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網訊】據觀察者網報道，近日，正在中國訪問的敘利亞總統政治和新聞顧問、敘利亞總統特使夏班表示，敘國內狀況比西方媒體報道好得多，感謝中國4次在聯合國安理會動用否決權，使敘利亞避免進一步陷入災難的深淵。「中俄4次動用否決權，否決安理會涉敘問題決議草案。我代表敘利亞政府和人民，向中國政府和人民表示感謝。」
2011年10月4日、2012年2月4日、2012年7月29日、2014年5月22日，聯合國安理會就敘利亞問題決議草案進行表決。作為五個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中國和俄羅斯投票否決，使得相關草案未獲通過。2011年「阿拉伯之春」爆發後不久，我有幸前往以色列學習，今天回憶起這四次投票期間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遇到的種種見聞，結合這些投票結果，彷彿也讓我們能夠體會到中東這些年劇變的迅速，以及中國投票的睿智與「深謀遠慮」。
作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中國長期以來在諸多敏感和關鍵問題上很少鮮明表達自己的立場，即便有，也更多是以「棄權票」+聲明來表達自己立場。當然了，這種傳統的表達立場方式，同中國傳統的外交文化中「和為貴」有關，畢竟一國的外交政策和外交行為方式，會受到不同文化背景的巨大影響;但是也從客觀上反映出中國在關鍵問題上的「管不了」，實力不濟、顧慮較多，也是影響投票結果的重大因素。
革命激情湧動，中國成了替罪羊
在2011年敘利亞問題爆發之前，中國在聯合國安理會表決中的反對派記錄屈指可數。算上聯合國的「民國政府」代表團，中國只在1955年蒙古加入聯合國、1972年孟加拉加入聯合國、1972年的巴勒斯坦決議問題、1997年中美洲議題、1999年的馬其頓問題和2007年的緬甸問題上投了反對票。
2011年10月中國第一次在敘利亞問題上投出了反對票，長期在中東地區問題上「籍籍無名」的中國「竟然投了反對票」，這讓國際社會吃驚不小。美國駐聯合國大使賴斯稱，聯合國安理會「完全未能」支持敘利亞人民的行為「令人憤怒」，並強調「勇敢的敘利亞人民可以看到安理會中誰支持他們爭取自由的鬥爭、誰不支持」，威脅之意甚為囂張。
當時筆者剛剛到達以色列，正值「阿拉伯之春」逐漸蔓延並且發展之時。如果我們將阿拉伯世界比作「個人」，那麼當時的中東尤其是阿拉伯人幾乎已經進入了「癲狂」狀態。不少在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會當面質問：「為什麼你們中國人在敘利亞問題上投反對票?」「中國為什麼幫助巴沙爾這個劊子手?」「俄羅斯投反對票是想要敘利亞的石油，中國需要巴沙爾什麼?」筆者和當時的一個俄羅斯留學生，只要碰到對政治稍感興趣的巴勒斯坦人，都會被這樣質問。儘管筆者表達了中國的立場，即「政治對話是解決國家內分歧的唯一渠道，國際介入只會加劇局勢惡化」，但基本上巴勒斯坦朋友都表示不可理解。
第二次和第三次反對票都發生在2012年，這兩次投票之後，中國在不少巴勒斯坦民眾中的形象進一步改變。時任中國外交部副部長的崔天凱在第二次反對票後，強硬表示「不能因為中國謹慎和負責任的態度，就指望中國不使用否決權。在必須使用否決權時，中國當然要使用，該出手時，中國一定會出手。」崔部長的話，引起了中東輿論的強烈關注。過去由於實力所限和長期保持的「低調謹慎」，中國在中東輿論處於邊緣地位，而此次投票加上崔天凱的強硬表態，讓不少中東輿論嘩然。筆者的巴勒斯坦同學甚至不安地問我：「中國要和美國在敘利亞打『代理人』戰爭麼?」應當指出的是，儘管有不少巴勒斯坦人認同中國的反對票立場，但是更多的巴勒斯坦人對於中國的印象開始惡化。2012年6月當俄羅斯駐以色列使館舉辦「獨立日招待會」時，俄羅斯使館現場外聚集了大量的巴勒斯坦和以色列抗議民眾，高呼「打到俄羅斯」「懲辦巴沙爾」等口號。
2011年-2012年的這種氛圍，其實在當時很容易理解。2011年初爆發的「阿拉伯之春」很快席捲整個中東，當時差不多整個阿拉伯世界內的民眾，認為此次「阿拉伯之春」是一次重要的「政治契機」，無論是出於「真心愛國」也好，「私心報復」也罷，「阿拉伯之春」在2011-2012年是當時整個中東地區政治文化的主流面，基本上受到讚揚的居多。這種讚揚夾雜著某種「阿拉伯一統」的政治熱情，很多時候可以看到不少人認為「席捲整個阿拉伯世界」的「阿拉伯之春」會再度整合阿拉伯世界的力量，阿拉伯世界將因此「迎來新生」。筆者的巴勒斯坦同學和朋友也對「阿拉伯之春」熱情不已，甚至認為「巴勒斯坦(此處指『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長期以來是阿拉伯世界唯一的民主選舉機構」，但是「埃及已經建立起了真正的民主國家」，「腐敗固化的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應當被推翻」。當時不少阿拉伯人尤其是巴勒斯坦人，熱情滿滿地對待「穆巴拉克下台」和埃及變革，熱情滿滿地認為「卡扎菲死有餘辜」，強烈要求「巴沙爾家族立刻下台」。
不少阿拉伯人認為，舊有的「腐敗的」、「殘忍的」和「家族式」的「獨裁者」被打倒，新的「民主國家」建立，將會驅逐腐敗，掃清國家發展背後的制約因素和外部干預，未來的國家一定是美好的。甚至在長期同阿拉伯世界關係對立的以色列，不少學者也樂觀地關注此次「阿拉伯之春」，認為未來建立起來的「民主阿拉伯世界」，會讓「民主和平論」在中東四散開花，以色列也將因此有一批更為「和善的鄰居」，「戰爭也許將永遠告別」。當時沙特、卡塔爾等海灣國家和埃及等傳統大國，出於對於「阿拉伯之春」浪潮的種種心態，已經在抨擊敘利亞巴沙爾政府，甚至已經在外交上進行了決裂;而美國和西方世界也強力鼓吹，這樣無論從國際主流的英美輿論，還是阿拉伯世界主導的阿拉伯媒體輿論，都將敘利亞反對派抗擊巴沙爾政府視為「英雄的舉措」。
在此背景下，複雜的國家建構被等同於簡單的革命邏輯，激烈的政治鬥爭被等同於「進步的民主」和「反動的保守」。但是持續不斷的動亂阻礙了敘利亞國內的安定秩序，中國和俄羅斯的反對票，也成為了這種不安定秩序和內戰爆發的「替罪羊」。中國媒體聲音無論在國際還是中東，都幾乎處於邊緣中的邊緣，已經被當時激進的中東浪潮徹底覆蓋。
革命激情散去，中東終於理解中國
隨著局勢的發展，2014年時整個中東的「阿拉伯之春」已經走得「變了樣」。2013年7月阿拉伯世界第一大國——埃及國內的「穆斯林兄弟會」政府被塞西為首的軍政府「罷黜」，埃及「阿拉伯之春」在某種程度上因此終結;突尼斯國內政治局勢開始陷入危機，儘管沒有爆發內戰和激烈的「遊行衝突」，但是國家已經處在了危局邊緣;利比亞在進入「後卡扎菲時代」之後，各派武裝相互傾軋，直至今日仍無停歇;敘利亞內戰則更是「綿延無絕衰」，除了「民主」反對派和巴沙爾政府之外，還出現了一大群的「極端分子」。
2014年5月關於敘利亞問題的表決議題，幾乎沒有引起筆者巴勒斯坦朋友的關注。這個時候的巴勒斯坦人，已經沒有了2011-2012年的那種「阿拉伯一統」的熱情，儘管仍然出現了某些跨邊界效應，但是各種政治紛爭大體上仍然沿著傳統的國家邊界蔓延，「民族主義」仍然是影響中東和世界的第一大意識形態。埃及人忙著重建國家秩序，樹立政府權威;敘利亞各派內戰頻仍，紛亂不止;沙特人和海灣國家警惕的關注什葉派力量的一舉一動，提防伊朗的擴張;伊拉克則開始考慮如何重新平衡國內力量關係，如何改變時任總理馬利基的「濫權」;而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則更多地關注如何在美國國務卿克裡主導的和平談判中爭取利益。可以說，此時的阿拉伯世界，「阿拉伯之春」的熱情已經漸漸淡去，留下的是「自顧自」的博弈，以及對於未來的「迷茫」和「無助」。更多的巴勒斯坦人則認清了美國和西方國家的「實質」，認為這些國家是在利用「阿拉伯之春」牟利，讓阿拉伯世界成為了大國間彼此爭奪的「名利場」而已。
對於筆者而言，政治還是政治，我們無法改變什麼，仍然是這個時代的過客而已。曾有的那些因為「國家大事」而引起的爭論和指責，也無法抵擋今天自己和那些巴勒斯坦同學朋友的友誼，大家見面了還是會親切地打個招呼，喝個咖啡抽根煙，談談足球說說學習聊聊天。忘了那些為了政治而彼此面紅耳赤吧，我們都是普通人，只不過是以自己的方式見證和解讀了這個動盪的歷史而已。
但是作為一個國際上蒸蒸向上、日益重要的大國，中國的形象在中東和阿拉伯世界則是不斷改善。當時間淡去，也許未來阿拉伯世界會慢慢發現，只有中國才是真正為阿拉伯人謀福祉，而不是像其他某些國家那樣，或是激情沖昏了理性，或是滿口「民主人權」暗自牟利。畢竟，一個國家的未來道路，應當由人民選擇，而不是遠在萬里之外的其他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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