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網訊】上海和北京兩座城市，誰能成為中國的國際金融中心？這個命題一直廣受社會關注。
據中國新聞周刊报道，近兩年，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城市陸續提出建設金融中心的戰略構想，其中爭論最多的莫過於上海和北京的金融中心爭奪戰。
最近，《北京市促進金融科技發展規劃(2018年-2022年)》(以下簡稱《金融科技規劃》)文件悄悄下發。在業內人士看來，該文件對於北京未來的金融發展定位可謂意義重大。
「從現有格局看，北京作為監管機構集聚的金融中樞，已經是事實上的國家金融管理中心。未來則是進一步夯實這一中心的資源基礎，實現進一步升華。」北京市金融局研究室主任趙維久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採訪時談到，北京這一國家級金融中樞的建立，不僅將給京津冀區域營造更為堅實的金融環境，還將在國家金融發展體系中扮演「管理者」和「服務者」的角色，在全國金融業格局中發揮風險管控和金融示範的職能。
如果把目光放遠，則會發現「國家金融管理中心」的概念早已與北京緊密結合。以北京金融街為中心發散，覆蓋整個北京的城市區域規劃，「國家金融管理中心」不僅着眼於優化首都功能，更意在托起北京建成具有國際影響力的金融中心城市地位。
突出新金融
《金融科技規劃》內容不僅包括規劃背景、總體思路，還包括如何推動金融科技底層技術創新和應用，催生領先前沿技術、加快培育金融科技產業鏈，打造創新生態系統等九大部分。
其中值得注意的是，《金融科技規劃》提出了總體發展目標：力爭到2022年底，湧現5∼10家國際知名的金融科技領軍企業，形成3∼5個具有國際影響力的創新集群，開展10∼15個重大示範應用項目，形成良好產業生態，為首都「四個中心」建設提供重要支撐。
北京定位為全國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國際交往中心和科技創新中心。大力發展金融科技正是建設科技創新中心的重要支撐和組成部分。
在優化金融科技空間布局方面，《金融科技規劃》提出，根據《北京城市總體規劃(2016年-2035年)》，結合金融科技產業發展基礎和重點區資源稟賦，北京將打造形成「一區一核、多點支撐」的空間布局，支持金融科技企業在特定區域和樓宇聚集，加強全面監管，形成「各具特色、互動協同」的北京市金融科技發展格局。
其中「一區一核」是指建設北京金融科技與專業服務創新示範區及核心區(西城區、海淀區);「多點支撐」是指打造各具特色的金融科技創新與產業集群，包括金融科技底層技術創新集群(海淀區)、銀行保險科技產業集群(石景山區)、金融科技安全產業集群(房山區)、財富管理產業集群(通州區)。
在2018年中舉行的金融街論壇年會上，北京市長陳吉寧透露，2017年北京金融業佔北京市經濟的比重達到17%，已成為北京的第一大支柱產業。未來，首都金融業將成為國家金融全面開放的前沿，形成世界高端金融人才聚集區，北京作為國家金融管理中心的功能將日益完善。
在大數據、雲計算等新科技的風潮下，如何建設國家金融管理中心？《金融科技規劃》給出的發展邏輯是：以西城區為中心，布下聯結北京各城區金融、科技、監管資源優勢的多點棋局，旨在打造一個國家金融管理中心。
始於金融街
在金融街廣場中央，立着一座「古幣·金融」雕塑，頗有金融街寸土寸金的意味。走過二十多年的北京金融街，成為北京金融業的重鎮。
金融街的最早醞釀可追溯至1985年3月，時任西城區委書記陳元組織了一場規模宏大的「西城區經濟社會發展戰略研討會」，提出推動西城「舊城改造」，並積極考慮「以公建促危改」的方式。
彼時，北京市和西城區就提出，在復興門內大街到阜城門內大街一帶，「主要安排金融單位事業用房和配套的商業服務業高大型建設項目」。
1986年末，阜成門橋東南角一幢新落成的辦公樓竣工，稱為阜成門內大街410號(現中國東方資產大廈)。這是當時北京最「牛」的辦公樓，20層高，總建築面積27000平方米，由中國銀行佔用七成，中國人民保險公司佔用三成。大樓落成當天，由時任國務院副總理陳慕華為大樓剪綵。
1987年，時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陳慕華向時任北京市常務副市長張百發提出，借鑒國外經驗，在北京市西二環一帶，建設金融機構聚集區，即金融街的構想。後因1988年9月國務院壓縮基建項目，此事暫緩啟動。
轉機來自1992年的鄧小平南方講話。這年5月，西城區委區政府提出「繁榮西單，發展西城」，明確提出建設金融街。6月1日，西城區向市政府提交了《關於恢復西二環東側(金融街)開發建設的請示》。經市政府同意後，國務院正式批准金融街規劃。這一年發佈的《北京城市總體規劃》明確指出：「在西二環路東側阜成門至復興門一帶，建設國家級金融管理中心。」緊接着，北京金融街建設開發公司開業儀式在人民大會堂舉行，北京市設立北京金融街建設開發指揮部辦公室。這一辦公室也是1996年成立的北京金融街投資集團的前身。
至此，北京金融街的發展大幕正式拉開。
1993年到2003年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發展速度最快的十年，也是北京金融街從無到有，從建設到發展的關鍵十年。
按照1990年代初期規劃，北京金融街南起複興門內大街，北至阜成門內大街，西抵西二環路，東臨太平橋大街，規劃用地103公頃。其中建設用地約44公頃，道路用地約32公頃，綠化率超過30%。總體規劃建築面積為402萬平方米。
規劃雖然落地，但早期的金融街建設卻依然面臨重重困難。作為國內第一個定向開發的高端產業功能區，北京金融街缺乏專業的建設經驗和堅實的資金支持。同時，由於1994∼1995年中央嚴控固定資產投資規模，北京金融街也經歷了政策調整波折。
1994年8月，金融街開工建設的第一個項目——金龍大廈(現金陽大廈)奠基。同年，通泰大廈、投資廣場、平安大廈、建行大廈陸續開工。這是北京金融街第一批建設的樓宇，均在1999年前竣工。
第一波金融資源的潛力在兩年間被迅速挖掘，金融街也自此迎來高速發展期。2001∼2003年間，金融街有21個項目立項，其中的20個項目在2004∼2006年間竣工，包括中國人壽雙子大樓、英藍大廈、網通大廈、鑫茂大廈等地標建築。依照規劃，金融街區域依廣寧伯街和武定侯街劃分為南區、中區和北區。而在2006年幾大區均初步建成時，金融街核心區建築面積已達455萬平方米，比初期規劃增加了約53萬平方米。
初步落定的金融街表現出強大的資源凝聚力，新增金融機構對辦公面積的需求日益旺盛，金融街的拓展建設勢在必行。
25年間，金融街作為「國家金融管理中心」的地位被多次重申。直至《北京城市總體規劃(2016年-2035年)》中，金融街被明確定義為「集中了國家金融政策、貨幣政策的管理部門和監管機構，集聚了大量金融機構總部，是國家金融管理中心」。
在政策因素之外，首都北京與金融機構的歷史淵源則早早為當代北京的金融格局埋下了伏筆。
「中國現代金融體系和晚清時期的官辦金融機構都有一定的歷史沿襲關係。」 北京市金融局研究室主任趙維久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受到晚清資本主義萌芽影響，中國最早具備金融機構雛形的大清戶部銀行之類的金融機構大多聚集於北京。
20世紀後，隨着沿海城市的貿易崛起，計劃經濟體系之下的金融機構像是處於財政部門出納的輔助地位，致使北京金融業的地位開始下降。
改革開放後，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又有很多金融機構為了尋求最新財政信息和政策扶持而湧入北京。自此，北京逐漸形成監管機構與金融機構相生相長的格局，也逐步積累起雄厚的金融資源。
早在2003年之前，北京就已經喊出打造金融中心的口號。但彼時，總部原本在北京的一些證券公司、基金公司等金融機構紛紛遷往了同時正在打造金融中心的上海。
2004年，北京市政府工作報告提出，要充分利用首都財政金融等經濟決策和信息平台的獨特優勢，發揮商務中心區、金融街的聚集效應和服務功能，吸引國內外企業和各類金融、服務貿易機構來京投資發展。
隨後，北京市相繼成立了北京金融顧問團、組建北京金融街商會、舉辦京港金融合作論壇等活動，目的旨在提升北京金融實力。
「現在北京東邊的CBD就是從改革開放時興起的，由早年進駐的外資機構和一些大型民營機構組成。」 趙維久認為，雖然北京的政治文化中心定位更深入人心，但作為首都，北京的經濟職能不應該「瘸腿」。
2007年10月，北京市發改委《關於對金融街區域拓展和發展功能完善的意見》經市長辦公會原則通過，同意拓展核心區範圍，以原金融街規劃面積1.18平方公里為基礎，向東(太平橋大街以東)拓展0.59平方公里，向西(至南禮士路)拓展0.53平方公里，向南(長安街路南沿線)拓展0.29平方公里，合計拓展1.41平方公里，拓展後的金融街佔地面積達到2.59平方公里(大約是對標倫敦金融城的佔地面積)。根據拓展建設規劃，北京金融街的新增建築面積約200多萬平方米。
如今，北京金融街區域內樓宇面積已達到700多萬平方米，其中商務辦公面積達到75%以上。在這一區域範圍內，集聚了以國家金融管理部門和大型商業銀行、保險集團、券商、基金以及重要市場機構為代表的1800多家金融機構和大型國有企業總部，涉及全國90%的信貸資金。
《中國新聞周刊》從北京金融街服務局獲悉，截至2017年底，金融街區域內共有各類金融機構1800餘家，資產總規模達到99.5萬億元，佔全國金融資產總規模的近40%。同時，西城區擁有境內上市企業34家，境外上市企業25家，上市企業總值超過8萬億元，整體企業資產總額超過97萬億元。全國四大資產管理公司也均在金融街發展。
由此，金融街作為國家金融管理中心的地位進一步穩固，基本確立了在國內的中心地位。可以說，在這條全長1700多米的大街上，每走幾步就有一家金融機構。截至2016年底，北京金融街擁有整個中國接近一半的金融資產，更是用2%的佔地，貢獻了西城區83.4%的稅收。
金融野心
在衝刺金融中心城市的布局上，北京握有的不是只有金融街一顆棋子。從城市規劃到產業布局，處處顯露着北京金融業的野心。
在7月11日發佈的「新華國際金融中心發展指數(2017)」報告中，2017年全球金融中心發展評價排定顯示，金融中心指數排名前十位的國際金融中心城市囊括香港、上海和北京。其中，北京位列第十。
在2018年CB Insights發佈的《全球科技中心報告》( Global Tech Hubs Report)顯示，在全球範圍遴選的25座「全球科技中心」城市裡，中國僅有北京和上海入選。
在過去六年中，北京的科技公司總融資額度高達720億美元，位列全球第二，大約是位於第四名的上海的三倍多。
根據CB Insights數據，六年間，北京一共誕生了包括小米、滴滴、美團等29家獨角獸公司，並在2017年迎來井噴，總數位列全球第二，紐約和上海甚至不及其一半。在科技獨角獸的孵化力上，北京排名全國第一，其科技獨角獸佔比36%，遠超上海的25%。在五家亞洲估值最高的獨角獸中，四家都來自北京。
「我們在做研究的時候發現，在全世界範圍內，上市傳統金融機構、證券、保險等總市值最高的城市是北京。」浙江大學互聯網金融研究院院長賁聖林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採訪時說，包括亞投行、絲路基金等大型海外機構和跨國機構都在北京駐紮，也從側面印證了北京作為國家金融管理中心所具備的優勢。
作為中國的政治中心，北京在金融監管方面同樣擁有優勢。中國金融監管的主體機關——「一委一行兩會」，全國性金融行業協會，中國前5大金融機構，中國四大資產管理公司，中國20%的世界500強企業總部，高盛、安盛、摩根大通，新三板市場，「亞投行」的總部，均駐紮在北京。
當下的北京，集中了全國金融業的優勢資源，聚集了國家金融決策和監管機構，還聚集了中國銀行業協會、中國證券業協會、全國性金融行業協會、中國上市公司協會等10家國家級金融行業協會和組織，形成了中國金融決策、政策信息發佈中心。
在各項資源優勢的加持之外，北京近年來多點聯動發展的金融格局也是培育國家金融監管職能的重要因素。
從市長陳吉寧對北京市金融產業布局的解讀中可以看出，北京各區域在金融產業發展中扮演不同角色，在區位和定位上各有所重。其中，強化國家金融管理中心功能的主體為北京金融街，重在聚焦金融監管、人民幣國際化、金融科技和風險管理，承接國家重大金融改革發展任務。同時，強化國家科技金融創新中心功能的主體則為海淀中關村，重在發展天使投資、創業投資、股權投資。此外，朝陽和東城CBD也將強化國際金融功能，以建設國際一流的商務服務環境和配套設施為目標，作為金融業開放成果率先落地區域。
「未來，主導科技的中關村和主導金融的西城區會實現資源對接，金融科技產業是連接兩者的紐帶。」中關村西城園管委會產業處長王愛軍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北京提出「一核兩翼」的發展格局，也可以用來理解北京各個金融區域的關係。趙維久舉例，除西城、海淀、朝陽等老牌金融區域外，新興的豐台麗澤金融商務區也是核心區的一部分，旨在打造新型金融功能區，重點發展專業性金融機構和服務，與金融街實現一體化發展。
而作為城市副中心，通州運河商務區則着力建設金融開放的改革創新實驗區，鼓勵在財富管理等方面開展試點示範。同時，雄安新區也將開展金融科技等領域擴大開放試點，順義、大興臨空經濟區則將積極發展離岸金融和貿易金融。
「在金融創新方面，北京仍然需要努力。要減少行政資源的干預，讓企業家和市場迸發更多的活力，同時推出更多的金融開放舉措。」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貨幣研究所副所長向松祚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採訪時表示，「北京金融科技產業的基礎很強大，一旦發力，前景非常光明。」
錯位發展
長期以來，提起中國金融業，人們總會把目光放向黃浦江東側。而隨着北京提出建設「國家金融管理中心」，國內多個金融中心的定位與差異再次引起關注。作為後來崛起的金融中心城市，錯位發展是北京的必然選擇。
「退一步看，要避免各大金融城市間產生不利大局的資源競爭問題;進一步看，要促使各大金融城市形成良性的錯位協作效應。」趙維久指出，每個城市都有自己獨特的資源優勢，不同類型的金融企業也會在各個城市中呈現分化聚集的格局。
位於開放前沿的上海，因早早搶佔金融產業發展先機，憑藉密集的金融企業集群和雄厚的金融貿易基礎，成為金融企業的「必爭之地」，穩居國際金融中心之位。而香港金融業則是以滙豐集團、中銀集團及外資銀行為核心，形成銀行和金融中介機構經營和運行相結合的格局，被視作世界銀行業的中心之一。
在香港交易所董事總經理兼首席中國經濟學家巴曙松看來，香港和上海亦存在明顯的定位差異和優勢差異：「香港以國際競爭為主，是代表亞洲和中國需求參與國際競爭和國際規則制定的一個金融中心;而上海以合作為主，優勢在於巨大的本土需求，重在服務實體經濟，是規則的試錯和先行探索的空間。」
無論上海還是香港，其金融業發展共同優勢都包括優越的臨海地理位置，並由此催生了繁榮的外貿金融。反觀深處內陸的北京，在缺乏口岸優勢的情況下，科技資源則成為金融業發展的支柱。
趙維久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北京作為全國科技創新中心，擁有西城區金融資源和中關村與高校科研資源的雙重聚集，這是北京獨特的優勢。
值得留意的是，城市地域特色不僅會引導一個城市的金融定位，也會對其產業格局影響深遠。
由於北京是圍繞紫禁城走的圈層式發展路徑，城市規劃也呈現出「攤大餅」的格局。趙維久認為，不同於上海陸家嘴和香港中環的高度集中，北京的金融業從一開始的發展就呈現多點分佈的局面，從長期來看，這也有利於北京分區發展多種類型的金融產業，形成地區聯動效應。
浙江大學互聯網金融研究院院長賁聖林認為，金融科技產業是未來金融行業變化的一個重要方向，北京以新興金融科技產業為發力點，前景可期。「目前上海、香港仍然以傳統金融業為主導，和北京相比，滬港的金融產業類型略偏傳統。」
「隨着國家金融管理中心的建設，未來北京將成為具有國際影響力的金融中樞城市。」趙維久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未來中國幾大核心金融城市會各司其職，錯位協作。
打造金融監管中心
隨着中國金融開放程度加深，加強金融監管和服務工作的需求日益迫切。而從現實情況看，中國的金融監管能力尚不足以支撐進一步的金融開放。在此背景下，北京作為國家金融管理中心的監管力亟需強化。
2018年10月22日，北京市金融工作局印發《關於首都金融科技創新發展的指導意見》顯示：推動在北京金融科技與專業服務創新示範區探索「沙盒機制」和「金融風險管理實驗區」，完善金融科技監管協同機制和溝通渠道，建立金融科技監管國際合作機制。
「金融穩、經濟穩，首都穩、全國穩，保持首都金融安全穩定具有特殊的重要意義」。陳吉寧認為，首都金融業將成為國家金融全面開放的前沿，雖然外地的金融風險容易向北京傳導，全國性的金融風險容易在北京集聚，但這也為北京提升監管中心的示範作用提供了契機。
《北京市促進金融科技發展規劃(2018年-2022年)》指出，北京作為國家金融管理中心，面對金融風險的現實性、複雜性，積極引領新技術應用於風險管理與安全防範，能夠為國家現代化金融管理制度建設提供重要支持。
「在北京設立國家金融管理中心，是國家在金融行業探索中的一個平衡點。」趙維久認為，目前中國的金融中心和監管中心還相對分離，而在全世界範圍內，監管中心和金融中心在同一個城市合併才是常態。但由於中國特殊的金融發展歷史和原始樣態，照搬任何一個別國的金融中心發展模式都不大現實。
「北京打造國家金融管理中心，正是基於世界其他國家金融中心發展的共性，再將中國實情融匯其中，最終找到屬於我們自己的金融發展路徑。」趙維久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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