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放大圖片
但同樣是這些國家，其中許多還有著深厚的平均主義政治傳統，這些傳統迄今仍然能引起公眾的共鳴。哈扎爾有意識照搬了聖雄甘地(Mahatma Gandhi)的做法和語言。以色列的許多示威者公開譴責本傑明內塔尼亞胡(Benjamin Netanyahu)的自由市場政策，並懷舊地談到了基布茲運動(kibbutz movement)的社會主義傳統。馬德里、雅典與巴黎的憤怒者強烈要求支持「歐洲社會模式(European social model)」——該模式承諾了免費的教育與醫療以及普遍體面的收入。
我們很容易將所有這些動盪與全球化聯繫起來，因為全球化提升了富人的收入，同時創造了一個壓低（至少在西方如此）非熟練工人工資的國際勞動力市場。全球化還培育了一個溝通網絡，從而使得反抗的想法與圖像得以在全球快速傳播。
然而，全球心態的產生是一件神秘的事情。這一模式存在著一個引人注目的例外——那就是美國。美國顯示出了許多在其它國家促使人們走上街頭的社會與經濟趨勢：貧富差距不斷拉大、中產階級生活水平面臨威脅，以及民眾對於政治與商業精英階層的憤怒。然而迄今為止，所有這些憤怒——不管是左派的還是茶黨(Tea Party)右派的——都通過媒體或選票、而不是通過街頭混亂而得到了表達。
一些人辯稱，美國普通老百姓受到一種錯誤思想的影響，這種思想將人們對經濟問題的怒火，錯誤引向了對槍支或宗教問題的不滿。但這種看法有些自視過高。與其它國家相比，美國的政治文化向來更強調個人主義、輕視平均主義。在美國，儘管成功人士會獲得巨額回報，但人們同樣相信作惡者將受到懲罰。一些人也許對高管被迫「遊街示眾(perp walk)」、或總統們因性犯罪遭彈劾的情形感到畏縮。但它傳遞了一個訊息，即沒有人可以超越法律，且腐敗將不會被容忍。
人們曾指責美國總統巴拉克奧巴馬(Barack Obama)不信仰「美國特殊論(American exceptionalism)」。但這正是美國不同於他國的一種形式，而他有理由對此心存感激。 | 
放大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