盼出租車改革破冰能傳遞出深化改革決心，撬動更多行業在深水區啟動改革。
歷史總是驚人相似，縱觀改革歷程，基層的改革探索總會在既有框框內不安分地「冒尖」。30多年前，小崗村的十八戶村民冒著坐牢的風險，撬動了中國農村改革浪潮。
黨的十八大以來，戶籍管理制度、收入分配製度、社會保障體系、高校招生制度、公務車等改革，哪一個不是硬骨頭?如今紛紛出台了時間表，開始運行在改革「軌道」上。究其原因，正是將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嚮往作為改革目標，真正做到改革為了群眾、改革依靠群眾、改革讓群眾受益。
今天的出租車改革，也是一塊需要攻堅克難的硬骨頭。面對未來的激流險灘，面對既得利益的高牆，面對群眾關注的焦點、百姓生活的難點，希望有關部門能一鼓作氣、勢如破竹地把這塊硬骨頭啃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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