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網訊】據南風窗報道，在香港的家庭裡，有近30萬外籍傭人為僱主們忙碌著打理各種家務。每逢星期天休息日，這些外傭就三五成群地聚集在香港的公園裡、廣場上、天橋旁等公共空地，一起打牌或是閒聊。
而在其他日子裡，除了在街市、地鐵和公交車上偶爾還能看到他們的身影，這30萬人幾乎從香港的公共空間裡消失，分散在他們各自的僱主家中。
香港《基本法》規定，外籍人士只要在香港連續通常居住滿7年，就可以申請成為香港永久居民，可以享受到各種福利。但是，香港《入境條例》卻將外傭排除在外，不論在香港工作多久，外傭都無法成為香港人。
今年7月份，在香港工作了25年的菲律賓籍外傭伊萬傑琳，向高等法院起訴《入境條例》違反了《基本法》，對外傭構成歧視。
9月30日，高等法院裁定，《入境條例》對外傭的排除條款不符合《基本法》。此裁定不啻一枚重磅炸彈，意味著曾游離於香港社會之外的眾多外傭可能成為香港人，如果加上他們的親屬，香港人口可能一時間劇增40萬。
香港的外傭政策
1986年，34歲的伊萬傑琳離開丈夫和5個孩子，從菲律賓來到香港，在一個家庭當傭人。那一年，香港總共有28951名和她一樣的外傭。此後，伊萬傑琳一直為同一個僱主服務，到2009年，在僱主支持下提出申請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證的時候，她已經在香港連續工作了23年。而這一年，香港的外傭數量已經增加到1986年的10倍。其中有11萬多人已經在香港連續工作了7年以上。
據統計，每10戶香港家庭中就有一戶聘用了全職外傭。這樣高密度引進外傭的情形，在其他地區並不多見。實際上，外傭是否可以入境工作，首先需要獲得香港政府批准。正因為《入境條例》將外傭排除在可以獲得永久居民資格的外籍人士範圍之外，香港政府才能夠放開手腳，毫無後顧之憂，批准大量外傭到香港工作。
按照香港入境處的規定，其他外籍工作人員必須「具備香港所需而又缺乏的特別技能、知識或經驗，或能夠對本港經濟做出重大貢獻」的，才能申請來港工作。如果這些外籍人士在港工作滿7年，就可申請成為香港永久居民。《入境條例》排除了外傭的這項資格，換來的是降低標準以批准外傭入境工作。
數據顯示，2010年共有2.6萬多名海外人士獲批准到香港工作。而過去7年，香港每年增加的外傭也達到了這個數量。可以想像的是，如果沒有《入境條例》的排除條款，香港現有外傭數會因為入港工作的高門檻而大大減少。
然而，曾經使眾多外傭得以在香港獲得工作機會的《入境條例》，現在卻受到了挑戰。
上世紀70年代，香港存在家傭嚴重短缺的問題。當時的港英政府出於各種顧慮，不願意接納中國內地的傭人，而是從東南亞等國家引入外傭，同時制定政策，限制外傭和其他外籍半嫻熟工人在香港定居。當時還沒有永久居民和居留權的說法，而是用「定居」。此後，香港的外傭人數大幅攀升。
香港回歸中英談判時，為在交接前後穩定民心，聯合聲明提出，符合一定條件的人將成為香港永久居民，並享有香港居留權，在香港居住不受任何條件和期限的限制。但聲明中並未提到是否將外傭排除在外。
1990年，香港《基本法》頒布，第二十四條第二款第四項規定：「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以前或以後持有效旅行證件進入香港、在香港通常居住連續7年以上並以香港為永久居住地的非中國籍的人」是香港永久居民。其中也未明文排除外傭。
1996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發佈對《基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二款的意見，對「通常居住」概念進行界定，提出「根據政府的專項政策獲准留在香港」的不屬於「通常居住」。
回歸前一個月，香港《入境條例》修訂，在不得視為「通常居住」的情形裡增加一項：「受雇為外來家庭傭工(指來自香港以外地方者)而留在香港」。至此，原來以政策形式施加在外傭身上的限制，以法律的方式固定了下來。
《基本法》於1997年7月1日生效以後，香港就多了一部「小憲法」。儘管《基本法》規定，香港的原有法律依然沿用，但同時也規定，與《基本法》相牴觸的法律無效。因此，對外傭的限制寫入法律後，就存在一個是否違反《基本法》的問題。
伊萬傑琳正是以此為緣由，將拒絕批准她為香港永久居民的香港入境處，以及入境處所依據的《入境條例》告到了法院。
「我的職責是適用法律」
此案立刻引起了各方的強烈關注，招來了一片抗議聲。
香港政黨民建聯在判決前做了一項社會調查，共有91290人簽名反對外傭獲得居港權，而僅有約400人表示不反對。另一黨派自由黨的調查也顯示，高達80%的民眾表示反對。網絡上立即有人組織了抗議群組，短時間內已有4000人加入。也有反對團體發起了小規模示威遊行。
對於外傭以歧視為由起訴，香港一位網民表示憤憤不平，他說：「外傭已經得到她們合約應得的報酬，還供吃供住……香港一點沒欠她們。她們是自己選擇沒有居留權前景的工作，這當中不涉歧視問題。」
除這種情緒外，大部分反對的人是因為擔心大量外傭擁有居留權後，會佔用香港的資源。香港大學社工系教授梁祖彬表示，外傭居港權一旦「開綠燈」，政府就要負責他們的醫療及教育等開支，香港「不值得背負這個風險」。
近年來，香港的房價高企，物價不斷上漲，民生愈發嚴峻，民眾對政府福利不足早有微辭。就在幾個月前，港府為了紓解民困，給每位成年永久居民發放了6000港元。此舉在當時就引起了爭議，有港人抗議，不應該向「新移民」發放補助。香港媒體也經常渲染內地產婦到香港產子。在經濟低迷的形勢下，港人對 「外來者」攤薄本港福利就更加怨聲載道了。
現在，外傭一旦勝訴，就可能引起連鎖反應。更有人危言聳聽，舉出法國、英國曾發生騷擾的例子，認為如果大量外傭成為港人，將可能出現文化衝突和犯罪問題。
然而，面對沸騰的民意，受理此案的香港高等法院法官林文瀚似乎不為所動。他在判決書的開頭，專門用了長達3頁的篇幅闡明，對於此案，「我的職責是適用法律」。
他在判決書中說，可以理解公眾強烈關注此案的心情，也可以理解政府提前準備應對策略的做法。法庭尊重市民的表達自由，但是法官不允許市民的各種討論干擾到法庭裁判功能的正常運轉。法官將嚴格遵照法律審理此案，不會考慮政治，或社會與經濟方面的因素，因為此案討論的問題並非入境政策的合理性，而是其合憲性。換言之，對林文瀚法官來說，政治效果和社會效果都不在他的考慮範圍內。
按照普通法的法律方法，他在判決中指出，就《基本法》中「通常居住」的語義來說，《入境條例》不能將外傭排除在外，因為儘管法律語言可能有模糊之處，但無論如何也不能賦予這個概念其文字本身所無法承載的含義。
在以往的判例中，法官認可關押在監獄裡的情形不屬於通常居住，因為違反了自願性和目的性原則。但是對外傭來說，儘管有諸多限制，還是不能列為 「通常居住」的反例。例如，辯方律師提出，外傭的吃住條件很有限，其生活水準無法與普通市民相提並論，因此不能算是「通常居住」。林文瀚法官認為這不能一概而論，有些富裕家庭的外傭，他們的生活條件和空閒時間甚至比那些辛勤謀生的港人還要優厚。
林文瀚法官最終裁定《入境條例》排除外傭的條款與《基本法》不符。他認為這一條款不應該成為外傭獲得居留權的障礙。值得一提的是，林文瀚法官的判決並不是以反歧視為理由。反之，他認為在是否批准特定人士成為永久居民的問題上，根據國際法原則，一個政府可以做出區別對待的規定。
當判決推翻了常識
一石激起千層浪。
每當司法結果與公眾利益有衝突，與一般觀念有出入，甚至是違反常識的時候，便是法治面臨巨大考驗的時候。法治的核心內容除了司法審判獨立以外，還包括公眾對法律尤其是憲法的信心。
就目前而言，香港法院頂住了來自公眾的壓力，而港府面對司法也頗為自制。特首曾蔭權在立法會接受議員詢問此案時，便表示案件已進入司法程序，不便評論。判決前，港府自信有五成的把握能勝訴，但由於此案關聯巨大，港府不敢有任何懈怠，事先研討了一旦敗訴的應對措施。面對敗訴，儘管曾蔭權相信《入境條例》是合法合憲的，但他除了表示失望外，也只能依循制度途徑尋找解決方案，一方面請法院暫緩執行判決，另一方面則加快提起上訴。
澳洲研究者默克曾對幾個外傭輸入地區進行過比較研究，得出結論認為，雖然存有缺陷，但香港保障外傭權利的法律已屬最為先進。即便在去年菲律賓人質事件發生後，港人也同樣善待在港的菲律賓籍外傭。這種情況下，現在有外傭提起訴訟，要求獲得居留權，並獲得勝訴，難免會有港人認為是否「要得太多了」。對於普通市民來說，在他們的觀念裡，不論是依據長期的政策，還是依據外傭自願簽署的合約，外傭都不應該獲得香港居留權，這幾乎是一個常識。
現在這個常識被法院推翻了。市民應該如何面對這樣的判決呢?市民的反應無疑會體現出他們對香港法治的信心程度。令人欣慰的是，儘管有一些極端的抗議聲音，也有很多不解，但也有不少人表示不論結果如何，都會接受法院的判決。此案原告伊萬傑琳也正是在香港僱主的支持下去申請永久居民資格。香港互聯網協會會長莫乃光稱，他的一位朋友在認真分析判決書後，決定支持他們家的外傭申請居港權。
當然，現在此案尚未進入終局。《基本法》委員會委員兼香港大學法律學院教授陳弘毅說：「不要太快下定論，過去很多原訟庭或上訴庭的判決，結果到終審法院都被扭轉。」林文瀚法官在判決書中認為，《基本法》頒布前的有關立法材料中並未對通常居住進行定義，也沒有賦予港府進行定義的權力。而《基本法》頒布後，擁有解釋權的就只有全國人大常委會和香港法院，因此，其他機構解釋《基本法》的文件都不被法庭採納。
《基本法》中關於香港永久居民的內容是在中英談判中確定下來的。陳弘毅教授分析說，如果能夠公開當時談判的相關會議記錄，從中找到立法的本意，香港終審法院或許會改變判決結果。
如果終審法院維持原判決，港府的另一個選項則是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釋法。
不論如何，此案最理想的結果當然是既能使香港免受人口劇增的衝擊，又能夠在制度軌道內解決問題，保護香港法治不受損害。但如果這種理想結果無法達到，也無須過於憂慮。畢竟，法治正是在一次又一次的考驗中成熟起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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