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網訊】武漢剛封城時，因為沒有病床，一位老太太在漢口醫院的門診大廳坐了三天，最後沒有撐住，搶救無效去世。《財經》2月17日出版的2020年第四期雜誌上發表文章《拯救武漢：實錄封城後最艱難的三周》，以下為全文：
空蕩蕩的大街、戴口罩的面孔、封閉的居民小區、被阻斷的城際交通、看不見摸不着又似乎無處不在的危險……對30歲以上的中國人來說，2020年的冬末春初，時光彷彿倒流至17年前。
2003年冬春至仲夏，源自廣東的SARS(嚴重急性呼吸綜合征，又稱非典型肺炎)自南向北襲擊了中國，香港、廣東、北京、山西、台灣等地被世界衞生組織(WHO)列為疫區。
根據WHO的統計，中國內地共有5327人感染SARS，349人死亡;中國香港共有1775人感染，300人死亡;中國台灣共有665人感染，180人死亡。
SARS很快蔓延到中國以外的26個國家，新加坡和加拿大也被WHO列入疫區，全球共有8422人感染，919人死亡。
2004年1月，中國啟用傳染病與突發公共衞生事件監測信息系統(網絡直報系統)，覆蓋全國衞生機構，不明原因肺炎是其監測、報告的重點之一。按照規定，各級醫院發現傳染性病例後，要在這套系統里第一時間上報，位於北京的中國疾控中心可同步看到上報信息。
2019年3月4日，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疾控中心主任高福在接受金羊網記者專訪時表示：與SARS類似病毒可能隨時出現，但國家傳染病監控網絡建設得很好，中國不會再出現「SARS類似事件」。
然而九個月後，新型冠狀病毒肺炎(下稱「新冠肺炎」)便兇猛來襲。2019年12月初，首例新冠肺炎患者在武漢發病，一個多月後，疫區中心武漢市被迫「封城」。國家衞生健康委員會數據顯示，截至2020年2月14日24時，中國內地累計共有66492人確診新冠肺炎，病亡1523人。其中湖北累計確診54406人，病亡1457人。
截至2月14日，武漢一城，累計確診37914人，病亡1123人。
1957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阿爾貝·加繆的代表作《鼠疫》里有這樣一句話：「一個人能在鼠疫和生活的賭博中所贏得的全部東西，就是知識和記憶。」
武漢在2020年初留下的群體性記憶，將成為中國下一個十年的開篇。
史無前例的「封城」
1月23日凌晨2時，武漢市疫情防控指揮部發佈公告，自當日10時起，全市公交、地鐵、輪渡、長途客運暫停運營;機場、火車站離漢通道暫時關閉。恢復時間另行通告。這一「封城」措施被市民理解為——能進不能出。
一場史無前例的人類與病毒的戰役就此展開。
這不是一次普通的流行性傳染病，也不是17年前SARS在中國內地的重演，而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在和平時期封鎖一座千萬級人口的超大城市。緊隨而至的，是醫療資源重新分配、城市生活幾近停擺、數月經濟發展暫時停滯。
2020年1月11日，工作人員在武漢華南海鮮批發市場西區進行檢查。圖/法新
處於疫情漩渦中心的武漢，是中國中部的工商業中心，長江穿城而過。武漢也是中國內陸最大的水陸空交通樞紐和長江中游航運中心，其高鐵網輻射大半個中國，是華中地區唯一可直航全球五大洲的城市。
一些國外媒體將武漢稱為「中國的芝加哥」，因為這裏也有日漸衰落的鋼鐵產業和中國最大的大學城，約100萬人在這裏上學。武漢還有許多大型汽車廠，為通用、日產、本田等全球品牌生產汽車，也可以算是「中國的底特律」。
此次新冠病毒爆發在「九省通衢」的武漢，又恰逢春節帶來大規模人口遷徙，這成為許多流行病學家和億萬民眾共同的噩夢。
當地政府解釋說：「(封城能)有效切斷病毒傳播途徑，堅決遏制疫情蔓延勢頭，確保人民群眾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
中外醫學專家對封鎖武漢的規模一度感到震驚，懷疑當地政府是否反應過度。因為即便在17年前SARS最為肆虐期間，北京市也未採取如此力度的封鎖措施，而是選擇將病患集中到北京郊區小湯山的一所臨時建設的醫院進行隔離診治。
這反映了這場疾病的未知、重大和可怕——以至於政府願意付出前所未有的巨大代價。
2020年1月17日，醫護人員將患者送至武漢金銀潭醫院。攝影/無畏
截至1月23日宣布「封城」當天，武漢累計確診新冠肺炎571例，情況看起來並沒有那麼糟糕;但僅僅三周之後的2月14日，武漢累計確診37914例!
武漢「封城」的訊息彷彿警鐘，讓原本對這場疫情知之甚少或者不以為然的全國各地中國人陸續戴上了口罩，嚴陣以待。
武漢「封城」當日，在為數不多的選擇機會面前，數百萬人走向了自己最相信的方向。
不少人連夜逃離武漢。前往荊州的市民劉林，在高速路上最高飆到時速160公里，中途一刻也不休息。很快，出城高速車滿為患，走得晚的已難以挪動。
1月23日上午8時30分，漢口火車站的售票櫃檯只開了兩個，一些武漢市民直接拖着行李箱，到火車站售票廳現場買票出城。據記者不完全統計，1月23日0時到10時，武漢至少發出列車251列，北到哈爾濱，南達深圳，東到上海，西達成都，至少數十萬人通過火車四散全國。
上午10時，「封城」開始，武警站成一列，圍住漢口火車站，只許旅客出站不許進站。一位登上了末班火車的人稱，他看到很多沒買到票的人哭了起來。
航空公司也徹夜難眠，它們取消了大部分涉及武漢的航班，但依據「軟着陸」原則以及涉及聯程航班等原因，最後一班飛機在1月24日12時55分離開武漢，目的地廣州。隨即，年旅客吞吐量近3000萬人次的武漢天河機場關閉離港通道。
下午2時，湖北省內多個高速公路開始封閉，一些「漏洞」被陸續堵上：龔家嶺、小軍山、漢南、北湖、花山、柏泉、青龍、西湖站入口封閉;京港澳高速武漢西、武漢北、蔡甸、永安收費站口封閉;其他出武漢市的高速公路口也開始封閉。
1月26日武漢市市長周先旺通報說，武漢常住人口1100多萬，戶籍人口990多萬，流動人口近500萬，截至當天約有500多萬人離開，還有900多萬留在武漢。
有人逃離，也有人逆行回到武漢。
武漢市某定點對口醫院護士張旭原本已經回到老家，準備和家人度過新年。1月23日「封城」當天，這位20多歲的女孩連夜趕回武漢，司機將她送至武漢進城高速前的服務站，她摸黑走了很長的路，背着行李翻了幾道攔路點。入城後，張旭還在路邊等了幾個小時的車。
張旭入城時被相關人員攔下，工作人員問她回去做什麼?「我是護士，我必須要回去。」她答。
醫護人員對生命的責任感超出了對未知的恐懼。對許多普通武漢市民，去留從來不是一個問題，因為即使疫情嚴峻，武漢也仍然是他們的家。
1月23日凌晨，王琛從武漢開車前往湖南衡陽出差，在路上收到了武漢即將「封城」的短訊通知，他立刻掉頭返回。王琛經營一家珍珠岩工廠，廠址在河南信陽，距離武漢200公里，一年的營收超過1億元。
王琛回來，是因為放不下家裡人。他還想為抗擊疫情做點事情，後來他加入了首汽約車在武漢的志願者司機團隊，為有需要的人提供出行服務，包括運送物資、接送醫護人員。
回到武漢後，王琛發現多數超市的蔬菜、84消毒液已被搶購一空;等待加油的汽車排了一條街的隊;而發熱門診已經人滿為患、一床難求。
記者在「封城」當日曾致電武漢所有定點醫院，包括第一批的3家醫院：漢口醫院、紅十字會醫院、第七醫院，以及第二批的4家醫院：第四醫院西區、第九醫院、武昌醫院、第五醫院，只有紅十字會醫院尚有床位，其他定點醫院各自的幾百個床位都已住滿。
2020年2月6日，武漢市蔡甸區人民醫院的隔離病房。攝影/陳卓
醫療防護物資嚴重不足是當時武漢各醫院的普遍問題。第三醫院成為定點醫院時，沒有儲備足夠的防護物資，記者1月23日下午電話聯繫該醫院時，醫生只有少量口罩、醫用帽，幾乎沒有防護服和護目鏡。
武漢科技大學附屬醫院則稱，醫生只有外科口罩可以用，沒有隔離衣。只有發熱門診和隔離區有N95口罩，他們正在等待物資支援。湖北省人民醫院的一名護士告訴記者，原本與疫情毫不相關的眼科診室，已被開闢成隔離帶，住滿了感染的醫護人員。
但醫院未曾料到，一床難求、物資緊缺的難題延續了更長時間。
1月23日下午，武漢下起了小雨。市民周學下樓買葯，發現藥店已經關門。但他家樓下的棋牌室仍然熱鬧，人們豪爽地推牌，幾乎沒有人戴口罩。
當時周學想的還是何時舉報樓下的棋牌室，春節之後何時上班。但之後的三周對他而言卻無比漫長——父親因為感染新冠病毒重症住院，奶奶沒能挺過去，已經去世。
武漢「封城」後，湖北其他城市陸續「封城」。截至1月28日晚，除神農架林區外，湖北各市均在不同程度上暫停了火車、民航等對外交通以及市區公共交通。
最初，很多市民認為，這只是一場被打斷的春節。直到「封城」後，爆發的病情和停擺的交通設施提醒市民：無論是醫生、病患、司機還是其他城市中的平凡一員，災難對所有人都極其公平，與所有人都息息相關。
隨後的事態表明，封鎖武漢很大程度阻止了病毒向全國、全球蔓延。但對於武漢來說，經歷了前所未有的三周後，它已經不堪重負。隔離對社會運轉帶來的影響太大，很難長期堅持，但新冠病毒的不可知和不確定，又讓人們必須堅持。
截至2月14日，武漢「封城」已經三周，政府投入了大量物資、人員和資金，但醫療體系仍在努力追趕不斷攀升的病患;儘管已經封鎖了機場、高鐵、國道、省道、村道，但還是有人有辦法避開封鎖與家人團聚;儘管人們想方設法募集口罩、防護服和護目鏡，依然有大量醫護人員缺乏基礎的防護裝備;儘管輿論和專家都在強調這次疫情的高傳染性，依然有無數勇敢者自願前往一線支援抗疫。
奮力求救、守望相助的市民
「封城」後，還有900多萬市民留在武漢。2月14日數據顯示，武漢累計確診37914人，病亡1123人，相當於每240人左右就有一例確診患者。
「封城」之後，武漢幾成空城。《財經》看到，整座城市的主幹道上很少有車輛，最繁華的中心景點也見不到車和人，只有120急救車在家庭和醫院之間穿梭。在這座空曠的大城市裡，人們囤積着食物和藥品，在家裡隔離。
家住武漢黃陂區六指街某村莊的冉女士，已經兩個星期沒有吃到新鮮蔬菜了，她每天吃的是臘魚臘肉，「太油膩了」。為了吃到蔬菜，她打過社區、街道甚至發改委的電話，最後向媒體求助。
蔬菜供應點在街道，冉女士說很多居民不敢坐應急車過去，因為聽說車裡載過發熱病人。快遞也送不進來，更別提同城配送，冉女士希望蔬菜供應下沉，但街道回復說：「沒有辦法」。
沈先生在中南醫院附近幾公里處開了一家牛肉湯店。他是河南信陽人，本來準備大年三十晚上回老家，但是封城了，只好和家人留了下來。前幾天，他重新開了外賣店，因為外賣平台突然「不抽點」了。
每單能「賺幾塊錢」，但得冒很大的風險。沈先生安了兩道門，把外賣放到門外的箱子里，全程戴着口罩和一次性手套。系統還自動把來自醫院的訂單都劃掉了。
普通人的日子太窘迫了。「封城」後，客人沒了，原來的幾十份訂單掉到只有幾單。要錢的地方卻到處都是。每天幾百塊錢的房租、欠下的貸款、開店前期的20萬元成本、一家人的吃吃喝喝……他剛交的幾萬元房租還是從別處借來的。
此前他一直在江蘇做生意，經朋友介紹，幾個月前才來武漢，沒想到遇到疫情。經濟壓力之下，沈先生顧不得害怕了，他只希望能儘快回家，「以後再也不敢踏入湖北(做生意)」。
如果說，生活用品的緊缺只是降低了人們的生活水準，面對急速蔓延的疫情，整個城市醫療資源的相對匱乏，則可能是致命的。
劉白的婆婆是一位癌症患者，本來大年初七(1月31日)要去武漢人民醫院治療，現在卻無限延期。有限的醫療資源幾乎都集中在新冠肺炎病人上了。和她婆婆一樣的病人還有很多，有的身上插了注射管留置針，都要去暫時拔掉。
劉白說，婆婆甲減(甲狀腺功能減退症)的葯也沒有了，醫生說沒有辦法，只能自己去找。她去了好多藥房，才幸運地找到兩盒。
她在2019年12月30日就買了第一批口罩，那時候病例少，且官方一直說可防可控，但是2020年1月20日，鍾南山院士來武漢調研後公開強調，「肯定人傳人」，她才明白疫情的嚴重。
2020年1月20日，鍾南山稱新型冠狀病毒「肯定『人傳人』。」圖/新華
小區會每天發體溫排查表，下午發情況通報，劉白會去追問發熱病人為什麼還在家裡隔離。冉女士反問記者，「不是說入戶排查98.6%，怎麼我們還沒被排查?」
「醫生明確說了，父親是新型冠狀病毒，但因為沒有檢測盒無法確診。」孫晨在1月底對記者說。孫晨的父親年前有些咳嗽發燒，家人沒太放在心上。等到大年初二(1月25日)，「封城」沒幾天，父親就咳出了血。孫晨慌忙將父親送去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院做檢查，肺CT結果顯示感染。
「我沒有想到這件事情會落在自己家身上。」孫晨說，她的父母從來沒有去過武漢的海鮮市場，只是在小區附近菜市場買菜。他們一家直到「封城」那天才戴上口罩。
孫晨父親已經70歲，媽媽66歲，兩人都有高血壓、糖尿病等基礎病，只能在家隔離。「我一定要把父親送到醫院病床上去。」孫晨說。
床位意味着什麼?因為沒有床位，家住漢陽的李開蒙眼看着父親在家裡艱難呼吸了一晚上，最終咽氣。他的父親生前是一位軍隊轉業幹部，是家裡的頂樑柱。父親不幸去世後，殯儀館的車過了十多個小時才到，他們也很忙，一趟得拉好幾個。
家在武漢的鐵路職工陳力的奶奶，也因為沒有病床，在漢口醫院的門診大廳坐了三天，最後沒有撐住，搶救無效去世。
這些病人在病逝前並未確診，因此他們不計入「確診死亡」病例。
截至2月初，記者採訪十多位身處武漢的病患家庭，多數家庭全家感染，相互攙扶着病危的老人、孕婦輾轉各家醫院，為生死一線的家人尋求床位。
據記者了解，一般只有兩種路徑可被收治入院。一是靠社區排隊，病患先去社區交肺部CT、血常規報告，社區上報街道，再根據輕重緩急對接醫院的新開床位，病人需要拿着住院單入院;二是去有核酸試紙的定點醫院排隊，48小時拿結果，確診後就不能被醫院拒收。
但在武漢緊急採取措施集中收治、放開診斷標準之前，這兩條路徑都不容易，每一條都可能是無盡的等待，都可能是生與死的煎熬。
2月1日，武漢市第五醫院一位醫生告訴記者，該定點醫院就有大量拿着住院單排隊等候，但因為床位緊張無法住進來的病例。
隨之而來的還有試劑盒的假陰性問題。另一位定點醫院的醫生告訴記者，他們醫院核酸檢測的陽性率只有45%，病人要做好幾次檢測才能確診。
疫情之下，特殊人群的收治也成了問題。一位住在武漢市江夏區紙坊機關幼兒園附近的孕婦家屬告訴記者，家中孕婦懷孕8個月，最新診斷結果顯示：雙肺重度感染。
但定點發熱門診不收孕婦，門診也沒有胎心監護，區婦幼和省婦幼則不收發熱病人。家人發微博求助幾天後，1月31日他們得到了社區和區政府的關注，被社區車輛載着往返跑了幾家醫院，2月1日上午總算住進了武漢大學人民醫院東院。
王明的父親此前一直在華潤武鋼醫院做定期透析。但自從父親被確診為新冠肺炎後，這家醫院拒絕了王明的治療需求，「新冠肺炎患者只能到定點醫院治療」。但在武漢市第三醫院、武昌醫院等定點醫院，王明得到的答案均是「透析室已關閉」。
「還沒找到能做透析的地方。」王明2月4日告訴記者，第二天(2月5日)就是最後期限。腎透析的倒計時比新冠肺炎更殘酷，如果不及時透析，病人大量的水瀦(組織間隙積水造成腫脹)留在體內，會危及生命。72小時內， 王明跑了20多家醫院，幾乎沒合眼。
這一切困境在2月初迎來轉機。
2月5日，湖北省衞健委發佈《關於全省特殊人群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救治定點醫院的公示》，規定了孕婦、兒童及透析患者疑似或確診新冠肺炎後的定點醫院。其中透析患者可選武漢市第三醫院光谷院區、武漢市普愛醫院古田院區、漢口醫院、武昌醫院。
當天上午11點，經武漢市衞健委協調，他父親終於入住了武漢市第九醫院重症室。下午4點，醫護人員向病房內推進一台透析機。「爸爸終於能好起來了。」王明說。
疫情之下，很難說哪個家庭更幸運。有時候，習慣於絕望，比絕望更為致命。記者在採訪病患家屬時，多次聽到「社區不管、醫院不收，救救我們吧，我們沒有辦法了!」
2月1日起，武漢市衞健委等政府部門採取了一系列緊急行動，從火神山、雷神山醫院開放床位，到設立方艙醫院，床位問題得到緩解。此前淤塞的核酸檢測也逐步放開。更為重要的是，實施「四類人員」集中收治的十號令。
「四類人員」分別是：確診患者、疑似患者、無法明確排除新冠肺炎可能的發熱患者、確診患者的密切接觸者。其中，重症的確診患者和疑似患者必須入院治療，而無法入院的需徵用其他醫院或酒店等集中隔離收治。規定還新增了發熱患者和密切接觸者的集中隔離措施。
這些新舉措得到普遍肯定，被認為是切斷傳染源、防止交叉感染的有力措施。
2月2日下午5時，羅憶心中的石頭終於落地。他重病多日而尋醫無門的哥哥，接到了社區衞生站的通知，當晚可以入住集中隔離點。
但當晚8時，羅憶接到了社區衞生站司機的電話：「你哥哥需要離開集中隔離的酒店了。」他瞬間懵了。接着，發著超過39攝氏度高燒的哥哥被送回家，社區衞生站給出的理由是：高燒嚴重，隔離點沒有醫生和檢測設備，無法接收。
到隔離點入住的人需先量體溫，重症患者可能被勸阻進入。一位護士解釋，因為酒店目前只是觀察隔離點，不能打針不能吃藥，「暫時沒有搶救措施，如果患者自己覺得狀況很危險，真的建議不要住」。對於隔離點沒有安排好相應的隔離措施，羅憶覺得有些遺憾。
隔離點是有疑似癥狀市民的期望所在，那裡能做核酸檢測，還能避免家庭感染。但隔離點的安置情況決定了其能否完全、安全收納疑似病患者，也決定了能否及時控制疫情傳染源。
自「封城」以來的三周里，劉梅先後經歷了婆婆未確診去世，大哥、二哥、丈夫感染無法住院，父親肺癌買不到葯，她對記者說過多次：「全家就我沒感染，但我快要撐不住了。」
2月7日左右，隨着武漢新建的多個方艙醫院隔離點和數以千計的定點醫院新床位投入使用，劉梅家所有的病患都得到了救治。如今，她又成為了社區建設的志願者，積極檢查小區垃圾消毒處理問題。
2020年2月5日晚9時，首批新冠病毒肺炎輕症患者陸續抵達武漢國際會展中心方艙醫院。攝影/陳卓
武漢市民在這三周的時間裏經歷了太多。一些人對疫情一開始只有模糊意識，從沒想到自己會親歷全家感染，甚至親人離世。在與漫長而嚴酷的疫情抗爭中，他們奮力求救，也守望相助。
抗疫漩渦中的醫院
所有醫院成了武漢最擁擠的地方。中國工程院院士李蘭娟2月3日表示，對抗新冠肺炎疫情，需要早發現、早診斷、早隔離、早治療，但這些目前在武漢都還做不到。
由於對病毒傳染途徑認識不全面，加之防護物資缺乏，大量醫護人員被感染。他們不僅要救治病患，還得保護自己，武漢的醫院已無秩序可言。
根據國家衞健委數據，截至2月11日，全國1716名醫務人員感染新冠肺炎，6人不幸以身殉職。「非典的時候，也沒有這麼多的醫護人員被感染。」武漢大學中南醫院重症醫學科主任彭志勇對記者說。
1月6日到17日，武漢市和湖北省「兩會」分別召開。期間，除了1月11日武漢衞健委通報了41例確診外，兩個「兩會」期間武漢市衞健委始終通報無新增新冠肺炎病例，並表示「尚未發現明確的人傳人證據」。
此時已有醫護人員陸續感染。武漢市中心醫院眼科醫生李文亮的一位同事告訴記者，李文亮最早於2019年12月30日在微信群里提醒大家注意防護後，他們抓緊自費買了一盒N95口罩，但「第二天就買不到了」，醫院防護物資準備有限，趕不上診治發熱病人的日常消耗。
1月12日左右，李文亮作為中心醫院第一批感染的醫護人員住進了病房。身為眼科醫生，李文亮是在1月初接診時被感染的。他在重上崗位之前，還曾因擅自警示疫情而受到武漢警方「訓誡」。
武漢市金銀潭醫院副院長黃朝林對記者說，早期傳染病專科的醫護人員，可能防護做得比較好，感染人數少，但在非傳染病科室，一些非發熱病人可能也患有新冠肺炎，「由於早期醫護人員對病毒認識不夠，可能會導致部分感染」。
1月10日前後，中南醫院收治了一位腹部不適的患者。彭志勇說，最早引發醫護感染的正是這名腹病患者，他感染了相關的十餘名醫護人員，其中一名醫生又將病毒傳染給了家人。
一位120隨車護士稱，她曾在手術麻醉科給腦出血的病人做手術，病人術後才承認已經發燒一周，手術時，6名醫護人員都沒有做防護。
1月20日晚間，國家衞健委高級別專家組組長鍾南山院士表示，「肯定有人傳人」，這重新定義了疫情的嚴峻程度。為應對發熱病人「因無序就醫帶來交叉感染和疾病傳播問題」，1月22日武漢市確定了「7+7」模式，即在城區7家大型醫院附近，選擇7家二級公立醫院作為發熱門診定點醫院，專門收治發熱病人。
醫生李鵬正是在這天加入了其中一家定點醫院的發熱門診。他對記者說，他接到通知時，醫院名單已經對外公布了，「中間幾乎沒有準備的時間」。當天，大量病人湧入，醫院要轉移已有病人，還要做病房改造工作，手忙腳亂。
這一天，病人排隊時間超過6小時的比比皆是。很多病人情緒不好，有人大哭，有人爭吵，有人罵人。
此時整個武漢的現狀是，初期被感染的病患潛伏期已過，新冠肺炎大規模爆發，他們恐慌性湧入各個醫院，但武漢的醫療資源已極度繃緊。隔離條件不足，試劑盒和床位缺乏，志願者援助物資的到達通道不暢，大量病患得不到住院救治，醫院和醫生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
武漢中心醫院醫生田璐對記者回憶，當時發熱、疑似患者及醫護人員都在隔離區外隨意穿行，收治不下的患者坐在過道里，污染區越來越大。
上海市第一人民醫院副院長鄭軍華向記者回憶，1月27日他帶領第一批上海援鄂醫療隊進駐金銀潭醫院後，對當地醫護說的第一句話是：「撐了一個月，你們不容易。」
之後，他所帶領的團隊用了近一周的時間，研究制定一份詳細的感染控制方案。按該方案，醫院必須要三區兩通道，有清潔區、污染區、緩衝區，醫護人員和患者要走不同的通道。「我做院長十三年，從未採用過如此高等級的感控防護措施。」鄭軍華說。
李鵬說，自己直到1月29日才得知確診流程，先要科室篩選，上報醫院，醫院再上報到區里。每個科室每天只有3名-5名病患有檢測機會。
床位、檢測試劑盒的數量都跟不上疫情的蔓延速度。
一位女患者曾對他說，自己的丈夫被感染了，不知道能不能熬過今晚。李鵬看了她的肺部CT，告訴她80%的概率是新冠肺炎，已經很嚴重了，還給她開了住院單。李鵬告訴她，目前沒有床位，得登記排隊。
「她當時就情緒崩潰了。這個病人後來去哪了，我也不知道。」李鵬說。
「網上有很多帖子提到，武漢有不少病人高度疑似但無法就醫的問題，但從醫護人員的角度，我們真的儘力了。」事實上，對於李鵬以及許多醫護人員來說，由於醫療防護設備極度緊張，保護好自己都是一件難事。
2020年1月27日，武漢一家醫院的手術麻醉科護士剛下手術就累得睡着了。
李鵬的科室一共有10名醫生，約20名護士，截至1月29日，該科室共出現疑似感染醫護人員7人。如果把範圍擴大到全醫院的話，截至1月27日疑似感染醫護人員61名。他們都出現了發燒、肺部CT有問題的情況。「正常情況下我們整個醫院都要被隔離了，但現在是非常時期，醫護人員太緊缺了。」
1月29日李鵬值晚班。進病房前他看到配發的口罩不合格，但他沒有時間猶豫。值班周期是4小時輪班，因為口罩和防護服必須4小時換一次。「我如果晚進去一分鐘，裏面的同事就增加一分風險。」李鵬說，他只能立刻戴上進去。
志願者團隊「Yo!」的一位成員說，1月27日到30日是武漢醫療物資緊缺的高峰期。志願者們遇到的主要問題，是醫用物資標準高，渠道難尋;醫院不接受公開資助，被查到可能會有被處理的風險;物流政策每天都在變化，發貨點爆倉但是湖北末端物流跟不上。
記者獲得一份武漢1月31日的內部專報指出，醫療防護物資供需缺口之大：武漢市日均N95口罩需求量6萬個左右，但獲得的日均調撥不到3萬個，缺口一半多，醫用防護服更甚，日均需求3萬套左右，調撥供給僅幾千套。
2月6日深夜，李文亮醫生去世，武漢醫護人員的情緒達到頂峰。一位李文亮醫生的同事說：「本想打開系統查病歷，結果看到病區和ICU里有好多熟悉的名字，心痛得無以復加。」此時她正在倒班休息，第二天她還是要早起上前線。
回頭來看，從1月23日「封城」到2月初的十天左右，是武漢醫衞系統最混亂無措的階段。此後，政府開始逐步緩解「確診難」、「床位緊」和家庭感染的問題。隨着社區醫院分流措施和對」四類人員「的集中隔離收治，再加上外省醫護援助，武漢各醫院的緊張情況有所緩解。
截至2月12日，武漢市已建成方艙醫院11家，可開放床位6929張。火神山、雷神山醫院也分別於2月4日、8日開始收治轉院病人，共設床位2300張-2600張。
2020年2月9日晚，武漢雷神山醫院接收了第二批新冠肺炎患者，總入住患者達80餘人。圖為醫護人員為患者鼓勁加油。圖/中新
1995年出生的王帆是海南省第五醫院護士，她和同伴去援助的是武漢一家方艙醫院，那裡有1600位新冠肺炎確診病人，她們每天和病人一起度過6個小時，幫他們量體溫、送飯、做咽拭子檢測。
方艙醫院收治輕症病人，當天建成當天收治。王帆說，晚上10點左右，群里突然說要集合，王帆剛洗完的頭髮還沒吹乾就下去了。值了一晚上夜班，第二天摸頭髮還是濕的。
在方艙醫院值班期間，他們不能吃喝，不然防護服就用不了。白班從早上8點一直到下午2點。王帆準備了尿不濕，有同事買的尿不濕尺寸小，最後滴了出來，被大家笑話。
保證安全是第一位的。特別是在脫下防護服的時候，王帆和同事們不能動作太大，要「慢慢地往下卷」，不能碰到衣服外面，互相照看，「你是我的眼睛，我是你的眼睛」。
2月4日，國家衞健委下發第五版新冠肺炎診療方案，規定湖北地區可以依據CT出現的典型徵象、臨床癥狀作為新冠肺炎的臨床診斷，即使沒有做過核酸試紙檢測。診治標準的放開，加上床位供給的補足，讓醫院的壓力進一步緩解。
隨之而來的，是隱形病患們被確診、收治，階段性確診數據上漲，僅2月12日，湖北省新增新冠肺炎病例14840例，其中武漢為13436例。湖北省累計報告新冠肺炎病例48206例。
在急診室里，中南醫院急診外科主任沈俊和病人們的共同抗戰還在繼續。他曾接診一位45歲的重症病人。病人一家五口，父母皆因新冠肺炎去世，兒子也被感染。病人的情況十分嚴重，用了高流量吸氧和無創面罩通氣，但血氧飽和度還是只有50%，最後不得已給她麻醉插管，上了ECMO(人工肺)。
「在插管麻醉前，她看着我們做準備，眼淚不停地往下流，那種恐懼讓人看到心疼。」沈俊說，像這樣的情況還有很多，「我們醫生都下了決心，盡全力救治所有病人」。
分離、緊張和悲痛，這些瀰漫在武漢的情緒，都只能和疫情同時結束。失控和恐慌是常事，但不會是常態。在此之前，推動着這座城市向前的，是人類特有的責任感、對家庭的愛和希望的本能。
疫情考驗下的舉國體制
對於疫情防控，切斷傳染源是有效措施，但對人口超千萬的大都市來說，「封城」的影響可想而知。不僅醫療物資緊缺，隨着疫情蔓延，醫院床位也跟着告急。
1月27日，武漢經濟技術開發區(漢南區)疫情防控指揮部的一份文件中提到，原漢南區人民醫院的感染病區隔離病房床位一再超員，臨床科室所收治的150餘名患者，均存在新冠病毒院內交叉感染的風險。同時，還有大量疑似新冠肺炎病人不能入住。
1月30日，江漢區上報武漢市政府，「懇請協調解決病人收治事宜」。儘管江漢區有四家定點醫院，但截至當日仍有142例確診病人無法收治入院。
1月23日、25日，武漢市政府先後決定建造火神山、雷神山兩所醫院。2月2日、2月8日，兩座醫院先後交付，共有2300張-2600張床位。
從1月24日火神山醫院相關設計方案完成，到2月2日交付，火神山醫院創造了多項建設紀錄。火神山醫院原計劃於2月3日開始接收病人，但記者當天下午在現場看到，部分區域仍處於設備裝配收尾階段，空調、通風等設備仍在陸續安裝，一些呼吸機、病床等醫療器械擺放在路旁尚未安裝。
接近2月3日24時，由於病房還未準備好，轉運病人的救護車在距離火神山10分鐘路程時返回。2月4日9時許，第一批病人入院。
床位在增加，但是需要收治的病人增加得更多。
疫情期間，所有發熱病人上報的第一步，都必須通過社區。病人不能自行前往定點醫院檢查，需要先拿到社區醫院的轉診單。
2月2日，武漢疫情防控指揮部要求，中午12點前，各區必須完成現有「四類人員」的集中收治和隔離工作，對新增人員要實現「日清日結」。當天下午，一位洪山區的社區工作人員反映，他們並未接到關於「四類人員」的任何通知，就算有這樣的要求，他們也做不到。
「如果真的要做到集中收治和隔離，這麼多居民，這麼大的需求，誰能滿足?哪裡有那麼多可以隔離的地方呢?」他反問記者。
壓力層層向下傳導，最後壓到基層。
這名社區工作人員說，疫情期間每天都會收到各種上級指示，但可行的很少，例如給居民送口罩，「我們根本沒有口罩怎麼送」?還要求在給被隔離的疑似患者送物資時，對方必須簽收，「我們都要避免接觸，怎麼可能簽字」?
社區工作者面臨的最麻煩的事，是源源不斷的填表格和彙報工作。「一件事情要解決，至少要填8張表格，每天還都不一樣。發生任何事，第一時間就要求我們拍照、合影。」這位工作人員表示，本來可以半小時就完成的工作，往往要花一小時以上的時間。
記者在他所在的社區服務中心看到，打電話過來要求派車送去醫院的發熱病人源源不斷，還有發熱病人直接趕到社區服務中心要求就醫。但社區保障車隊的司機並沒有專業的防護裝備，不具備運送發熱病人的能力。撥打120電話也需要等待，有的甚至已經排到了兩天後。
這種情況持續數日。2月12日下午，武漢大學人民醫院門口，還坐着約10名確診病人，他們來自武昌區的不同社區，社區接到通知稱，當天可以將這些病人轉到雷神山醫院，救護車會在下午1點半抵達。
他們一直等到下午5點，救護車仍然沒來，一位年紀較大的患者已經出現明顯不適。他正在醫學院就讀的女兒許月一直在撥打包括市長熱線在內的所有能找到的救助電話，最終得到回復：4個小時候內會上報到防疫指揮部。
一位路過的政府工作人員了解到情況，立刻幫忙聯繫區防疫指揮部，但他坦言：「雷神山醫院是一邊建設、一邊收治病人，現在可能還沒有新的病床空出來。」
下午6點，有社區書記告訴許月，當晚一定會送到雷神山，但不確定具體幾點。7點左右，社區工作人員把病人轉移到附近的武船中心醫院，在醫院大廳繼續等待，並發放了盒飯。
晚上8點，他們接到通知，雷神山醫院確實沒有準備好，改為轉去湖北省中醫院光谷院區，晚上9點，在冷風中等待了8個小時後，救護車終於抵達。
路過幫忙的政府工作人員對記者表示，政府各個部門人手都已經透支，他們每天都能接到上百個求助電話，只能選擇最緊急的情況處理。
2月3日晚，武漢市連夜在洪山體育館、武漢客廳、武漢國際會展中心開闢三所方艙醫院，用於收治新冠肺炎輕症患者。截至2月12日，武漢市已建成方艙醫院11家，計劃床位9029張，可開放床位6929張，已使用床位5101張。
截至2月13日，武漢市定點醫療機構達到40餘家，床位增加到1.2萬張，將全部用於收治重症和危重症患者。
武漢市和湖北省的力量顯然已經無法獨力應對雪崩般的疫情，其他各省區直轄市、解放軍、中央政府的援助紛至沓來。
據國家衞健委醫政醫管局監察專員郭燕紅2月13日介紹，全國19個省區直轄市共派出25支醫療隊，實現對湖北省16個地市需求的全覆蓋和全滿足。根據湖北省各地市的需要，在派出力量的同時，還要增派50%的力量作為儲備，力爭做到讓增援力量等患者、等任務。
1月24日除夕夜，陸軍、海軍、空軍軍醫大學緊急抽組三支醫療隊各150人，分別從重慶、上海、西安搭乘軍用運輸機，馳援武漢。
2月2日凌晨，空軍出動8架大型運輸機，分別從瀋陽、蘭州、廣州、南京起飛，向武漢緊急空運軍隊支援湖北醫療隊隊員和58噸物資。當日，在火神山醫院移交儀式前， 950名軍隊醫護工作者與先期抵達的450名醫療隊員「會師」火神山醫院。
同時，湖北省軍區協調駐鄂部隊成立抗擊疫情運力支援隊，擔負疫情防控期間武漢市生活物資的網點運輸保障。據《解放軍報》報道，截至2月12日，該運力支援隊共運送物資2900餘噸，醫療物資2萬多件(套)。
物資、醫護人員、床位緊張逐漸緩解，但武漢壓力並未減輕。中央赴湖北指導組提出新的要求，在「四類人員」分類集中管理的基礎上，要求真正做到「應收盡收、不漏一人」。
2月10日到14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連續三次就新冠病毒疫情防控工作做出指示。在14日的會議上他強調：「確保人民群眾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是我們黨治國理政的一項重大任務。既要立足當前，科學精準打贏疫情防控阻擊戰，更要放眼長遠，總結經驗、吸取教訓，針對這次疫情暴露出來的短板和不足，抓緊補短板、堵漏洞、強弱項，該堅持的堅持，該完善的完善，該建立的建立，該落實的落實，完善重大疫情防控體制機制，健全國家公共衞生應急管理體系。」
2月10日晚，中央赴湖北指導組召開約談會，國務院副秘書長、國務院辦公廳督查室主任高雨約談武漢市武昌區區長余松邊：「應收盡收是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關鍵，要把好事辦好，怎麼能把好事辦壞?這些負責轉運危重和重症病人的黨員幹部為什麼不跟車?現在的武漢就是戰時狀態，這些人的行為十分惡劣。」
2月9日，武漢市對確診還未住院的新冠肺炎重症患者進行集中收治。有媒體發現，當晚在將患者轉運至武漢同濟醫院中法新城院區的過程中，武昌區由於工作滯後、銜接無序、組織混亂，不僅轉運車輛條件差，街道和社區工作人員也沒有跟車服務，導致重症病人長時間等待繼而情緒失控。
「對這一事件，中央指導組的意見是：區政府和街道要向這些患者挨個賠禮道歉，對相關責任人根據黨紀政紀嚴肅問責。另外，作為區長、作為指揮長，在這件事上你應該負什麼責任，要向上級寫一份深刻檢查。」高雨說。
隨後，中央指導組又約談了武漢市副市長陳邂馨、武漢市洪山區區長林文書。
當晚，武昌區連夜召開常委會，整改問題，處理了處置失當的相關負責人，給予相關街道負責人免職、黨內警告處分、誡勉談話處理。
第二天，武昌區政府領導來到醫院，向2月9日晚未能被及時安置的重症病人代表當面道歉。同時進行的，是責令相關街道負責人逐一對受影響患者電話道歉，對受影響患者家庭也逐一道歉。
武昌區領導要求，在組織患者到指定醫療機構入院時，必須有副區級領導幹部現場協調，有街道副處級領導幹部、社區幹部、醫護人員以專車護送。患者未完成入院手續，護送人員不得離開;患者等待入院過程中，必須積極做好患者看護、生活照料等工作。
2月11日凌晨，武漢市新冠肺炎防控指揮部發佈第12號通告，要求武漢所有住宅小區實行封閉管理，以此進一步加強源頭管控，最大限度減少人員流動，堅決阻斷疫情擴散。
2月13日，湖北省發生重要人事變動，原上海市市長應勇調任湖北省委書記，蔣超良去職;原濟南市市委書記王忠林調任武漢市委書記，馬國強去職。
湖北省衞健委的疫情統計口徑在此前後發生重大變化：2月11日，湖北新增確診病例1638例，武漢新增確診病例1104例;2月12日，湖北新增確診病例14840例，武漢新增確診病例13463例。2月13日，湖北新增確診病例4823例，武漢新增確診病例3910例。
「利空出儘是利好。」這是社交媒體上主流的評論。
2月13日，解放軍再次增派2600名醫護人員支援武漢。參照武漢火神山醫院運行模式，承擔武漢市泰康同濟醫院、湖北省婦幼保健院光谷院區確診患者醫療救治任務。
此次抽組的醫療力量來自陸軍、海軍、空軍、火箭軍、戰略支援部隊、聯勤保障部隊、武警部隊多個醫療單位，將分批投入支援，首批1400人於2月13日抵達武漢。
至此，軍隊共派出三批次4000餘名醫護人員支援武漢抗疫。
大政府，強社會
在複雜而持續的抗疫過程中，當地政府部門和各類社會機構，亦經歷了從混亂交雜到逐步分工協作的磨合過程。
武漢市善緣義助基金是一個致力於教育及兒童救助的專項基金組織。1月22日，武漢封城前一天，善緣義助基金髮起一支愛心車隊，擁有上萬名車主，他們的任務包括接送醫護人員上下班、醫院物資貨運、回漢醫護人員接站等。
但從1月30日起，非巴士輛必須有通行證才能上路。1月29日，愛心司機們在微信群里要求善緣義助基金幫助辦理通行證，基金會秘書長張小艷思忖再三，發出公告號召司機們停止接送。從1月22日開始到1月29日停運，愛心車隊運行了7天。
張小艷事後告訴記者，第一她確實沒法辦到通行證，另一個原因更加現實——那周疫情處於集中爆發期，安全為上。
張小艷說，通行證由武漢市疫情防控指揮部統一調度，一些單位有資格發放，比如紅十字會、慈善總會等官方機構，一些網約車或出租車公司通過公司資質也能申請到通行證，她所在的基金屬於民間機構，雖然由武漢市慈善總會主管，但基金既無發放資質，也無申請資質。
1月25日，專業網約車平台、物流公司等民間專業團隊的運力全面打開，滴滴召集了超過1500名司機服務社區和醫護人員，首汽約車提供了502名司機，曹操出行、東風出行等多家出行平台均在武漢組建了應急保障車隊，合計超過6000台車。
這個專業的愛心車隊由武漢市疫情防控指揮部向社會行業緊急徵集，張小艷坦言，相對於私家車主車隊，專業車隊更有秩序，風險可控，車主安全，綜合效果更好。
善緣義助車隊運行的7天間，張小艷一直處於焦慮中。車主接送醫護人員上下班，防護全靠自己，在防護物資缺乏的當時，基金會能做的，只是在群里不斷提醒他們「接的趟數不要太多」。
網約車志願司機的安全防護更加系統到位，每一單前後都需要完成規定的一系列防護流程，包括噴灑消毒液、通風，測量乘客體溫、乘客上車前的例行消毒等。全套防疫動作，每天要重複三四次。
藉助互聯網平台的力量，網約車的連接效率也更高。他們趕製了專門針對約8000名醫護人員的特殊程序，植入App後台，醫護人員通過App就能叫車，省掉了人工匹配的過程。
當災害導致市場與政府失靈時，志願者往往能填補遺憾。北京大學非營利法研究中心主任金錦萍認為，本次疫情防治中，志願服務因其靈活性、貼近個體、及時發現並填補盲區等特色，彰顯了難以替代的功能。
武漢封城期的出行志願服務分兩個階段：其一，在1月23日武漢道路交通按下「暫停鍵」後，個人、社會團體踴躍自發參與、雪中送炭;其二，疫情進入爆發期後，以專業出行公司為主的志願者車隊大展身手，政府牽頭、企業出力，基本保證了武漢的基礎運力。
但在武漢和外界連接更加密切的物資捐助方面，作為捐贈物資的中轉樞紐，湖北和武漢紅十字會孱弱的調配能力卻引發廣泛質疑乃至憤怒。
與武漢「封城」幾乎同時發生的是醫療物資梗阻。即便是SARS時期，也沒有出現醫療物資如此短缺的情況——醫院缺乏足夠的醫用口罩、防護服、護目鏡等一線物資，醫生和護士只能與病毒「肉搏」，導致傷亡慘重。這種情況在2月初之前尤其突出。
與此同時，捐贈物資卻在武漢市紅十字會(下稱「武漢紅會」)租用的臨時倉庫武漢國際博覽中心(下稱「國博」)堆積如山。1月28日，記者在國博看到，大量外援物資滯留、紅會工作人員手工錄單，冒領、領不到現象非常嚴重。
1月29日，多家武漢一線醫院通過社交媒體向外呼籲：防護物資不是告急，而是「完全沒有了」!紅會倉庫里存放的物資，既有定向捐贈的，也有不定向捐贈的。武漢協和醫院工作人員拿着齊全的證明文件到國博領取定向捐贈物資，卻只能空手而歸。與此同時，協和的醫生護士們卻穿着以醫用垃圾袋改造的簡易防護服上「戰場」。
一位現場目擊者告訴記者，1月29日，由於遲遲拿不到批文，協和醫院的一輛貨車衝進國博倉庫裝了38箱口罩要拉走。但和外界瘋傳的紅會百般阻撓不同，在協和醫院貨車搶貨之前，紅會現場人員盡其所能聯繫指揮部爭取放行。
武漢紅會工作人員多次對媒體表示，紅會的職能就是收，沒有權力發，只能按照衞健委的指示辦，「我們不承擔分配任務。」
知情人士向記者透露，物資分配權實由武漢市疫情防控指揮部管控，但是與之相關的物資發放流程和給誰不給誰的原則卻並不清晰，導致物資發放人員無所適從。就物資發放問題，湖北省疫情防控指揮部曾向武漢市疫情防控指揮中心發文，要求「兩個小時內必鬚髮放物資」，但這項要求並未落實。
初期，國博倉庫的現場指揮長是武漢市統計局黨組書記孟武康、副指揮長包括武漢市統計局夏國華等人。具體的物資接收和調度則由多個部門負責：武漢市統計局統籌調度現場工作，武漢市物流局負責統一安排捐贈物資轉運，武漢市衞健委和武漢市紅會負責聯絡接收捐贈物資、出入庫信息管理、制定物資分配清單、協調物資出庫等。
一份武漢市委的內部文件指出，中間環節過多是物資梗阻的重要原因。從向指揮部申請，到送達救治醫院，需要走完紅會登記入庫、衞健委初擬分配方案、市指揮部審核備案、質監部門查驗物資、紅會組織物流發送等環節，全部流程需要近兩天時間。
這與捐贈方的效率形成巨大反差。從1月25日至1月30日，上海復星集團從全球採購14噸醫療物資，其中醫用口罩超過33萬個，醫用防護服超過27萬件。從1月24日除夕夜啟動採購到1月29日凌晨物資運抵武漢，這家企業只花了4天零2個小時。
2月1日，武漢疫情防控指揮部指派湖北省最大的民營企業之一九州通醫藥集團股份有限公司(600998.SH，下稱九州通)協助紅會處理物資發放，4個來自九州通的醫療物流專業人員，與武漢紅十字會、武漢市衞健委及武漢市市場監督管理局的工作人員一起，指揮調度倉庫員工，24小時輪值。
2月2日下午，九州通正式接手武漢紅十字會物資派發工作，介入國博物資現場組織領導的還有華科校友會負責人。
記者獲悉，九州通接管後，出入庫流程有所改變，物資入庫後，九州通查驗送貨單，對入庫的貨物分類，即時提供庫存物資詳細清單，武漢市衞健委在收到九州通公司的庫存清單後，在2個小時內給出分配計劃，九州通按計劃分揀後，交由專職部門配送。
有國博現場工作人員告訴記者，這個流程可以將物資出入庫時間從過去的兩天縮短到幾個小時。
九州通接手之後依然沒有物資發放權，關鍵的變化是武漢市衞健委在收到物資清單後，將擬定分配方案的時間縮短到了兩個小時。
2月4日，武漢市紀委監委通報，免去夏國華武漢市統計局黨組成員、副局長職務，並給予其黨內嚴重警告、政務記大過處分;對武漢市發改委黨組書記、主任，市統計局黨組書記、局長孟武康和武漢市政府辦公廳副主任黃志彤予以誡勉談話。
當天，湖北省紀委監委也公開通報：因為在疫情防控期間接收和分配捐贈款物工作中存在不擔當不作為、違反「三重一大」規定、信息公開錯誤等失職失責問題，湖北省紅會三名廳級官員被問責。免去張欽省紅十字會黨組成員、專職副會長職務，並給予其黨內嚴重警告、政務記大過處分;給予省紅十字會黨組成員陳波黨內嚴重警告、政務記大過處分;給予省紅十字會黨組書記、常務副會長高勤黨內警告處分。
復盤可見，第一，紅會在處理物資發放效率方面確實不專業;第二，將前期物資堰塞完全歸咎於紅會不公平。扭轉局面的關鍵，除了九州通的專業能力，還有政府部門在壓力之下大幅提升了效率。
北京師範大學中國公益研究院院長王振耀密切關注此次抗擊疫情中的物資捐贈和分配，他此前曾擔任國家民政部救災救濟司、社會福利和慈善事業促進司司長，汶川地震、SARS時期，他均在任上參與調度物資。
王振耀分析，和解決出行需求類似，解決醫療物資需求也經歷了三個階段：初期，民間捐贈的物資滿足了應急需求;中間階段是民間力量配合政府;第三階段，政府力量逐漸佔據主導，民間捐贈成為重要後備力量。
關於此次疫情的社會物資捐贈和調度，王振耀認為，醫療物資支援的清單系統完全可以依賴大數據等科技手段建立。各地詳細列明醫療物資的需求，並結合患者人數動態化呈現，其中特別需要註明需要國家層面協調解決的物品數量。企業、公益團體和社會個人，在政府主導下形成合力，公開透明。這樣，政府確保基本供應，民間慈善和醫院對接緊急捐贈，醫院有靈活資金還可以激活採購。
結合此次教訓，想要充分激活民間力量，政府和慈善組織可以做得更多。比如，定向捐贈應尊重捐贈人的意願，但在前期意向捐贈聯繫中可以協調、引導捐贈人捐贈給物資更緊缺的醫院，而不是物資到了之後再協調。
和17年前的非典、12年前的汶川地震等大型災難時不同，2020年中國的通信、互聯網、大數據和人工智能技術已經相當先進。但多位接受記者採訪的科技行業人士指出，疫情爆發早期，除了三大電信運營商每日向政府相關部門提供全國人群移動情況大數據外，更多的中國科技公司如阿里、騰訊、京東、滴滴、美團、順豐等，其力量沒有被及時調用。
短暫的滯後期過後，新技術開始被利用。
在湖北的相鄰省份河南，省會鄭州在武漢疫情爆發後第一時間找到阿里雲搭建數據中台，在此基礎上彙集數據，建立摸排系統、返鄭人員信息登記系統。
數據中台會生成一份重點關注名單，這份名單需要落實到各基層、區、街道和社區。如果沿用老辦法，危急時期，政府職能人員之間通常會採用微信、U盤等方式來傳輸。它們的缺點很明顯：其一，使用微信傳輸，用戶的數據信息很可能被泄露;其二，使用U盤傳送太慢。
阿里雲為此開發了摸排系統，這是一個輕量級開發程序，上線快，名單導入後，基層摸排員在手機上就可以用管理員賬號進入，解決問題。
一位大數據架構師向記者表示，應對大型災難性需要政府建立應急大數據調度系統，如大數據指揮平台、應急物流交通平台、應急物資保障平台等。做到關鍵數據高效匯總、應急物資精準投放、城市緊急交通調度暢通，如此才能提高疫情應對的指揮效率。
2020年1月底，清華大學未來實驗室馬兆遠團隊利用人工智能(AI)系統建立了全國疫情擴散預測模型。記者了解到，深圳南山區政府已利用這套模型來規劃該區的復工節奏。
並非尾聲
2月15日下午，武漢風雪交加。位於武昌區東湖路的武漢大學中南醫院發熱門診，靠牆的連排座椅上坐着寥寥無幾的患者，全副武裝的醫護人員略顯閑散，其中一些人這兩天才從其他科室調到發熱門診。十天前，這裏的椅子上坐滿了病人，站立者也排着長隊。
「都不讓出門了，病人自然少了。」一位醫護人員對記者說。
醫學院在讀生許月的父母都感染了新冠肺炎，好在母親已經痊癒出院，父親也住進了醫院。醫生李鵬2月15日又給自己做了一次CT，沒有問題。此時距離他接診第一個發熱病人已經過去了一個月。志願者王琛擔心下雪會影響交通，2月16日上午會有一批捐給醫院的蔬菜抵達，一共30萬斤，他負責對接。「從來沒見過這麼多菜。」王琛說。但他更期待的還是武漢解封的時刻，以及疫情真正過去的那一天。
儘管盼着早點復工，但首汽約車的專車司機蔡師傅並不相信2月20日會解除「封城」，「疫情還這麼重，怎麼也得到2月底3月初了吧。」首汽約車「封城」後提供志願出行服務，蔡師傅一直在當志願司機。公司按全日租業務(相當於包車)給司機們結算費用，這個業務平時一天400元，疫期一天800元。
1月29日，湖北省政府通知：全省各類企業復工時間不早於2月13日24時;各類學校延期開學，具體開學時間視疫情防控情況確定。
2月15日，省會武漢還沒有復工的跡象。一位在人防部門供職的公務員強烈反對近期復工。「我不去上班，這是自投羅網。」她對記者說。
不管早晚，上班總會繼續，「封城」總會結束，也會如《鼠疫》結尾描寫的那樣：城門打開時，人們彷彿重獲新生， 盡情享受重逢的快樂。但在付出了這麼慘痛的代價之後，我們應當不會一模一樣地回到從前了。
(應被訪者要求，文中劉林、張旭、周學、劉白、孫晨、羅憶、劉梅、李鵬、王帆為化名)
責任編輯：劉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