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網訊】據中國經濟周刊報道，掌管中國高級官員任免的中共中央組織部很少如此高調：向海外敲鑼打鼓，呼喚高層次人才回國效力。
頗像一次大規模的政治動員。
2008年年底的中國，由向來僅負責任命高級官員的中組部牽頭，啟動了一項旨在引進海外高層次人才的「千人計劃」——在國家層面，用5∼10年時間，引進2000名左右能夠突破關鍵技術、發展高新產業、帶動新興學科的戰略科學家和創新創業的領軍人才回到國內發展事業。
有別於以往的「百人計劃」、「長江學者」計劃以及「傑出青年基金」計劃，這是一項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審議通過的政治級別最高的人才計劃——顯然，為了吸引海外留學人才歸國，中國政府下定決心要做最大的努力。
國際輿論稱之為「高瞻遠矚」。
據教育部統計，目前中國有20多萬留學人員學成後留在海外工作，就職於國際知名企業、高水平大學和研究機構，取得副教授或相當職務以上的高層次人才約有1.5萬人。他們大多在35∼50歲之間，正處於創新創業黃金時期。
另一方面，中國在20世紀國際性人才競爭中，像世界上其他新興國家一樣，不可避免地處於劣勢。
這種劣勢超乎了想像。
美國《華爾街日報》2010年1月26日報道說，美國有關政府機構最新統計數據顯示，2002年在美國拿到科學和工程博士學位的外國留學生到2007年仍然滯留在美國的比例，中國最高，高達92%;位列第二名的印度81%;位列第三的加拿大55%。
美國《科學》雜誌稱，清華和北大成為美國博士生來源最多的學校。
中國與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王輝耀一直研究海外人才戰略，這位早期歸國的海外留學人員告訴《中國經濟週刊》，自1978年以來，中國累計向外國輸送留學生、學者共計192萬人，回國只有63 萬人，回歸率不足三分之一，而留美理工科博士畢業生等高質量人才的回國率僅為8%。
1996年，作家錢寧在《留學美國》裡寫道：在美國，留學生見面時，會相互詢問「什麼時候畢業?」「找到工作沒有?」「買了房子沒有?」但絕不會有人問「準備什麼時候回國?」如果你跟別人說，你要回國了。對方在驚奇之外，大半會猜想你是在美國混不下去了。
這種局面，或許是當年中國政府恢復留學制度時未曾料想過的。
10年以後，另一位作家凌志軍在《中國的新革命》一書中已是另一番描述：就在幾年前，他們中間還流行著「傻瓜才回家」的觀點，而現在，他們說得最多的一句話是，「你怎麼還沒回國呀」。
這或有文學加工之嫌，但21世紀的中國確已不可同日而語。作為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全世界幾乎所有的目光都在投向中國，包括那些滯留在海外的留學生們。
這個龐大而複雜的國家正在變得更加強大，但也正處於轉型升級的關鍵時期，它的改革仍顯緩慢而艱難。對於那些立志於推動它變化的仁人志士，這是挑戰，也是機遇。
「說到底，今後真正能吸引留學人員歸國的，不是別的，是發展的機會。」錢寧在書中說。
他們將迎來改變這個國家的最好機會。
揭秘「千人計劃」
2010年7月28日，受黨中央、國務院邀請，70位國家引進海外高層次人才「千人計劃」入選專家到北戴河休假。國務委員劉延東、中組部部長李源潮，前往看望。
這是中國給予知識分子的高級別政治禮遇之一。此前，一批海外高層次人才曾被邀請參加60週年國慶大典的觀禮活動。
中組部還特別在中央黨校舉辦了「千人計劃」專題培訓班，以便「千人計劃」高層次人才更好地瞭解並適應國內的環境。
這種努力頗有成效。截止到8月，共有6200人申請加入「千人計劃」，入選1510人，其中正教授是前10年引進的20倍。
回國的誘惑
「特殊身份」意味著「無論是創業還是融資，都能有很多好處」
「這是一種榮耀，代表國家層面的認可。」內蒙古科技大學化工學院院長王亞雄說。王亞雄是「千人計劃」第二批引進的人才。
「許多海外高層次人才希望從制度上明確他們的特殊身份，以利於他們回國創新創業，他們覺得這比報酬、福利還重要。」一位中組部官員透露。
作為一種「最高規格」的認可，入選「千人計劃」當然是一種榮耀，但又不只是榮耀。
「這意味著無論是創業融資或做其他工作，都能有很多好處。」中國與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王輝耀這樣解讀。
「背後是國家的政策和資金支持。」王亞雄進一步解釋。但具體到他個人，他倒不願意透露獲得了哪些支持。
王亞雄回國之前在美國待了15年，本科學的是化工，博士念的是機械，現在在化工和機械兩方面都有事業。
此前，王亞雄在戴爾公司工作，主要負責戴爾高端計算機的硬件設計。雖然王亞雄現在的頭銜是內蒙古科技大學化工學院院長，但他回國的真正目的是創業。
2006年，他就在內蒙古創建了一個太陽能和節能設備的企業。但直到2009年，他才作為「千人計劃」第二批引進的人才「真正」回到國內。「一方面是因為自己公司的發展需要;另一方面，在國外待了那麼多年，也確實想創一份自己的事業。」
從硅谷歸國的姚宏宇也是入選第二批「千人計劃」的人才，2007年回國創業，創建了北京友友天宇系統技術有限公司，致力於雲計算核心技術的研究和發展。2009年，他為了申報「千人計劃」去了天津。
「這像是天上掉下的餡餅。」他對《中國經濟週刊》說，「能砸到你一塊就很不錯了。」
但他剛在天津申報成功，北京這邊又來找他，「弄得很尷尬。」
在這場人才戰略的政治動員中，中央要求各省、區、市要結合經濟社會發展和產業結構調整需要，制定本地區海外高層次人才引進計劃，有針對性引進一批海外高層次人才。地域之間存在明顯的競爭性，甚至「千人計劃」成為地方和部門的政績工程。
姚宏宇告訴《中國經濟週刊》，成為「千人」之後，相關方面經常會關心一下，例如，中秋節被邀請去開個聯歡會什麼的。「印象最深的是，給我太太(美籍)解決了五年簽證。這樣我就不用老跑到舊金山去簽證了。」
「但對我創業，沒有什麼太多特別的好處。」他批評很多人對「千人計劃」所持的心態不對，「你本來就是要回來創業的。」
他說，在美國，創業的成本很高，尤其是人力資源成本。國內成本相對較低，「而且相比美國，國內最大的優勢是人脈，做生意講人情。」
王輝耀曾做過調查，那些歸國創業成功的海歸， 80%的人曾在不同時期參與過起碼一個不同的社團、商會、行業組織、校友會、同學會等。這是積累人脈的主要方式。
「但國內最大的問題是，無論是個人、集體還是公司，整體面臨信用缺乏。」姚宏宇說，他對國內創業環境最不滿的是：無論是政策還是資源，都傾向於支持大公司，而不是他們這樣的小公司。
同在2007年回國創業的陳錫源深以為然。陳錫源是播思通訊技術(北京)有限公司 CEO， 該公司是一家移動通信產業軟件供應商。此前，陳錫源是總部在美國硅谷的UT斯達康公司的高級副總裁及首席技術官。
「中組部的承諾都兌現了。」他告訴《中國經濟週刊》，公司獲得了認可，這很好。
「『千人計劃』的效果很好，現在國外的不少人都想回來，但很多找不到合適的機構。」王輝耀說，國家扶持了一批人，形成一種氛圍，「這很重要」。
在他對海歸回國創業300個成功的案例調查發現，這些人的平均年齡在35歲左右，一般三位以上的海歸組成一個創業團隊，普遍高學歷，其中博士和博士後佔了48%，碩士占35%，46%的人為理工專業，27%為經濟或工商管理專業，12%為法律或其他人文專業;在高科技領域創業更容易成功，70% 來自高科技，20%來自服務業。
「『千人計劃』對國家一定是有好處的。這跟投資一樣，投10個有一個成了，那就是成功。引進10個，有1個能為國家作貢獻，就是成功。因為人才作出的貢獻肯定是不能以量來計的。」姚宏宇對「千人計劃」給予了高度認可。
決策層的態度至關重要。在「千人計劃」的一次內部動員會上，中組部領導曾有過這樣的表述：要有人才投資的概念，還要充分認識到投資高層次人才也是個風險投資，要爭取贏，也要寬容「輸」。投資人才肯定有投不中的，對投不中的要寬容。實施「千人計劃」，「國家層面準備引進2000人，全國總的引進萬把人。這萬把人中要是能出來1000個真正管用的領軍人才，那就不得了。」
「千人」的煩惱
「研究經費分配的嚴重問題減緩了中國潛在的創新步伐」
當然，社會上仍然不乏質疑之聲，尤其是在學術界。
「目前歸國人員中一流人才少，二三流人才多。」在一次研討會上，一位學者這樣概括「千人計劃」人才引進的成果。
「確實，並非所有的先進人才都回來了。例如，大量的理工科高端人才和高端管理類人才還是沒有回來。」王輝耀坦言。
這當然也在決策層的預料之內。還是在那次內部動員會上，中組部領導表示：引進海外人才可能會引起國內一些人心理不平衡，激起一些大的浪花。但這也是成本。
「把他們引回來，當然得要付一點代價。這個代價是值得的。」他說。
國際知名科學家、原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教授施一公2008年入選第一批「千人計劃」，他的全職回國在國際學術界引發了一定的震動。
他很快被國內樹立為典範。受其影響，一批海外高層次人才和優秀青年創新人才陸續申請到清華生命科學學院工作。
事實上，回國後，施一公也一直在積極推動「千人計劃」人才的引進。
面對社會上的一些質疑，他認為，即使(引進)的這些人不是國際上最領先的專家，但也是不錯的人才。「還有一些人去了西部……你們願意去嗎?這些人如果在國外做得已經不錯了，而他回來又能以點帶面改變一個學校、一個地方學術水平的話，難道我們不該支持嗎?」在一次會議上，他這樣反問。
確實，「千人計劃」人才引進到了第三批，廣西、貴州、西藏、青海、寧夏、新疆6個省區仍無入選者。
回到內蒙古的王亞雄向《中國經濟週刊》抱怨說，「國家層面的推動很有力度，但到了地方缺乏跟蹤機制。像內蒙古相對來說滯後一些，跟做得好的地方還是有一點差距。」例如，他的身份問題，至今沒有得到落實。王已經入了美國國籍，根據國家政策，應該給發工作居住證，「但內蒙古這邊落實得很慢，到現在為止還沒有落實，每年都要簽證，很麻煩。」
另一位「千人計劃」引入的人才也向王輝耀抱怨說，他在美國有很好的工作環境，有上下游及助手配合，結果他回來以後，助手和上下游都沒有了，各種表格填來填去，反而出不了什麼成果。
「無論是回來搞學術的，還是創業的，都有人反映，國內的整套審批系統依然很繁瑣，耗費他們很多的時間和精力。」王輝耀告訴《中國經濟週刊》，國內科研經費的劃撥，很多是憑關係。例如，你去當(科研項目評定)評委，你所評的那些人都給你打電話，各種領導也會打招呼。「這在國外是不可想像的，這些剛回國的人很不適應。」
入選第一批「千人計劃」的科學家饒毅與施一公曾聯合在著名的《科學》雜誌上發表文章，公開批評了國內學術環境的不端：中國政府投入的研究經費以每年超過20%的比例增加，從理論上講，它應該能讓中國在科學和研究領域取得真正突出的進步，與國家的經濟成功相輔相成。而現實中，研究經費分配的嚴重問題卻減緩了中國潛在的創新步伐。
「這些問題部分歸結於體制，部分歸結於文化。在中國，為了獲得重大項目，一個公開的秘密是：做好研究，不如與官員和他們賞識的專家拉關係重要。」
已經回來的這批人，都立志想要改變這樣一種環境。
誰最需要國際化人才?
央企的人才困境
全球招聘「招了半天，90%還是內部人才」
國資委是實施「千人計劃」的主要責任部門之一。在「千人計劃」正式啟動大約半年後，中組部領導曾到國資委做過一次動員講話。
這位領導在這次講話中表示，按照建設創新型國家的總體佈局，中國高層次人才的主力軍首先應該在企業，其次應該在高校和科研機構。「當前高校和科研機構確實集中了我國大多數高層次人才，但相比而言，企業的高層次人才少得多、弱得多，一些高層次創新人才遠離建設創新型國家的主戰場。」
「中央企業與國際先進企業相比，比較明顯的差距在創新、在人才，靠創新才能克服困難，靠人才才能長盛不衰。」他說，中央企業要成為引進海外高層次人才的主力軍。
按照中央企業人才隊伍建設「十一五」規劃，高層次科技人才要占企業科技人才總量的5%。「目前是3.1%，缺口約2萬人。這2萬人短期內很難全部由我們自己來培養，引進是一條現實、快捷、有效的途徑。」
央企第一次面向海內外招聘，可追溯到國資委成立之前。2001年，中組部首次面向全球招聘神華集團副總經理，被認為是中央直管國有重要骨幹企業幹部人事制度改革的一項重大突破。彼時，國資委尚未成立。
2003年9月，掛牌不到半年的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對外發出公告，組織6家中央企業面向海內外公開招聘7名高級經營管理者。
據媒體報道，國資委會議披露，2001年以來，共8次面向海內外公開招聘央企高管，招聘128名高管和12名海外高層次人才。
有媒體統計，2003年以來公示的122名央企高管人選中，51人來自於原企業或原系統內部，占41.8%。57人來自具有國資背景的外部企業，占46.7%。
「什麼叫全球招聘?起碼你得有一半人是國際上招來的才叫全球招聘，結果招了半天，90%還是內部人才。」王輝耀認為，國資委歷年的全球招聘結果一定程度上能反映一些問題，根本原因還是出在體制上。「在國外待久的人可能會在文化的融入上有問題，不一定能適應國企的文化環境。但越是這樣，就越要不斷引入海外人才來改變這個環境。引入達到一定的規模，文化自然就形成了。」
地方的爭奪：「光有大樓，沒有大師不行」
在「千人計劃」的帶動下，地方的人才效應或許更明顯些。
王輝耀認為，「最明顯的是提升了全國各地的人才意識，各地官員更重視人才，這種附加的效應是不可估量的。」
說到這裡，他很激動，因為他寫的一本書《國家戰略，人才改變世界》被廣東省省委書記汪洋專門組織官員進行學習。汪洋說，「廣東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關鍵是人才。我們必須高度重視人才工作，研究人才理論。」
在廣東的廣州和深圳以及全國的許多城市都提出要打造國際化大都市，但其國際化人才的比例很低，北京、上海、廣州等地國際人口的比例都不足0.5%。這對於一個城市的國際化當然很不利。
「中國的大多數官員已經意識到：中國現在的大樓基礎設施都很好了，但光有大樓，沒有大師不行，光有硬件沒有軟件不行。」王輝耀說。
目前，從中央到地方，投入了近400億資金，用於人才發展和引進。全國31個省市區和35個行業系統已經啟動了2778項人才工程，制訂實施了本地區海外人才引進計劃。例如，北京市實施了「海外人才聚集工程」，上海市啟動了「上海千人計劃」，廣東省實施了「珠江人才計劃」，江蘇省實施了「萬名海外高層次人才引進計劃」……
事實上，早在2003年以前，時任江蘇省省委書記的李源潮就曾當江蘇的形象大使，先後兩次率團專門到韓日、北美地區招聘人才。在招聘過程中，他不僅不遺餘力地宣傳江蘇，而且多次到招聘現場和留學生交談，鼓勵他們回國創業。
王亞雄在江蘇設了一個分公司，他明顯感覺江蘇在海外人才的引進上已經走在全國的前列。
以蘇州為例，官方數據顯示，蘇州人才總量增長率連續9年保持在15%以上，高層次人才數量增速連續6年保持在20%以上，已有30人入選國家「千人計劃」。
無錫也推出了「530計劃」(用5年時間引進30名海外領軍創業人)。截至去年，無錫已累計引進海外歸國人才超過6000名，落戶530企業1200多家。
未來10年、20年，長三角地區特別是上海周圍，能不能成為世界上科技創業最活躍的地區之一?
這是一個未知數。
凌志軍在研究了李彥宏、張朝陽、周雲帆等等那些創造了中關村財富神話的案例後，在《中國的新革命》中預言：未來三五十年，中國一定是海歸的天下，各行各業的傑出人物都將是海歸。
倘若這個預言可以實現，那是海歸的幸運，這個國家也必將為之改變。
「千人計劃」調查：歸國人才最怕什麼?
2011年上半年，中組部人才工作局、海外高層次人才引進工作專項辦委託專業調查機構對「千人計劃」實施情況進行了問卷調查，調查對像包括「千人計劃」人才(包括創新人才和創業人才)、家屬、用人單位、國內人才、公眾等。
根據調查報告的結果顯示：「千人計劃」實施成效得到被訪者的高度肯定。其中，99%「千人計劃」人才、92.1%的用人單位領導、88.2%的國內人才認為有必要實施「千人計劃」。
「千人」選擇回國的主要原因中，「報效祖國，為祖國的科研事業出力」及「中國處於高速發展期，回來發展機會更多」位居前列。中國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增強了對海外人才的吸引力。其中，83.2%的創新人才已到崗，67%已開始工作，33%已取得初步成果;86.1%的用人單位對引進的「千人」表示滿意;82.8%的創新人才表示國內工作單位適合自己發展。
儘管如此，在這份調查報告中，也暴露了「千人計劃」在執行過程中存在的種種問題。
人才最怕：承諾不兌現
根據受訪者反映，創新人才工作條件落實進度較慢。僅17.5%的創新人才表示所在單位已經「全部落實」，「部分落實」的占40.4%，「正在啟動落實」的占32%，還有10.2%表示「落實還有困難」。原因一方面是由於「千人計劃」引才政策有待進一步細化;另一方面是部分用人單位與引進人才在簽約時過高的承諾在後續工作中兌現不了。
與此同時，56.6%的創新人才、36%的用人單位領導、32.8%的國內人才認為「國家沒有配套項目和經費，開展工作困難」。 這也是引進人才和用人單位平時反映較強烈的一個問題。
「國家提出的優惠政策很難兌現」、「待遇落實工作不夠得力」也是被訪者較關注的問題，特別是人才家屬對各項特殊生活待遇的落實情況不夠滿意。其中，「綠卡、簽證」、「子女入學」落實情況得分分別為67.3分和65.1分;「工作安排」、「住房(租房)」和「其他」待遇的落實情況得分均在 61∼64分之間;「醫療待遇」和「保險」的落實情況得分最低，均在60分以下，處於「不到位」水平。
究其原因，該調查報告分析：一是「千人計劃」個別政策原則性強，要使其符合每位引進人才的不同需求有難度;二是有關職能部門的審批環節多、週期長，導致部分人才不太滿意;三是一些地方和用人單位服務意識不夠，切實為人才排憂解難的主動性亟待增強。
最多的差評：「研究風氣不好」
國內的總體環境一直是「千人」最關心的問題。對國內的科研環境，創新人才的評價並不高。49%的人認為國內「研究風氣不好，把很多時間花在學術之外的『公關』活動上」，45.9%的人反映「科研項目審批不透明，存在拉關係、走後門現象」，40.1%的人坦言國內搞科研「人際關係太複雜，需要花大量時間處理」。
64.9%的用人單位領導和55.6%的國內人才也認為「人際關係太複雜」是國內科研環境存在的主要問題。37.6%的創新人才、35.1%的用人單位領導、50.0%的國內人才、36.3%的公眾均認為「在當前科研體制下能力發揮有限」。
根據調查結果，對於創新人才而言，「科研團隊力量弱」以及「科研經費不足」是他們工作遇到的最大困難;對於創業人才而言，招聘合適人才難以及創業資金來源少是他們面臨的主要問題。
在生活上，「空氣、水污染嚴重」，「房價過高」和「食品安全」是引進人才及其家屬擔憂的最主要問題，同時，43.7%的創新人才和20.6%的創業人才對自身及配偶的醫療保障和社會保險問題較為擔憂。
基於此，65%接受調查的「千人」最後表示，準備長期在國內工作，30.2%的人持觀望態度，4.8%的人明確表示準備再次出國。
該報告表示，中組部將會同有關部門在總結經驗的基礎上，著力解決存在的突出問題，不斷完善引才政策、優化引進人才的工作環境，進一步嚴格標準、優化程序、提高效率，更好地實施「千人計劃」。
百年海歸史
第1代
1872年—1875年，清政府送120名12∼15歲幼童赴美留學。在這批少年歸國後，有不少以後成為清末民初的優秀人才。
代表人物：唐紹儀、唐國安、詹天佑
第2代
光緒初年派出的海軍留學生近百人，分赴歐洲各國學習，回國後擔任各級海軍將領。
代表人物：嚴復、劉步蟾
第3代
20世紀初，不少人選擇前往日本留學，形成留日高潮。在20世紀頭十年中留日學生總數達5萬人以上。
代表人物：黃興、宋教仁、廖仲愷
第4代
1907年，美國將部分庚子賠款用作中國辦高等教育和招收中國學生留美。1911年中國為選拔和預培留美學生，建立清華學校。此時，除了清華大學派送留學生外，還有大量「自助學者」赴美求學。
代表人物：竺可楨、錢偉長、梁思成
第5代
從1915年開始，中國知識界的李石曾、蔡元培、吳稚暉等人提倡「勤以做工，儉以求學」，發起成立「留法勤工儉學會」，到1920年赴法求學人數已達1600人，逐步形成全國性潮流。
代表人物：周恩來、鄧小平
第6代
1920年5月，蘇俄建立莫斯科東方大學招收遠東各少數民族和亞洲各國的革命青年。此一時期留學歐洲、蘇聯的學生，後來絕大部分成為優秀的革命家、文學家和藝術家，成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戰爭走向勝利的支柱力量。
代表人物：瞿秋白、劉少奇
第7代
1927年國民政府定都南京以後，中央和地方政府繼續向美、英和西歐各國派遣官費留學生，自費留學生也人數迅增。二戰後，這批留學生回國時已是卓有成就的科學家和熟習現代產業技術的工程師。
代表人物：朱光亞、唐傲慶
第8代
抗戰勝利後，很多留學生和學者滯留海外，新中國成立後，黨中央和老一代科學家們召喚年輕學子回國工作，數千名海外學子慨然歸國。
代表人物：錢學森、鄧稼先
第9代
新中國成立後，中央即決定大規模向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派遣留學生。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派出的1.8萬多名留學人員全部回國，無條件地服從分配，成為後來發展工業和全面建立科研體系的骨幹力量。
代表人物：江澤民、李鵬、鄒家華、錢其琛
第10代
海歸一詞真正出現於上世紀90年代末香港回歸時。1997年後的兩、三年間，大概有幾千名大陸歐美留學生到香港就業。2002年是海歸潮的高峰年。這批「海歸」不僅帶來了先進的管理和技術，也帶來了市場和觀念。
代表人物：王志東、李彥宏、鄧中翰、周雲帆、張朝陽、丁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