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網訊】1967年年初，「文革」進入高潮。中聯部也不例外。一天，我剛跨進中聯部大門，一位同事急匆匆對我說：今天出了件大事!有人貼了喬石和郁文夫婦的大字報，說郁文是陳佈雷的侄女!
大字報前圍滿了人，大家議論紛紛。我也擠進去看了。大字報的主要內容是：喬石原姓蔣，是蔣介石同鄉，並同有一個「石」字;郁文是蔣介石的「文膽」陳佈雷的外甥女。結論是：喬、郁二人是國民黨反動派的「孝子賢孫」。
看完之後，我默然地想，這算什麼!中聯部不少領導都「出身不好」，背叛了家庭出來革命的。
但因陳佈雷太有名了，這張大字報成了中聯部轟動一時的新聞。因為這樣的家庭背景，郁文一生多次受到審查之累。
加長的入黨預備期
郁文原名翁郁文，出生於浙江寧波地區的慈溪。也許出於與家庭「劃清界限」的考慮，她參加革命後將名字去掉了這個「翁」字。
郁文的母親陳若希，是陳佈雷的五妹。陳家是慈溪名門望族。陳佈雷曾加入同盟會，擔任過上海《天鐸報》記者和《商報》主編，曾任國民黨中央黨部書記長，後為蔣介石撰擬《祭告總理文》，一舉成名。1935年後，任蔣介石侍從室二處主任等要職，長期為蔣介石撰寫文告、文件和文章。
郁文青少年時期受大舅父陳屺懷和大哥翁澤永的影響，參加了當地的抗日救亡宣傳隊。當年16歲的她，是最年輕的隊員。在中學讀書時，她結識了一些進步同學，通過他們，借閱到艾思奇的《大眾哲學》、高爾基的《母親》等，還讀到了魯迅的雜文。
1944年秋，溫州淪陷，在溫州高中讀書的郁文決定離校回慈溪老家，投奔浙東四明山新四軍抗日根據地。母親知道她準備「上山」，要她好好想想，舅舅陳佈雷和父親翁祖望(在陳佈雷身邊任職)是幹什麼的。郁文回答說：「現在國共合作抗日，首先要把日本鬼子趕出中國去!」開明的母親默然同意了。
於是，年僅18歲的郁文背著行李，穿越日軍據點，來到四明山上的魯迅學院。魯迅學院是中共浙東區委開辦的，主要培養文教、民政和群運方面的幹部。
郁文在一篇回憶文章中寫道：「我進魯迅學院後，如饑似渴地學習了毛主席的《新民主主義論》《論持久戰》和《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等著作，真有如久旱逢甘霖!我多年來苦苦思索的問題：『中國的出路何在?』『能否把日本鬼子趕出去?』『青年人有什麼前途?』等等，全都迎刃而解!思想上真有一種豁然開朗的感覺。」
兩個月後，魯迅學院支部決定發展表現積極的郁文入黨，但由於她的家庭和社會關係複雜，沒有人適合做她的入黨介紹人。組織出面，由中共浙東區委委員林克和魯迅學院院長黃源做她的入黨介紹人。區黨委批准時指示，因其家庭出身不好，特別將候補期延長為一年(一般是三個月)。
三個月之後，魯迅學院支部全體會議一致通過，同意郁文提前轉正。但是，這一決定未獲區委批准。九個月之後，支部第三次通過決議，同意郁文提前轉正。這次，區黨委批准了支部會議決議。1944年9月15日，郁文轉為中共正式黨員。
報道鄭蘋如
抗戰勝利後，國共兩黨簽訂了和平協定。為了有利於談判，中共主動提出讓出包括浙江在內的南方八個省的解放區。從1945年9月起，中共浙東黨政軍人員整體分批北撤。魯迅學院院長黃源向浙東解放區黨委書記譚啟龍建議，鑒於郁文和陳佈雷的親屬關係，宜派郁文去上海搞情報工作。黨委組織部找郁文談話，要她盡快去上海。
10月初，郁文到達上海，進入之江大學教育系讀書，組織關係從解放區轉到之江大學支部。
1946年5月起，郁文擔任了《聯合晚報》的記者，以及《青年知識》半月刊的特約編輯和撰稿人。《聯合晚報》實際上是上海地下黨支持主辦的報紙，經理王紀華、總編輯陳翰伯、主筆馮賓符、編輯鄭森禹、姚黎民，都是共產黨員。
在這裡，郁文認識了喬石。喬石也在《聯合晚報》工作。1945年至1949年期間，他擔任了上海地下黨學生運動委員會(簡稱「學委」) 中學區委組織委員、上海地下黨學委總交通等職。
《聯合晚報》是當時上海唯一的晚報，十分暢銷。郁文經常到一些重點大學採訪，到重要的學生集會、遊行示威的第一線採訪，突出報道了上海學生運動，也報道了全國各地的重要學生運動。她撰寫了許多有影響的文章，成為該報享有盛譽的記者。
特別是，她以「凌瀾」為筆名，寫了一篇題為《高風亮節永照海上，執法殉法沉冤未雪》的文章，報道了江蘇高等法院刑二庭庭長郁華(郁達夫之兄)被日偽特務組織「76號」負責人丁默村秘密殺害的經過。
1939年11月13日早晨，郁華從寓所搭包車出來時，遭暴徒三槍擊斃。暴徒留下一句「你竟不給臉」，登上一輛黑色小汽車逃逸。郁華的車伕記住了車牌號8741。當天晚上，租借當局就發現，這輛車停在「76號」的門口。案子也就不了了之。
但當時，郁華之妻陳蔭還不知道，主犯正是丁默村。丁默村的浮出水面，和鄭蘋如有關。郁文在文中寫道：
鄭是上海淪敵期間軍統的地下工作者，當時佯與丁逆稱善，其後謀殺丁逆未遂，反被丁逆所害。這也是最近丁逆案中的一件重要案件。不過當郁庭長被害之時，鄭計猶未為丁識破，相與過從甚親密，鄭某次曾於嬉戲間以不經意之態向丁探詢郁庭長何故被害，丁未加懷疑，與之直言：「事前派人勸其加入和運(註：即所謂「和平運動」)，竟遭他嚴詞拒絕，如此不識時務，不識抬舉，所以殺隻雞給猢猻看看。」又說：「你的父親也該識相點。你們不要以為『七十六號』沒有人啦!」蓋當時鄭父任首席檢察官，與郁故為世交，鄭蘋如曾私語：「決為郁伯文復仇。」採得丁語後，即密告其父。聽說後來鄭首席立刻密呈司法行政部，目前郁夫人正擬設法查獲此項呈文。(鄭首席後以愛女罹難，哀痛逝世。)且鄭蘋如之母弟，均能為此事作證。
引起陳蔭注意的，是庭上丁默村的自辯詞。軍統局稱，丁1937年春至1940年3月任偽特工總部主任時，曾捕殺地下工作者72人。丁辯稱，他在「76號」為1939年冬，為時僅三月，在此期間以外及上海以外之事，不能由他負責。陳蔭在報上看到這句話後，才知道其夫被害正是在丁的任內，於是向上海高院遞交了訴狀。
1947年5月，國民黨當局查封了《文匯報》《聯合晚報》和《新民晚報》三報，多名記者被捕。為防止意外，黨組織決定讓郁文離家隱蔽，並參加籌組全國學聯，工作上由喬石負責聯繫。10月，喬石通知她，她的組織關係從之江大學轉出，轉到了全國學聯。
陪護陳璉去解放區
此時的中國，兩條道路、兩種命運的鬥爭異常激烈。在郁文的家庭中，也暗流湧動。
郁文的表姐陳璉，是陳佈雷的小女兒。她1940年入昆明西南聯大讀書，又進入重慶中央大學，在進步同學影響下加入了中共，後與北平地下黨學委負責人袁永熙結婚。
1947年9月24日晚，陳璉與袁永熙被捕。所幸叛徒指認時，沒有認出稚氣未脫、學生模樣的袁永熙，就是地下黨姓袁的負責人。特務在他們住所搜到的，也僅僅是「民主青年同盟章程」。審訊關押數月後，12月下旬蔣介石下令，交陳佈雷「嚴加看管」。
陳璉夫婦出獄後，行動受到嚴格限制。第二年晚些時候，才被允許看望親戚。一次，夫婦倆從南京來到上海，專程探望五姑母、郁文之母陳若希。趁著在郁文大哥翁澤永房間小坐的機會，陳璉輕聲問：「不知道有沒有辦法到那邊去?」郁文聽出他們想去解放區，立即向當時黨內聯繫她的(國統區)全國學聯黨組書記錢李仁報告。組織上很快回話說：上海黨組織知道這兩個人。他們想去解放區，上海黨組織可以幫助。
郁文正苦於沒有合適的機會去南京找他們，11月13日，陳佈雷自殺身亡。她即日陪同母親去南京奔喪。在靈堂一側，她趁亂悄悄告訴袁永熙，上海地下黨已同意送他們去解放區。雙方迅速商定了下一步的具體聯繫辦法。
一個多月後，在上海地下黨學委總交通喬石的安排下，陳璉夫婦來到上海交通員顧金德家中，取到了事先準備好的假身份證件。組織上決定，由郁文陪同他們去解放區。
此後，三人換了裝，雜在「跑單幫」的人群中，先到鎮江，然後從淮海戰場邊沿和間隙地區穿行，向石家莊進發。到了剛解放的石家莊後，他們被告知不必去西柏坡，北京即將和平解放，就加入中央機關隊伍，向北平進發。1949年2月初，進了北平。4月，在中央青委機關基礎上，成立了團中央。三人都留在團中央工作，郁文擔任了辦公室秘書。
1952年初，郁文與時任浙江省杭州市委青委宣傳部部長的喬石結婚。婚禮十分簡單，郁文第二天就照常上班了。
婚後，郁文調到杭州工作。1952年底，喬石調到上海，任華東局青委統戰部副部長。郁文也隨之調往上海。1954年春，喬石奉調鞍山，擔任鞍鋼建設公司工程技術處副處長、處長。隨後，郁文也調往鞍山。1957年初，郁文擔任了黨委辦公室副主任。
陳璉之死
1957年夏天，整風反右運動開始。郁文性格直爽，穩重的喬石不斷提醒她，講話要謹慎。因此，在大鳴大放和大批判期間，雖然她心裡十分想不通，但都緘默以對。
即使如此，她出身不好的問題，也仍然被提了出來。她被要求與母親「劃清界限」。她內心十分痛苦，不得不在會上違心地表態。好在不久，風頭過去了，郁文依然常回去看母親。
郁文的親人中，大哥翁澤永、三哥翁澤宏、姐夫胡祖源、堂姐夫袁永熙(時任清華大學黨委書記)等都被打成了右派。
當時，陳璉擔任了團中央常委、全國政協委員、全國婦聯執行委員，也是八大代表。為了保持政治上的純潔性，也為了三個孩子的政治前途著想，她決定同袁永熙離婚，並堅決離開北京這個「傷心地」。1962年春，她調任上海華東局宣傳部教育處處長，帶著三個幼小的孩子去了上海。
「文革」開始後，陳璉從安徽農村「四清」地被召回華東局機關。她被關入「牛棚」(晚上允許回家)。機關裡的造反派和北京來「抓叛徒」的紅衛兵多次抄了她的家，批判她曾為父親陳佈雷「奔喪」，同時還從陳佈雷日記中「發掘」出了所謂她的「秘密自首的新證據」。她都沉默以對。
誰也不曾料到，1967年11月19日夜裡，陳璉從11樓縱身一跳，自殺身亡。
她的大兒子陳必大說：「媽媽多少年來太相信組織了，也太怕失去組織了，對真誠的人來說最可怕的精神迫害就是被懷疑，它足以令人發狂，足以誘發自虐心理。」
對於陳璉的自殺，郁文是十分痛心的。她在一篇回憶文章中寫道：「1962年我和璉姐在北京重逢時，她正在考慮離開北京調到華東去工作。她告訴我，周總理勸她：『你還是留在北京工作好，中央更瞭解你。』短短一句話，洋溢著多麼深沉的關懷!這絕不只是由於在重慶時鄧大姐直接聯繫過陳璉，也不因為解放後周總理親自同她有過不少工作接觸，更主要的是周總理對這樣一個具有特殊家庭出身的共產黨員無微不至的關懷，想把她置於自己保護之下。璉姐後來在『四人幫』罪惡淵藪之地的上海含冤去世，然而，縱使不是在上海，她也未必能擺脫這一厄運。」
低調本色
因為陳佈雷的關係，郁文自己在文革中也被貼了大字報。但在屬於文革重災區的中聯部，每天都有「重磅炸彈」，多名部長、副部長和局級幹部被揪了出來，喬石等都被關進中聯部的「南小樓」，隔離審查。郁文只是處級幹部，加之性格親和、平時群眾關係好，因此涉險過關。
1969年6月，喬石夫婦等中聯部人員共678人，被發配到黑龍江肇源「五七干校」(1970年遷往河南省沈丘縣)。
1971年1月，耿飆調任中聯部部長。在他的努力下，中聯部被打倒的幹部逐步「解放」。喬石和郁文都先後調回中聯部，在新成立的「研究組」工作。
1978年2月，喬石被任命為中聯部副部長。1982年，擔任了部長。在當年9月的十二大上，他當選為中共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1987年，在十三大上，成為政治局常委。
雖然喬石的職位不斷變動上升，郁文依然保持著低調本色，一直對自己、對子女、對喬石身邊的工作人員要求十分嚴格。
1988年，人民日報國際部副主任果永毅陪同副總編輯陸超祺訪問波蘭等國，在法蘭克福機場轉機。兩位西裝革履的中年男士急急忙忙走到他們跟前問道：「你們看到喬石同志夫人郁文同志嗎?我們是中國民航法蘭克福辦事處的，我們不認識郁文同志，到處找不到她!」他們一起四處尋找，終於在候機廳的一個角落裡找到了她。
郁文安靜地坐在一群旅客中間，毫不引人注目。面對兩位熱情慇勤的民航辦事處負責人，她一再表示，不必給他們添麻煩，自己轉機就好。
本文首發刊載於2014年10月17日發售的《中國新聞週刊》總第680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