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中共誕生，關於新中國，關於毛澤東
6月20日下午兩點左右，5000名師生就座。按計劃，各個院系輪番唱起了《歌唱祖國》、《保衛黃河》、《打靶歸來》等紅歌──曲目是學校提前確定好的，大屏幕上還滾動著歌詞。
半個小時後，俞正聲走進了體育館。「交流是為了講心裡話，念稿子大家不愛聽……我今天給大家上黨課……沒有教育人的意思。」向來不用講稿的俞正聲，這次也不例外，這番開場白先贏得了大學生們的掌聲。
俞正聲說，「我想講兩點，一點是堅定的問題，一點是忠誠的問題。」
這位黨的高級幹部說，現在是一個開放的社會，有的書國內沒怎麼出，也會從各種渠道流入國內。怎麼樣在複雜的社會環境中間保持一種政治上的堅定性，「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隨後，以中共歷史為脈絡，俞正聲給學生談了幾個「怎麼看」。
他說，「現在有的媒體宣傳的一種觀點，認為五四運動以後，北洋軍閥喪失一點控制，中國出現了資本主義發展的最好時機。很可惜的是，救亡圖存的思想，使中國喪失了一個資本主義民主發展的機遇，從而陷入了革命的漩渦。」
俞正聲說，「報紙上當然沒點共產黨，但是說救亡圖存的思想下，民主共和發展的大好局面被破壞了。」俞正聲說，「我是在哪兒看到這種言論的?是在我們上海的報紙上，而且是轉載的北京的報紙。」
對於這個問題，俞正聲舉了自己4月在《新華文摘》看到的一篇文章為例。該文談到，1920年，死亡人數超過20萬人的寧夏海原大地震，地震後一個月當地政府才向北洋政府上報了求救信息，得到的捐款也極有限。「我到上海以後，感覺很多人對上海的 (上個世紀)30年代很留戀。30年代上海是金融中心，全國的文化中心;另一方面，上海是沙漠中的綠洲。20年代上海已經發展了，上海為海原大地震做了什麼?上海的富商們為海原大地震貢獻了什麼?」
在俞正聲看來：「五四時代就是一個救亡圖存的時代……不能僅僅看到大學裡的一些景象就做出一個對社會的判斷。」俞正聲強調，在這種時代特點下，中共誕生，就是要為勞苦大眾打天下，就是不能讓社會、官僚們熟視無睹群眾死活的狀況在中國繼續下去，所以才產生了共產黨。
他談到的第二個問題，是怎麼看待「新中國的建立」。
「有人說解放戰爭的勝利是軍事的勝利，中國共產黨軍事上比國民黨高，我覺得是不對的，根本上是人民群眾的擁護和支持。」俞正聲隨後談到農民參加土改。
「有的同志說，土改就是農村裡的痞子，把地主的財產分了，亂打亂殺，這個現在很多文章裡面講過的，有沒有這種情況?有!但是，我們黨的歷史上在土改中亂打亂殺的結果，必然導致這個地區群眾的反水，這不是沒有發生過的，抗戰時期也發生了。但是為什麼那麼多群眾擁護解放軍和擁護共產黨呢?從根本上說，土改運動是得人心的，是得到群眾的擁護和支持的。」
第三是怎麼看待「社會主義建設艱難的探索」。
俞正聲坦言，「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災難，這不光是毛澤東的個人錯誤，也是黨的錯誤。
他回憶說：「文化大革命期間，我母親(註：范瑾，曾長期從事新聞及宣傳工作，是北京日報報業集團的奠基人，其兄是著名歷史學家範文瀾，丈夫是曾出任建國後第一任天津市市長和第一機械工業部部長的黃敬)1966年被打倒，1968年蹲監獄，1975年回來，出來之後我就感覺她精神上不正常了，老有被迫害的感覺。一直到前年她去世，都拒絕做任何體檢。我的妹妹，「文革」開始時一個高中生，在學校裡被批鬥，後來也得了精神分裂症，自殺了。我們親屬在『文革』中死去的，有六七人。」
「那麼為什麼對毛主席還基本上是一個正面的肯定態度?他有很嚴重的錯誤，為什麼?我個人認為，第一，他的著作、他的思想影響了許許多多的人，包括我，我對毛主席是非常尊敬的，雖然他犯了這麼大的錯誤。正因為如此，很多人就千方百計地詆毀他，甚至說，毛主席著作大部分是胡喬木寫的，胡說八道，胡喬木寫不出這種文章來。第二個，我認為他搞文化大革命，是真真切切地感覺到，我們國家不能簡單地發展生產，要防止新生資產階級的出現，防止工人農民重新淪為社會的底層，他的動機是無可厚非的。」俞正聲說，「但是他尋找的道路是錯的……現在的很多事情也證明他的擔心不是沒有理由。但是，不能因為這種擔心而尋找一種錯誤的道路。」
俞正聲說，一直到十一屆三中全會，人民群眾之所以仍然相信共產黨，「就是因為知道，黨是為了廣大人民群眾進行的艱難的、沒有實踐經驗的探索，而且黨也不迴避自己的問題和失誤」。
如何看待當下的矛盾?
「30年來國家有很大進步，但現在也面臨著很多新的問題。」俞正聲一一數道。比較突出的，一是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現在銀行高管一年薪水幾百萬，有的銀行，老總一年可以幾千萬，「而上海的最低工資線是一個月一千兩三百塊，這可是幾百上千倍的差距」。
「還有黨內的腐敗現象，我看沒有從根本上進行遏制，最近報的鐵道部部長的案子，利用工程索取錢財，成億成億地索取，若干億的回扣，生活糜爛啊。」
此外，俞正聲還談到了當前社會矛盾不斷地湧現。他說，「有一些社會矛盾是屬於幹部處理經驗不足，沒有在早發階段趕緊處置;有一些社會矛盾是越渲染越大，本來沒那麼大。」
對於這些現實問題，俞正聲也歷數了他所認為的原因。
一是經濟快速發展階段，難以避免階段性的混亂。而這種快速發展、分配上的變化、財產價格的急劇變化帶來了人們謀取利益的衝動。
「這是正常的。」俞正聲說，共產黨是幹什麼的?共產黨無外乎是群眾認識到自己的利益不平衡，團結而起的奮鬥，共產黨就是幹這個的。革命為什麼勝利?就是人民群眾覺得我的利益在這兒，才團結在黨周圍。新世紀利益多元多變，是一個階段性的特徵，這是任何國家快速發展的階段都難以避免的。
還有就是經濟的全球化帶來產業分工變化，所造成的收入差距增大。他還強調，這不光發生在中國。
「第三，還有我們工作的不足和體制的缺陷。」俞以分配問題為例，他說，鄧小平1993年就講過，分配問題可能比解決發展的問題還難，應該在本世紀末、下世紀初把這個問題尖銳地提出來，鼓勵用各種方法去進行探索。「我想我們對小平方針的認識和實踐上做得不夠。」
「此外，幹部的監管使用上還有制度性的缺陷。」俞正聲頓了一下說，「這個我就不多講了。」不過俞正聲告訴聽眾，按照中央政治局委員標準，他每個月工資一萬一，「不算高也不算低」，比上海市市長韓正低一些。「抽煙是自己買，衣服也是按照市場價格買。」
俞正聲也提醒說，(解決當前問題)不能急於求成，不能採取「文革」的辦法來解決幹部的腐敗問題。「我們建國以來的教訓是什麼，是急於求成，以前是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現在是GDP賽跑，所以才有那麼大的投資、那麼大的貨幣量。」
「我們總要找到新的途徑和辦法，就是靠各方監督的辦法。」他甚至舉了個自己的例子，他去年10月去崇明檢查工作，結束後隨行人員邀請他去看看當地一個湖。當時，大量遊客在那，俞正聲一行至少有四五輛車就開上去了，然後上了船。
俞說，從船上下來，遊客就跟他打招呼。「第一句是，俞書記好;第二句就是，你買票了沒有?我趕緊讓秘書把票補了。」這段自嘲，也引得學生一陣大笑。
因此，「還是要擴大公開，置於群眾與社會的監督之下，這方面我們總要找一種制度性突破，擴大群眾和社會的監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