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楊帆
中央將於18日舉行大會，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時值繼往開來的歷史節點，在改革共識既已形成的背景下，人們總結改革歷程的內在邏輯，為改革的進一步落實鼓與呼。一場改革方法的改革，勢在必行。
改革開放何以成功？在不少經濟學家看來，各級官員的執行力是關鍵，有效的績效激勵是核心。在以經濟增長為主的「政績競標賽」中，各地官員競顯神通，發展經濟、招商引資、投資基建、經營城市，中國的變化翻天覆地。國外學者的觀點不無道理：中國治理體系可能不是最好的，但從激發官員的效能來看，無疑是最管用的。
不過，伴隨着經濟的發展，政府與市場邊界錯位，環境生態代價沉痛，教育、醫療、社保等民生短板待解，舊有的官員績效評價機制亮出警示燈。近年來中國從嚴治黨，深入反腐，官員的規則和程序觀念日益增強，任性的自由裁量權正在收緊，但懶政怠政現象亦開始抬頭，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不斷翻新，部分改革出現放緩、反覆甚至停滯跡象。
為了貫徹既定的改革，激勵幹部積極作為已經提到中央的決策議程上。需要指出的是，在自上而下的治理模式下，進一步強化垂直化考核督查，以期下級官員服從改革方針，不得不同時面對信息不對稱、監督成本上升、基層負擔加重的難題。鑒於利益相關性、信息優勢和分散的監督成本，有專家呼籲，完善官員的改革績效體系，加入新的坐標參數：民眾意志。
就整體而言，改革開放體現的當然是民眾意志。但從既往經驗看，一些成功的實踐停留在自發、短期、局部的創新努力層面，沒有上升為持續有效的制度供給，缺乏穩定可及的操作路徑，特別是當改革因觸及權力部門自身利益而踟躕不前時，民眾的現實話語權就顯得更加無奈脆弱。
「讓人民成為改革進程的推動主體、改革成果的分享主體、改革成效的評價主體。」前不久，「改革元老」高尚全在《人民日報》撰文論及「新時代改革方法論」時的表述，相信是有的放矢。他提出，「改革是否到位、有無成效，不能僅由政府部門自己評價，還要交給第三方機構來評估，更要交給廣大群眾來評判。」
新一輪改革開放，中央強調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取向。中國的改革不搞民粹主義，但在改革議程設置上，應讓民眾通過參與渠道有效表達多元訴求；在改革成果分配機制上，應讓民眾有權利享有實實在在的紅利；在改革成效評價上，應讓民眾獨立反饋可以左右官員績效乃至仕途的滿意度，從而避免「人民名義上有權而實際上無權」的尷尬，進而鎖定改革開放的正確方向。
一場改革方法的改革，並不比既定改革目標的實現來得輕鬆。習慣於過去改革操作模式的官員可能會有不適感和排異反應。面對可能的障礙，需要中國政治家披荊斬棘，因為改革方法的改革，契合新的歷史階段人民對在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等方面日益增長的要求，是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的重要一環，是開啟新一輪改革開放新勢能的必然選項。
管理思想家查爾斯·漢迪的「第二曲線理論」啟示人們：任何一條增長曲線都會從拋物線的頂端下滑，要想持續增長態勢，必須在現有成長曲線消失之前開闢新的成長曲線。已至不惑之年的中國改革開放，能否再次劃出驚世的「第二曲線」，取決於中國改革三大參與力量——政治家、執行官員和廣大民眾在改革方法上的變革。
責任編輯：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