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網訊】 (香港文匯網 記者 趙一存 凱雷)1986年,耶魯大學法哲學博士生王貴國只身前往香港,受聘於著名的孖士打律師行。彼時,香港受英國政府管轄,從內地過去的「新移民」會受到社會的歧視。回顧過去,這位中國著名國際經濟法學家、「一帶一路」國際研究院(香港)院長頗為感慨,他說:「正是親歷了香港從殖民地到特別行政區的整個歷程,才知道它走到今天有多不易。」在他看來,現時的香港雖然遭遇到發展中的諸多問題,但未來必定更加和諧美好。
80年代的中國內地,剛剛改革開放不久,相較於同一時期的香港,顯得很是落後。「那時的想法很簡單,想看看回歸前的香港是什麼樣子,看看香港的法律制度如何運作,」憶及初至香港的往事,彷彿仍歷歷在目。王貴國說,彼時的香港,普通話完全沒有市場,對於內地人的尊重更是無從談起。
回歸前內地人在港受歧視
「打出租車講普通話,司機都不理我,講英文還好,對我也很尊重。後來又去高級商店,一進去服務員就用廣東話打招呼,我如果不說話,服務員就認為我是日本人,如果我講英語,服務員又覺得我可能是台灣人,總之,沒有人會認為我是從內地過去的。可是當我說明我確實是內地人,就會發現周圍的人都在用一種奇怪的眼神看我,覺得不可思議一樣,」記憶中這種被人瞧不起的感覺伴隨他很久,以至於至今都記憶深刻。
在香港工作一年半之後,王貴國離開香港回到內地,在北京大學做一名教書先生,「那時北大的月薪是90塊人民幣,跟香港比不了,但我希望以我的所學回國做點貢獻。」幾年後,王貴國再赴北美,在加拿大卑詩省大學做訪問教授。這期間他做出人生重大決定:回歸香港。他坦言:「香港的科研條件好,信息量大且快,又能有各種機會和全世界的同行交流,而內地當時校內學者的知識更新速度仍然很慢,跟不上國際的學術動態,出國參加學術交流還需要經過層層審批,很麻煩。」
扎根香港 嶄露頭角
在首次赴港之後的第五個年頭,王貴國進入香港城市大學教書,此後陸續擔任城大法學院院長、香港世貿組織研究中心主席、比較法國際(海牙)科學院香港地區委員會主席、城大司法教育與研究中心主任等職。在擔任城大中國法與比較法講座教授之時,他是香港在該領域的少數幾個權威學者之一,亦是香港唯一的華人法學講座教授。
「90年代初期的香港回歸氛圍很濃厚,大家都希望香港能夠順利回歸,並積極謀劃以後的生活,甚至在單位部門的人事安排上、大學的課程設置以及教學內容等方面,都在做這種準備,」在王貴國的記憶中,90年代初期至回歸之前的香港社會最為和諧包容,不再有歧視。
回歸之後香港和諧包容
正是香港這種開放包容、公平自由的社會氛圍,在當時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積極加入世貿組織的大背景下,王貴國能夠以其專業特長、中國背景和國際經驗,迅速成為香港公認的專家學者,並一直和內地保持著良好關係。香港回歸後,他在北京擔任公職之外,還在湖南、浙江等地的高校做特聘教授。20年來,「行走兩地」已成為他生活和工作的一部分。
在香港生活多年,王貴國認定這裡是開放且包容性很強的社會,任何人都能在此生存下來。而他,亦在這裡娶妻生子,早已融入其中。如今的香港,在他看來,雖然遭遇到發展中的諸多問題,但「未來必然更加和諧美好。無論如何,都希望中國好。」
「一國兩制」婚姻典範 攜手籌建「帶路」研究院
他們,一個來自中國內地,一個在香港土生土長;一個學成歸來扎根香港,一個內地求學受教於名師。他們結識於香港,相愛於香港;他們共結連理,被譽為香港學術界「一國兩制」的婚姻典範。香港回歸,中國崛起,邁向國際。在中國為適應國際國內發展而積極做出各種努力的當下,王貴國和夫人、香港立法會議員梁美芬往來穿梭,攜手籌建首個香港的「一帶一路」國際研究院,共同為中國的法治進步而努力。
2013年,中國提出「一帶一路」戰略,王貴國和梁美芬夫婦就希望利用專業特長為祖國做點事,這個夢想在2016年初終於變成現實,他牽頭籌建的專業智庫「『一帶一路』國際研究院(香港)」成立,「這是香港首個有關『一帶一路』的研究機構,為沿線國家和地區的專家、學者、企業、各界有志之士搭建了一個合作平台。」
事實上,早在2015年7月,夫婦倆就已有了建立研究院的打算。此後機緣巧合獲得好友香港全港各區工商聯會長李鋈麟的大力支持,大家「一拍即合」,夢想最終得以實現,王貴國說:「像走在路上看見好的生果、蔬菜就買回家一樣,簡單、自然,水到渠成。」研究院作為民間組織,沒有任何政府資助,運作起來並不容易,聯絡「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及地區的專家、籌辦研討會、組織考察團訪京等等大小事情,事無鉅細,全部都要勞心勞力親自去做,但王貴國夫婦仍然甘之如飴。
「良好的法律環境是『一帶一路』倡議成功的基石」,對於這項倡議當前急需解決的問題,王貴國指出,隨著「一帶一路」貿易投資金額和基礎建設規模的不斷擴大,商事領域的糾紛和爭端將不斷增多,而現有爭端解決機制幾乎全部掌握在西方手中,這勢必危害這項倡議的實施,故此,「是否、何時、如何成立『一帶一路爭端解決機構』具有現實的緊迫性。」
談及自己的婚姻被譽為香港學術界「一國兩制」典範,王貴國哈哈大笑,他說:「兩個人覺得好,有共同愛好和共同語言,有共同的價值觀,很自然就在一起了,這麼多年大家相處很愉快。」香港回歸廿載,王貴國和梁美芬,穿梭祖國內地和香港,一個是國際經濟法學家,一個是中國法律專家,成為兩地法治融合的最佳註腳。
中國依法治國乃順勢而為
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是第一次以「依法治國」為主題的中央全會,而在十八大之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亦多次提及「依法治國」。王貴國表示,在當前國際治理成為國際大趨勢之時,中國堅持法治國是大勢所趨、順勢而為,既符合國內的需要,亦符合國際形勢的發展,「非常必要」。對於兩地法律交流合作,他認為,內地企業若要在「一帶一路」框架下打好官司,香港律師可以提供相對優質的服務。
「依法治國和國際治理要結合起來看,」他認為,一方面,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這是兩個完全不同的社會環境。在計劃經濟環境下,法律能夠起到的作用很小,計劃取代法律成為經濟活動的紐帶。而市場經濟環境之下,經濟紐帶則是靠法律來維繫。目前來看,歐美、中國、俄羅斯、日本等國際社會主要的國家都採用市場經濟體制,這本身就要求提高法律的地位。在此背景下,中國不推崇法律是不行的,不僅會違反市場經濟運作的規律,且相較於國際社會其他國家就顯得極為不和諧。
另一方面,法治社會首先要有法律,然後執行法律,並且要有效地正確執行法律。當前國際上有個大的趨勢,「國際治理」,即國際條約、國際規範、國際組織等對主權國家的影響。這種情況之下,中國堅持依法治國是大勢所趨、順勢而為。「任何一個國家,在國際上談法治,在國內也一樣要談法治,」在王貴國看來,中國的依法治國既有國內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的需要,亦有國際社會發展的需要,這樣,中國在國際治理中才能發揮一個大國的作用。
對於內地和香港在法律方面的交流與合作,他認為,內地企業若要在「一帶一路」框架下打好官司,香港律師可以提供相對優質的服務。因為香港律師的英文水平、國際視野,特別是法庭的經驗,整體優於內地的同行,「兩地在法律領域的互補,仍將持續多年。」
寄語香港:期待未來30年互相信任
在香港回歸20周年之際,王貴國寄語香港,希望香港與內地在未來30年中越來越和諧,「兩地應該有更多的相互瞭解、相互理解,直至達到相互信任。」他表示,過去20年來,基本法在香港得以成功實施,「一國兩制」讓香港與內地在經貿、教育等多個方面受益良多。不過,香港的法治近年遭遇諸多挑戰,非法「佔中」、「港獨」之禍等等,這在王貴國看來,是過去香港一直強調「兩制」,未有顧忌「一國」內涵。
「回歸之後,特別是近些年來,『一國』的內容逐漸縮小,『兩制』的事實卻在不斷擴大,大家都沒有認真地審視和思考,『一國』有什麼內涵?」王貴國舉例說,在美國,想要宣誓加入美國國籍之前,會先拿到一個小冊子,讀完要回答問題,其中之一就是效忠的問題,可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護照上,除了能證明自己是中國人之外,看不到是否還有應盡的義務或責任。
王貴國認為,香港社會當前對內地怨氣較大。一方面,內地經濟快速發展導致香港人的優越感越來越少。另一方面,兩地在文化上、習慣上的諸多差異導致香港民眾無法適應內地人湧入香港。第三,香港人往內地「走水貨」,弄一個小店,專門僱人像螞蟻搬磚一樣往內地帶東西,給周圍居民帶去諸多不便。如此這些問題,再由一些政治人物和媒體挑動,就逐漸地轉化成政治問題,最後導致兩地對立,以及香港社會出現諸多問題。
「要減小兩地的差異,增強港人的認同感,」王貴國認為,解決這個問題,應從大處著眼,小處著手。大處要在政策上強調「一國兩制」,要尊重「一國」,並說清楚「兩制」怎麼做,這個大政方針堅決不可以改變。小處則是兩地都未有做到的一些細節,比如,香港人也是中國人,但中國人到了內地卻不能享受相同的待遇,當下,就不可以當兵、不可以考公務員等等。
王貴國簡介
王貴國,男,現任「一帶一路」國際研究院(香港)院長,浙江大學文科資深教授、國家千人計劃學者,美國杜蘭大學國際法與比較法講座教授,香港世界貿易組織研究中心主席,比較法國際(海牙)科學院香港地區委員會主席、名譽院士,香港城市大學法學院前院長,香港城市大學司法教育與研究中心前主任,中國國際經濟法學會副會長。
他具有二十餘年的仲裁實踐經驗,系1949年後第一位取得耶魯大學法哲學博士的中國內地學者。作為中國第一位獲得聯合國培訓與科研研究所獎學金的學者,於1980年赴聯合國國際法院、海牙國際法學院、聯合國法律部和世界銀行法律部等機構學習考察。2010年,他作為荷蘭海牙國際法學院的特別講師,做關於「世界貿易組織對各成員法律制度之影響」的系列講座。
王貴國在國內外著名出版社出版的專著和著作達20餘部,其於1987年由法律出版社出版的《國際貿易法律秩序》,是中國內地最早的研究關貿總協定的專著之一。
責任編輯:京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