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網訊】「在今天，體制改革已經陷入困境，可以說是個不爭的事實。近些年來，一些重要的改革措施被擱置，政治體制改革尚未進一步推進。」
據中國青年報報道，清華大學凱風發展研究院社會進步研究所、清華大學社會學系社會發展課題組今天發佈2011年度「社會進步系列研究報告」，指出我國目前最需警惕的是「轉型陷阱」。
轉型陷阱：改革中途，「不想過河」
在新的世紀走完10年後，國內的觀察家說「中國社會的氣質正在發生變化」；有人則認為改革已經終結，已經死亡。「如果說上世紀80年代的特徵是改革，90年代的特徵前期是改革後期是開放，而最新的這10年，維穩則成了最基本的基調。」
這究竟是怎麼回事？目前流行的有兩種解釋。一種是認為出現了發展中國家經歷的「中等收入陷阱」，另一種認為是改革處於停滯甚或倒退狀態。
而這份由清華大學社會學系孫立平教授主筆撰寫的報告指出，中國現在最需要警惕的，不是上述兩者，而是「轉型陷阱」。
「轉型陷阱」指的是，改革和轉型過程會造就一個既得利益集團，這個集團會阻止進一步變革，要求把過渡時期的體制定型化，形成使其利益最大化的「混合型體制」，由此導致了經濟社會發展的畸形化和經濟社會問題的不斷積累。
「這就如同在一幢爛尾的大樓中，人們簡單裝修一下就搭灶做飯，娶妻生子，也儼然成為一片天地。」
報告認為：「過去，我們過多地強調了漸進式改革的優勢，但現在看，一個漸進式改革的國家陷入轉型陷阱的危險會大大增加。因為在漸進中，使轉型過程停滯並定型化的機會太多，既得利益集團從容形成的條件更為有利。」
「其實，現在中國的改革困境並非像有些人所說的那樣：『改革開始進入深水區，已經改不動了』。在改革初期，提出『摸著石頭過河』是一種現實的選擇，但現在的問題是，可能是摸石頭摸上癮了，連河也不想過了。」
盤點五大症狀：用「維穩」的理由，拒絕改革
報告分析了轉型陷阱的「五大症狀」。第一個症狀是，經濟發展步履沉重並日益畸形。
報告指出，中國在經濟上最現實的問題「不是停滯，而是亢奮、畸形的發展」。一方面，落後地區發展、工業化和城市化的潛力等仍然存在，另一方面，體制決定了政府「反放緩」、「反停滯」的能力是極強的。「在轉型陷阱的格局中，民營企業尤其是中小型民營企業處境艱難，經濟活動的民間動力下降，於是，只能越來越依靠政府推動，大拆大建，上大項目，辦大活動，蓋大高樓，修大廣場，甚至造大塑像。」
報告把這稱為「增量依賴症」。「在轉型陷阱中，人們沒有通過重要的體制變革來解決問題，於是只能寄希望於做大蛋糕，在不觸動既得利益格局的前提下，用發展形成的增量來緩解問題。」
在這種增量依賴症中，經濟增長了，民眾不見得會受益；但如果不增長，民眾則會受損。
症狀之二是，過渡的體制因素被定型下來。
出人意料的是，報告指出「改革動力的喪失，並不僅僅是領導層的改革意願問題，而是在民眾中已經對改革發生了疑問」。
「如果現在是民眾要求繼續改革，而既得利益集團在那裡阻撓和反對，事情也許還比較簡單。」報告分析，「問題在於，既得利益集團讓改革走樣變形，以改革的名義獲取利益，由此引起一般民眾對改革的牴觸。正如我們在現實生活中能看到的，現在老百姓一說起改革就心驚肉跳。其結果是，不僅實質性改革受阻，而且這個字眼都在失去民心。」
比如，在一些地區的醫療改革中，需要降低不合理的高藥價，相應提高醫療的價格，改變「以藥養醫」的現象。但過一段時間，壓下去的藥價又高了，結果是由過去的藥價高、醫療價格低變成兩者價格都高，患者的負擔進一步加重了。
症狀之三是，社會結構趨於定型，固化為「貧富分化」的斷裂社會。
報告提醒，值得注意的是現在的社會氛圍或社會心態：其一，由於社會中的門檻加高，社會活力大大下降。其二，階層之間的對立情緒凸顯，「仇富」與「嫌貧」的集體意識在蔓延。其三，普遍的不平衡感為部分人的絕望感所取代。「比如在農民、農民工和城市底層等群體中，存在看不到希望的絕望感。一些社會矛盾的激化往往與這個因素有關。」
症狀之四，就是誤判社會矛盾形成的拘謹心理和「維穩」政策導向。
「近些年來，社會矛盾有明顯增加的趨勢，應當說，一些本來是市場經濟中正常存在的矛盾，其中絕大多數並不會形成對政權和基本制度框架的嚴重威脅。但近些年來，有關方面產生了嚴重的誤判，形成了一種不穩定的幻象。」
在這種判斷的基礎上，「大維穩」模式形成了。它將社會的大小事都與穩定聯繫起來，「動員社會資源進行全方位維穩，將一些特殊時期的特殊做法常規化、體制化，使我國政治經濟社會生活處於一種很不正常的狀態」。
報告指出，用「維穩」的理由拒絕實質性改革，是「轉型陷阱」的典型邏輯。「僵硬的維穩思維以及大維穩模式，最終結果往往反而是激化社會矛盾，甚至把一些日常生活中的矛盾演變為對體制的懷疑和怨恨。」
症狀之五，社會潰敗日漸明顯。「首先表現為一些地方政府權力失控，暴力截訪、血腥拆遷；權力失控的直接結果，是社會維護公平正義的能力在降低。於是，社會底線失守，道德淪喪，職業操守和職業道德的喪失成為相當普遍的現象。」
「轉型陷阱」是如何形成的？
「轉型陷阱」下的體制，是怎麼逐步定型下來的？
報告指出，它以權力與市場的奇異結盟為特徵。「往往是權力與市場手段的交替結合使用，在權力手段方便的時候使用權力手段，在市場手段方便的時候使用市場手段。」
報告分析，在既得利益群體崛起的過程中，下述過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官倒」、國企改制、礦產資源開發、土地開發、房地產熱、企業上市融資……既得利益集團迅速支配了土地、礦產、金融資源，涉及遍佈全國的基礎設施、城市開發、公共工程、農村水利建設以及能源、電力、通信、製造等重要行業。
「所謂中國模式，就是在這種體制中派生出的發展模式。在行政能力繼續強化的前提下，把市場體制打碎為市場因素，通過權力重組市場因素，實現對資源的高度壟斷。」
由此，報告也解析了目前中國思想界「左派」和「右派」爭論的混亂。「因為在過去許多年中，人們一直把權力和市場看成是兩個截然對立的東西，兩者關係是此消彼長的。」
在這種情況下，可以把「左」理解為對這個混合型體制中「市場」或「資本」因素的警惕，將「右」理解為對「權力」因素的警惕。反過來說，「左」是在為「權力」因素呼喚，而「右」是在為「市場或資本」因素呼喚。
「在打破轉型陷阱之前，無論哪種呼喚，都有可能被既得利益集團借用，變成完善利益最大化的手段。」
而當人們還在為我國「市場化改革不徹底還是過頭」爭論的時候，一些權力的非市場化和商品的市場化相銜接，已經成為最有利的牟利方式。「比如從行政上獲得廉價的土地和資源，然後再以高價格賣到市場，還有比這種方式更有利於既得利益集團聚斂財富的嗎？」
靠什麼打破「轉型陷阱」？
報告承認，目前變革社會的現實動力已經越來越微弱。「轉型陷阱之所以能成為『陷阱』，就是因為此時的體制已經對遏制變革作出了周密安排，資源壟斷日益嚴重、利益集團坐大、社會控制愈益嚴密。但這並不意味著社會已經完全沒有變革的動力。」
「目前對改革停滯的不滿在增加，變革的要求也在凝聚，另外，由於既得利益集團的圈子在不斷收窄，許多群體被甩出圈子之外。這都是進行變革的現實動力，問題是如何將這種潛在的動力變成現實的動力。」
報告認為，可能走出「轉型陷阱」的道路只有三種：一是由政府實施改革頂層設計，並有相應的力量推動；二是利用現有可能的因素推動社會力量的發育，使社會力量成為打破現狀的動力；三是在矛盾和危機推動下的被動改變，「但這要取決於既得利益集團的自省和覺悟」。
不管哪一條路，報告呼籲，有四大措施是「不可迴避」的：
首先是，「匯入世界主流文明的方向」。報告認為，這個「世界主流文明」的核心價值包括「自由、理性、個人權利，市場經濟、民主政治、法治社會」。
第二，「以政治體制改革再造社會活力」。
「政治體制改革和社會建設，是走出轉型陷阱最現實的動力。」報告認為，可以將解決暗箱操作、促進權力公開運作、形成制約權力的機制，作為政治體制改革的突破口。近些年來，中央政府已在推進政務信息公開。
第三，在民眾參與的基礎上進行改革的頂層設計。
「實際上，近些年來，改革之所以會走樣變形，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缺乏民眾對改革的參與。在上個世紀80年代，改革是由理想主義的激情來支撐的，缺少民眾參與的弊端還沒有充分顯示出來。但在理想主義消退之後，利益成為主導改革的重要因素，缺少民眾參與的改革很容易演變為大規模的『分贓』。上世紀90年代的國企改革中就有很多明顯的例子。」
第四，報告最後呼籲，用「公平正義」凝聚改革共識。
「在轉型陷阱中，人們感受最深的、最不滿的，是公平正義受到了破壞。因此，能夠重新凝聚改革共識的，就是將推進公平正義作為改革的基本價值和目標。從這個意義上說，民主與法治建設應當是未來中國改革的核心內容。」
「在今天這樣一個時代，中國最需要的是一種勇氣，一種能夠正視既得利益格局，衝破既得利益格局，打破『轉型陷阱』的邏輯，走出目前僵局與困境的勇氣。」報告最後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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