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網訊】據財經網3月15日發表署名評論《砍樹救林 除惡務盡 標本兼治——再論終結腐敗》，文章稱家族化、集團化的貪腐案例中，令計劃、周永康案表現突出。令家不但是夫妻同失自由，其兄其弟其妻弟也紛紛涉案落馬。周永康被指與薄熙來、徐才厚、令計劃案都有剪不斷理還亂的牽連;他夥同李東生、蔣潔敏等部屬，更是或串聯，或並聯，組成了一張巨大的貪腐網，到了幾乎可以遮天蔽日的地步。全文如下：
反腐，無疑是當前中國社會最主要的話題。一個時期以來，腐敗問題始終是困擾著中國社會的重大憂患。高層領導人在不同的場合反覆表示，腐敗問題關係到黨和國家的生死存亡。當前中國社會經濟矛盾的根源很多同腐敗有關，普通百姓對官員腐敗更是深惡痛絕。如果能夠終結腐敗，那麼大多數的社會矛盾就能夠因此迎刃而解，國民的凝聚力、社會的和諧度會得到很大程度的提高，經濟也將在更健康的軌道上運行，從而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打下更加堅實牢固的基礎。
從黨的十八大以來，反腐敗的高潮一個接著一個。從拍「蒼蠅」到打「老虎」，再到打「大老虎」;從黨政要員到軍中巨蠹;從在位的到退休的;從國內的到已經逃到國外的……可以說，反腐敗是在全方位、立體化地進行。這充分彰顯了中央猛藥去沉痾、砍樹救森林的決心，也符合廣大人民群眾的期望，深得民心。反腐的第一步，「不敢腐」的態勢，已經初見成效，也為下一步的反腐，贏得了空間。
一場輸不起的戰爭
從目前公佈的一些重大案件來看，它涉及中央和地方的黨政大員、地方黑社會勢力、部分代理人性質的民企、壟斷性央企，橫跨能源、交通、宣傳、資本市場等關鍵領域，並深入國家政法紀律部隊甚至武裝力量。
總結前一階段的反貪腐情況，可以用三句話來形容：一是貪腐的數目之大，令人瞠目結舌;一是貪腐手段之多樣化，令人歎為觀止;一是貪腐分子分佈之廣、團伙規模之大，令人冷汗直下。
先說數量。以中央軍委原副主席徐才厚為例，有媒體報道，當解放軍軍事檢察院的辦案人員對北京阜成路上徐才厚的一處宅第進行查抄時，結果令見多識廣的辦案人員也出乎預料，在這處二千平米的豪宅地下室，堆放著美元、歐元、人民幣等大量現金，以及各種名貴的金銀珠寶，古玩器具和字畫!在去年全國政協的一個會議上，一位中央領導當著參會的全國政協常委、委員的面，這樣評價徐才厚案：「徐的瘋狂斂財，是我們所想不到的!」
2015年「兩會」上，曾經在徐才厚身邊工作過的軍事科學院軍建部原副部長楊春長少將說，某個大區級的軍隊高官，一次向徐才厚行賄的數額，高達1000萬，但還是沒能如願晉級，因為另一個送了2000萬。
有人說徐才厚是當代和，我看即使能起和於地下，聽到這些，他恐怕也要羞愧不如到再死一次。
如果說，徐才厚貴為中央軍委副主席，是巨蠹，其貪污數目足以驚世駭俗的話，那麼，那些司局級甚至科處級甚至村級貪官，每每傳出家中被抄出數以千萬元甚至上億元的現金，真是「小官大貪，螞蟻搬山」，也一次又一次地衝擊著老百姓的神經，一次又一次地刷新著沒有最貪、只有更貪的紀錄。
第二是貪腐手段之隱蔽，方式之多樣化。以中央政治局原委員、重慶市委原書記薄熙來案為例，薄熙來受審時的法庭調查顯示，2001年7月9日，薄谷開來用徐明給予的購房資金，購買了位於法國尼斯地區的楓丹·聖喬治別墅。但是其交易程序之複雜程度，也遠超我們的想像。為了不讓薄家人露出水面，同時為避稅，徐明與法國人德維爾等設計了用公司方式購入房產並進行管理的一整套複雜方案。楓丹·聖喬治房產公司名下的資產實際由羅素地產公司擁有，但薄谷開來是該公司實際所有人與唯一獲益人，因此該別墅應屬薄家無疑。法國企業文件顯示，曾有三位接近薄熙來家庭的人在不同時期負責管理該別墅，被薄谷開來殺害的英國人尼爾·伍德便是其中之一。據報道，這套豪宅目前以695萬歐元的價格正被掛牌出售。
如果說收受房產得實物總還會有跡可循的話，那麼，通過海外離岸公司，那些輸送或轉移了數以億萬的複雜交易，絕對可以說是在國人的想像力之外進行的。這次「兩會」期間，有審計署的官員說，海外投資的4萬億元，幾乎沒有過審計，其中的奧秘，我們也就無從知曉了。還有在金融領域的各種暗箱操作中，在礦產資源的買進賣出過程中，在國有資產的各種重組過程中，總有一些面目不清的神秘身影若隱若現。經過了多年的「歷練」，貪腐官員們從簡單的權色交易、權錢交易，「進步」到了貪腐行為像「空中有鳥飛過，但是不留痕跡」。他們設計出一套又一套的複雜程序，給他們的貪腐行為蒙上一層又一層的偽裝，使得即使受過專業訓練的辦案人員，也常常摸不著頭腦。
再有就是貪腐規模不斷擴大，呈現出家族化、團伙化甚至集團化的趨勢。以全國政協原副主席、江西省委原書記蘇榮案為例，他的問題主要發生在主政地方期間，時間長達近10年。在擔任主要領導期間，和家人、親屬的違紀違法發展到登峰造極的程度，不僅自身腐敗，還縱容家人親屬，擅權干政，利用影響力尋租，搞家族式腐敗。中央紀委副書記趙洪祝在今年「兩會」上說，蘇榮腐敗案就是典型的家族腐敗——家裡面從老到小、從男到女都有參與。蘇榮妻子於麗芳，綽號「於姐」。在江西官場上，「於姐」之名流傳頗廣。其身影亦出現在新余市人大常委會原主任周建華等多人的舉報中。還有報道稱，這位「於姐」酷愛收藏景德鎮瓷器，有不少工藝美術大師，通過各種渠道，將自己的作品「贈送」給她。蘇榮本人這樣懺悔：家就是權錢交易所，他本人就是權錢交易所所長，不僅全家老小參與腐敗，也帶壞了幹部隊伍、敗壞了社會風氣、損壞了政治生態。蘇榮可謂是「有權就任性」的代表。
家族化、集團化的貪腐案例中，令計劃、周永康案表現突出。令家不但是夫妻同失自由，其兄其弟其妻弟也紛紛涉案落馬。周永康被指與薄熙來、徐才厚、令計劃案都有剪不斷理還亂的牽連;他夥同李東生、蔣潔敏等部屬，更是或串聯，或並聯，組成了一張巨大的貪腐網，到了幾乎可以遮天蔽日的地步。在地方層面上，山西等地官場出現了塌方式的腐敗現象。在「兩會」期間，山西的現任領導甚至發出無官可用的感歎!
久加諾夫總結蘇共失敗的原因就是「壟斷權力、壟斷資源、壟斷真理」。更準確地說，是特殊利益集團的壟斷。所以進一步看，反腐的對象貌似官僚體系，但官僚體系的背後是利益集團。
從落馬官員不斷上升的犯罪金額數量和越來越高的層級來看，這些集團攫取國家與社會資源的能力正在不斷快速上升過程中，很可能這些集團業已成為中國居民財富分配的最強大主體。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利益集團早就已經盤根錯節，從目前公佈的一些重大案件來看，它涉及中央和地方的黨政大員、地方黑社會勢力、部分代理人性質的民企、壟斷性央企，橫跨能源、交通、宣傳、資本市場等關鍵領域，並深入國家政法紀律部隊甚至武裝力量。
正因為如此，中央紀委書記王岐山清醒地意識到，並且及時地提醒我們：這是一場輸不起的戰爭。
中國的反腐會走向何處
即便是反腐在一定程度上的確帶來了經濟發展速度的影響，那麼責任也不在反腐而在腐敗，在於腐敗勢力過往所造的「孽」與今天所作的「祟」。
中國的反腐會走向何處?這個疑問不但存在於國內很多人的心中，在海外也不乏其例。
有人說，腐敗的癌細胞，已經在國內政治經濟的各個領域廣泛地擴散開來了。現在反腐為時已晚;也有人說，現在反腐擴大化了，就像給腫瘤病人做化療一樣，我們的黨和國家會從此虛弱下去;還有人說，隨著反腐的深入，打擊面在不斷擴大，一些強大的、「不可觸碰的」利益集團必然會進行抵制;已經落網的老虎們的餘黨以及尚未落網又擔心落網的老虎甚至巨虎們一定會蠢蠢欲動，伺機反撲;還有人說，現在無官不貪，再查下去，幹部隊伍將全軍覆沒，勢必徹底動搖黨的統治基礎;隨著目前國家經濟發展速度放緩，有人出於對經濟下行的擔心，也開始憂慮反腐敗會不會影響到經濟運行……這些言論貌似有理，但都只是看到問題的表面和局部。
應該說，中國經濟之所以出現現在這種衰退式調整或者叫調整型衰退，本身是經濟規律作用的結果;腐敗經濟本身就是一種畸形的經濟，其導致的所謂繁榮也是虛假的繁榮。反腐對相關腐敗經濟的衝擊，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加速、加深了這種經濟衰退式調整的到來。
我們應該認識到：該來的一定會來，早來早解決，總比滾膿包要好。我們要想真正擺脫權貴經濟的敲骨吸髓，就必須承受今日反腐帶來的經濟陣痛。甚至可以說，隨著中國反腐的深入，隨著權貴集團破壞、阻擾，中國經濟可能還會迎來更嚴酷的局面，但縱使如此，也絕沒有放緩反腐腳步的理由。
更確切地說，即便是反腐在一定程度上的確帶來了經濟發展速度的影響，那麼責任也不在反腐而在腐敗，在於腐敗勢力過往所造的「孽」與今天所作的「祟」。
有人說：2015年告別了「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危機潛伏期，迎來了「黑雲壓城城欲摧」的爆發期;反腐風暴加速了中國總危機的解決，但沒有人能夠預測未來若干年內中國以何種方式解決總危機。可以斷言的是，中國的任何選擇都將根本地改變中國命運並影響世界。
大家都認識到了2015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關鍵之年，是全面依法治國的開局之年，也是全面從嚴治黨的決戰之年。中國的反腐能不能成功?王岐山說得好：我們不信邪。從總的趨勢來講，反腐是正義的事業，貪腐則是見不得人的行為，沒有任何正當性可言，這一點毋庸置疑。所謂邪不壓正，這一點也毋庸置疑。
但也要看到，這的確是一場冒險的鬥爭。有一點可以肯定，反腐可能不一定取得全贏的結局，但不反腐我們一定會輸，輸得喪失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偉大成果，輸得無法建設公平正義和諧的社會主義社會，結果必然法治不張，黨無寧日，國無寧日!
當然，如何認識、如何衡量黨內出現或可能出現的一些分歧意見甚至是尖銳的對抗性矛盾，如何在反腐的具體佈置和運作上區別戰略與戰役、長期與階段之分，這些都存在探討的餘地。但是無論如何，我們一定要義無反顧地將這場反腐鬥爭向前推進，深入進行下去，逐步從治標為主轉入標本兼治的決戰決勝階段。
最近，國外的一些中國問題研究專家擔心中央反腐的「高度風險」。當過英國廣播公司記者與英國議會下院議員、出版了《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三部曲以及《毛澤東的最後革命》等多部專著的美國哈佛大學研究中共精英政治的權威學者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 教授，在回答記者採訪時也說，(習近平)所採取的政策表明他是一個敢冒風險的人，因為儘管我確信他的反腐運動很得民心，也是他使共產黨重新獲得合法性所作出的可信的努力。但他擔心「習式反腐會危及中共」。國外專家對中國存在的腐敗的嚴重性所表示的憂慮可以理解，也代表了海外對中國的反腐會走向何方的疑問。但是他們所得出的結論，可以看出他們對中國的現狀，還是缺乏足夠的瞭解。他們沒有看到，黨中央把追求社會的法治、自由、平等、公平和正義，作為本屆中央十分重要的執政目標。反腐敗，是讓人民群眾能夠感受到法治、自由、平等、公平與正義的一個重要方面。因之，中國的反腐事業一定會得到黨內廣大共產黨員和全國人民群眾的理解和支持，這是我們能夠取得勝利的重要保障。
必須解決樹倒根在的問題
腐敗確實像癌症一樣，對黨和國家的前途和命運，有著致命的影響。我們砍病樹、去惡竹的過程，就是動手術切割腫瘤和病變組織的過程。
砍樹救林，除惡務盡，標本兼治，必須解決樹倒根在的問題。這個根，既有歷史形成的錯綜複雜的人事因素，但更主要的，是體制機制的不完善。如果樹林裡有一棵樹病死了，倒了下去，可能是這棵樹本身出了問題;但是如果一片樹都成為病樹，倒了下去，那就不一定僅僅是樹本身的問題，更可能是土壤和水分出了問題。所以，砍樹救林，標本兼治，一定要邊深入反腐，邊抓住典型案件深刻總結經驗教訓，從體制制度方面深化改革，為黨政官員不能貪、不想貪營造良好的「土壤和水分」的健康成長環境條件。
從各種媒體的報道裡，我們經常可以聽見那些貪腐分子事後的反省。他們幾乎眾口一詞地認為：這些年隨著地位的提高，放鬆了學習，放鬆了對自己的要求，以致陷入貪腐的泥淖，越陷越深，最終不可自拔。甚至有些人還把自己的貪腐墮落歸罪為是西方所謂腐朽價值觀的所謂「侵蝕」。果真如此嗎?
在事發前，這些犯罪分子的地位可能是在不斷提高，但是黨對他們的教育並沒有因此放鬆，各級黨校對於各級幹部都有這樣那樣的培訓計劃和課程;可以說，他們不斷提高地位的過程，也是接受黨的培養教育不斷深入的過程。所以，問題的根子並不在什麼放鬆了要求，放鬆了學習上面。根子是，隨著他們地位的提高，他們手中掌握的權力也越來越大;這個權力，又缺乏必要的監督和節制，成了所謂的絕對權力。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腐敗，最終將腐敗者本身吞噬——我們現在的反腐，是黨中央最高權力的體現，如果沒有這個最高權力，現在的反腐局面很難想像。
這就給人們帶來了疑惑：腐敗的根子在於權力，所以反腐敗需要更大的權力。那麼更大的權力就不會帶來新的更大的腐敗麼?所以，以更大的權力來節制權力，來剔除那些依附在權力上的枯枝敗葉，這也只能是治標之舉;只能做到讓官員不敢腐，而不能做到讓他們不能腐，不想腐。還應當指出，把權力分散的做法，只能節制權力於一時，而不能根本上解決權力的節制問題。根本上的解決方案，是把權力關進籠子。
那麼什麼才是能把權力關進去從而從根本上終結腐敗的籠子呢?這就需要請出憲法和法律，請出黨章黨規。憲法，是現代國家的根本大法，是權力所能到達的最遠邊界。沒有憲法，或者有了憲法，只是把它當擺設用，那麼社會的亂象，不管是政治層面的，還是經濟層面的，都將不可避免。共和國60多年的歷史，有文革等政治災難於前，有大面積的腐敗現象在後，都充分證明了這一點。
憲法法律，黨章黨規，是節制權力的根本力量，也是保證權利的根本力量。權力和權利，有此消彼長的關係。一個法治程度越高的社會，其公民權利也必然越高;反之，一個公民權利不能得到保障的社會，其法治程度也必然低下。在一些地方，權大於法，以言代法，以權壓法，徇私枉法等現象之所以氾濫，執政黨對立法執法的領導，變成了黨組織某個書記的領導，這就為腐敗的滋生壯大提供了肥沃的土壤。這樣導致不少黨政官員，不尊崇憲法，不敬畏法律，不遵守黨章黨規，而去崇拜權力、崇拜金錢，崇拜關係，那就必然掉進腐敗的泥坑。
《終結腐敗》一文曾經在操作層面上提出了一些具體的制度建設建議，這些舉措，其實也離不開依法治國、依憲執政的全面推進。因此，腐敗問題的最終解決，還是要靠依法治國、依憲執政的真正實施，要靠公民權利的真正落實;要靠幹部任用制度及反腐倡廉的制度、體制、機制的真正建立，要靠媒體監督的真正實現。
正如法律的建立和修改需要領導一樣，法律的執行和落實需要監督。離開了監督，權力即使在籠子之中，也免不了會產生暗箱操作，從而產生新的腐敗。透明和公開是暗箱操作的天敵。對於最近反腐鬥爭中，很多落馬官員集中於各級政協機構這一現象，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說，大多落馬的政協官員，其犯罪事實，多發生在來政協以前。這就又帶來了一個疑問：他們是怎麼進政協的?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他們的貪污腐敗犯罪，也不是一夜之間就完成的。那麼，在進政協之前，他們又是如何做到帶病提拔、邊腐邊升、甚至越腐升得越高的?這就與選拔過程的不透明、暗箱操作有絕大的關係。
可以說，權力的本性決定了它一定會千方百計地掩藏隱蔽自己的特點，所以，權力越想遮蔽、越想掩蓋的東西，媒體和社會越需要不屈不撓地去監督、去阻止、去揭露。只有這樣，不能腐才有可能實現。我認為，要改變以前所謂疑人不用、用人不疑的做法，而要提倡有能力就用、用了一定要「疑」的做法。任何一個人，或選或拔，只要他來到了領導崗位上，我們就要把他當作「可能的壞人」，對他的一切行為，都要實施有效的監管，必須確保證這個人手裡的權力在正確的軌道上運行，堅決杜絕任何能讓他「出軌」的機會。
我們也不否認社會進步中人的因素。制度也不是萬能的，再先進的制度，也還有完善修改的空間。只要有修改完善的空間，就一定有可以被利用的機會、可以鑽的空子。籬笆再緊擋不住風，漁網再密兜不住水。有了制度，有了監督，還需要一支過得硬的黨政幹部隊伍。這支隊伍要在靈魂深處真正做到不想腐。個人的德行，也是整個社會系統作用的結果。在不敢貪、不能貪的社會環境中，不想貪的官員自然就會越來越多。所以，這個過程其實是相對漫長的過程，不可能立竿見影，不可能畢其功於一役，不可能一勞永逸。畢竟我們不能否認人性中存在著陰暗的一面，尤其是，這個陰暗面和權力的特性特別契合，特別容易產生化學反應，從而生成危害社會的毒素。因此，從理論上講，幹部德行是優先考核的，實際上，能力是官員考核的主要因素。在選拔幹部的時候，我們重視德才兼備;但是，德才兼備的幹部在其領導崗位上，也有逐步變壞變質的可能。所以官員上崗後，就要把他們交給法律，交給媒體，交給社會去監督，去評判，去決定取捨。
杜甫有詩云：新松恨不高千尺，惡竹應須斬萬竿。病樹、惡竹務去，山林才能常綠。這個已經是全黨、全社會的共識。腐敗確實像癌症一樣，對黨和國家的前途和命運，有著致命的影響。我們砍病樹、去惡竹的過程，就是動手術切割腫瘤和病變組織的過程，既要精細操作，不誤傷健康肌體，又要做到不留餘地，不存死角;同時又要去除腐敗得以滋生的土壤，拔出腐敗的總根子，從源頭上徹底消除腐敗。
砍樹救林，除惡務盡，標本兼治，現在是要讓所有貪腐分子無所遁形，接著是要讓所有掌握權力的人都能保持清正廉潔，從而遠離腐敗覆滅的深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