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專訊】上海戶籍制度鬆動了。浦東區先行允許居住證轉辦戶籍，這給了上百萬持居住證者以正式入籍上海的一線希望之光。
改革開放30年來，各地對人才明爭暗奪，求賢若渴。此番上海的戶籍新政，能否撬動中國大城市戶籍改革的堅冰，並引發全國範圍的連鎖效應，已成為這場改革的最大看點。
自從上海市長韓正在兩會上面向媒體宣佈今年二月將出台人才居住證轉戶籍辦法，在滬上一家美資公司工作的陳東昇感到自己好事將近，在上海打拼了十年，陳東昇第一次感到上海戶口不再是遙不可及的夢。
陳東昇告訴記者，自從2005年辦了居住證之後，每年都會去申請一次上海戶口，但都被一一駁回，每次都卡在「大專學歷」和「畢業院校非211」。我每年為上海僅個人所得稅就交了好幾萬，而且我所在行業是上海目前最需要大力發展的先進製造業和高端服務業，可最終卻屢次卡在學歷上，覺得很不是滋味。」陳東昇所在的上海公司，總共200多人，有80%以上都是新上海人，其中不少人面臨同樣的落戶問題。
戶籍制約長三角發展
因戶籍影響人才引進的情況在全國決不是個別現象，該問題亦是歷年來各地兩會始終熱議卻難以解決的疑難雜症。在上海，這一問題最為突出的當屬浦東張江高科技園區。
上海張江(集團)有限公司常務副總經理劉小龍告訴記者，去年年中公司曾委託零點公司調查園區內來自全國各地以及海歸人才如何在滬安家的情況，結果發現人才瓶頸中落戶問題首當其衝。「GE曾經引進過一位重要的水資源工程師，最後他稱『沒有根的感覺』就走了……」
去年的上海兩會上，上海市委書記俞正聲在客觀分析上海擁有哪些資源時就曾說：「上海沒有特別的資源，只有人才……」而韓正在不久前的張江領導小組會議上亦給張江人提要求：一定要突破人才瓶頸。
在今年上海兩會之前，劉小龍幾次赴京開會，其中心亦是圍繞「人才」。
新年伊始，中共中央辦公廳轉發《中央人才工作協調小組關於實施海外高層次人才引進計劃的意見》。根據該計劃，圍繞國家發展戰略目標，中國將在未來5—10年引進海外千名高端人才，俗稱「千人計劃」。
劉小龍說：「『千人計劃』的核心內容，即讓這些人才一回國就馬上給予其全部國民待遇，解決其後顧之憂。」據劉小龍透露，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中組部部長李源潮在不久前的中央人才領導小組會議上提倡地方要用活「千人計劃」，強調「各地要放大」。
成立於1992年7月的張江高科技園區，是國家級的高新技術園區，是浦東新區四個重點開發小區之一，亦是國家首批「海外高層次人才創新創業基地」。目前，上海張江聚積著12萬各類人才，其中，有9000多人屬於海歸派，除部分頂尖人才在引進時同時解決其戶口問題之外，其他人才皆面臨落戶問題。
「現在有很多人議論說真正的人才是不在乎上海戶口的，這種說法我覺得是錯誤的。」劉小龍表示，「戶口能夠讓人有歸屬感，如果讓人才始終有『漂浮』的感覺，這種人才是不穩定的。」
指標向條件的管理突破
上海外高橋造船有限公司加工部班組長洪剛是上海400多萬外來務工人員中的一員，來滬已經第8個年頭的他對即將出台的居住證轉戶籍政策亦充滿期待，「希望新政不僅僅是讓上海急需的高端人才受益，也能夠向一些領域的儲備人才打開大門。」
在更多人看來，上海「戶籍新政」受益面應該更寬，而非緊盯高端人才。
上海黃浦區區長周偉認為：「據我所知，此番『戶籍新政』是謀求搭建一個從居住證向上海戶口過渡的平台，只要符合這些『條件』，都能擁有上海戶口，是上海長久以來在戶籍問題上從『指標管理』向『條件管理』的創新突破。」
僅以非上海生源進滬就業的高校畢業生辦理上海市戶籍為例，從2004年起實行的評分政策，申請者的各項要素累計分值高於上海市高校畢業生就業工作聯席會議辦公室公佈的「標準分」，方可辦理上海市戶籍，低於「標準分」者則辦理人才引進《上海市居住證》。
據悉，該「標準分」由上海市高校畢業生就業工作聯席會議辦公室根據上海市政府戶籍人口機械增長調控要求確定，其中，畢業院校和受聘單位被分成三六九等，多年來惹各界爭議。
而此番向「條件管理」轉變，一些硬槓槓被淡化，其個人能力和對上海社會的貢獻被強調。據上海有關部門知情人士介紹，新方案提出七大類條件性指標：學歷；在滬就職；在滬繳納社會保險；在滬繳納個人所得稅；外省市(海外)工作資質；特殊成就；在滬創業投資納稅。
而韓正亦在上海兩會上正面回應有關新政的一些細節：「比如說轉為上海戶籍，他需要在上海居住若干年，再譬如他在上海參加社會保險，並且依法納稅，具有一定的專業技能和職稱，當然還有其他條件，比如說沒有不良誠信的記錄和違法行為的記錄，所有這些都會在公開、公正的高度透明的前提下進行運作……」
有媒體評論說，這是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上海第四次戶籍鬆動，此次戶籍制度改革的重點是吸引人才，或許能為眾多持有上海居住證的人士及外地人才打開入滬之門。
俞正聲近日亦在各種場合表示：「不解決人才引進的戶口問題，就無法讓這些人為上海社保作貢獻。」
戶籍改革的終極目標，應該是所有願意獲得本地戶籍的國民，都可以入籍。但無論是上海，還是北京、廣州、深圳等發達城市都不可能一步到位。
上海社科院社會發展研究院院長盧漢龍認為：「中國各地、城市之間發展程度的差異，導致公共服務的供給水平差異顯著，而人口的流動卻是從公共服務水平低的地區向高的地區流動，一旦發達城市全面放開戶口，其城市的承載能力將面臨嚴峻考驗。」這也正是中國戶籍改革舉步維艱的癥結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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