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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學人》認為，西方的政治體系無力挽救債務危機，而日本的遭遇就是最好的證明。
在美國和歐洲，選民們都似乎轉向關心國內事務。在歐洲，一部份中產工人不顧一切地要保護自己的特權，因為已經有大量的工人做著不受保護的臨時工作，或是徹底失業。而在美國和歐洲，無所不能的工會卻阻塞了這一進程。於是，就出現了最大的分區——一邊是緊緊依靠政府津貼過活，並堅稱這是他們掙來的老人，一邊是終將支付這一切的年輕人。
有時，危機會誘發大膽的領導和決定。但不幸地是，並不是現在。對於奧巴馬和默克爾來說，他們都更擅於順從民意，而不是引導民意。
問題的關鍵不單是領導者的個人問題，更在於整個政治結構。在美國國會，由民主黨和共和黨所維持的適度中心已經崩塌，而部份原因就在於黨派的重新劃區使得權力走向極權化。而在歐洲，為了對其選民負債，政治家在面對涉及全歐洲的問題時常常陷於掙扎。
所以，對於歐洲的政治家，他們需要不僅僅是重組國家債務，還要進行徹底的經濟改革、清除任人唯親的制度和腐敗，以及所有的阻礙增長的低效措施。而對於美國的民主黨來說，需要做的就是接受裁減政府津貼的方案，以及共和黨的提稅計劃，獨立的委員會也應該劃分選區等等。
日本的政治家曾經有無數的機會改變現實，而他們拖得時間越長，就越難實現。現在，日本的西方盟友們應該引以為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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