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必須重申，稅收收入也不是越多越好，更不是增長得越快越好。功利主義不能包治百病，適當讓利於民未嘗不是高明之舉。有史為鑒，裡根1981年上任後大幅減稅，反而刺激了美國經濟的復甦。奧巴馬的執政宣言也是為中產階級減稅，以圖縮小貧富差距。再看我國近年來實行的積極財政政策，初衷也是通過減稅來刺激經濟發展。但是，我們注意到，與學理上的減稅不一樣，與美國的減稅也不一樣，政府採取的是所謂有增有減的結構性減稅政策。比如增值稅轉型減收，就要調整消費稅稅目增收。個人所得稅調高起征點減收，就要調高印花稅稅率增收。歷數這幾年的稅收收入，無一不在總體增長。用一句古話來說，就是失之東隅，收之桑榆。
我們絕不反對必要的稅收，現代社會的國家就是一隻龐大的利維坦;我們也絕不盲目地呼籲低稅，因為支出剛性是基本的經濟學常識。政府要想行仁政，就要有恆產。但是父道主義一旦多跨出一步，就會淪為父權主義。從近期公佈的稅收數據來看，想說我國要告別稅收的功利主義時代還為時過早。減稅為何如此之難?恐怕源於政府長期信奉收入最大化的理財原則，在稅收價值的天平上效率顯然重於公平。當年拉弗以一條拋物線征服了整個美國，也體現了裡根從善如流的政治美德。知識分子當是社會的良知，但願我們的專家也能哀民生之多艱，不要問出何不食肉糜的荒唐話來，被寫入現代版的《世說新語》。最後，獻上《論語》上的一句話：「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