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網訊】據中國青年報報道，在香港160個由政府興建的公共屋村中，牛頭角上村顯得與眾不同。
這個廉租房群落背山面海，6幢高層住宅豪氣地盤踞著半個山頭，為近5000戶草根人家提供了租金低廉的住所。
自2009年夏天落成以來，它已經迎來了國內外數十批訪問團體。其中有海外建築專家、台北市長，也有中國內地城市規劃和住房建設部門的官員。但很少有人瞭解，在這個「示範屋村」的背後，曾有過一場持續了9年的官民交道——先是拉鋸博弈，後是互動互信。
這裡的絕大多數居民，原本是鄰近的另一個廉租房群落——牛頭角下村的老住客。11年前，香港政府主導的浩浩蕩蕩的重建步伐，踏進了那個「修無可修」的老舊屋村。7幢大樓將全部拆掉，上萬名居民卻不願意服從政府安排，離開自己生活了數十年的老地方。
在社工的幫助之下，一群居民凝聚起來，走進了政府大樓，與政府溝通，表達意見。僵化的行政程序逐步鬆動，官方最終「順從民意」，一群居民如願就近安置。
新舊更替之間，這些底層市民的家，僅僅挪動了10分鐘的路程，從原本的牛頭角下村，搬到了上村。
「重建、搬遷、安置總是涉及一系列複雜的因素，很難盡善盡美。」在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採訪時，當年手執決策大權的香港房屋委員會(簡稱房委會)前主席鄭漢鈞表示，「但在這麼複雜的環境之下，能幫助市民解決他們的問題，我感覺很安心，很安心。」
最難受的就是離別了，無論是離開一個地方，還是離開人
牛頭角位於香港九龍半島的東部，因所處港灣酷似一隻牛角而得名。上世紀60年代，港英政府開始在這裡興建成片的公共房屋。地勢偏遠的海邊地皮上，20多幢火柴盒一樣的中層建築拔地而起。為了方便管理，政府將之分為上村和下村，其中，下村又劃為一區和二區。
到了80年代末，一批早期公屋已漸漸老化。負責監管房屋政策的香港房委會發起「整體重建計劃」。推土機往前開動，50餘個老屋村一個接一個地消失，住客四散，按照政府安排，分頭遷到不同的新屋村。
直到推進到最後一個屋村——牛頭角，推土機突然碰到阻力。上村與下村一區的老房子已經先後拆遷，二區的住客卻拒絕再一次重複政府的搬遷模式。
2001年1月8日，數十名居民來到香港立法會前的皇后像廣場，向議員遞交信函，希望政府幫助他們「原村安置」。這些居民大多是白髮蒼蒼的老人，他們在鐵欄杆上掛起一條黃色橫幅，上面貼著他們用粉紅色A4紙拼貼而成的一句口號——「我有權利原村安置」。
「年輕時我適應力很強的，但人老了，要搬到別的地方，我都不知道那是什麼環境，我都不敢想像了。」如今，坐在新家之中，78歲的何回憶著當初走上街頭的原因。他頭髮花白稀疏，說起話來已經有些吃力。
1967年，何和妻子帶著兩個年幼的兒女搬進牛頭角下村二區。早在1949年以前，這個矮小瘦削的男子就獨自從廣東來到香港，憑著雙手制鞋謀生。
一年之後，當時才8歲的李達旋也跟著父母和兄長搬入下村二區的另一幢樓房。這個大家庭一家8口，父親在街頭擺攤為生，母親在酒樓裡當洗碗工。
李達旋至今記得，牛頭角當時「一片荒蕪」。在他們的新家腳下，橫七豎八地躺著許多鐵皮工廠，不遠處是一個製作醬油的大醬園，生活設施寥寥無幾，通往市區的公交線路只有3條。
成千上萬戶家庭陸陸續續填滿了「火柴盒」，這一片港灣才漸漸有了生氣和商機。一些居民在樓下擺起了小攤，賣蔬菜水果、香煙報紙，也有人開起了大排檔和茶餐廳。李達旋親眼看著商舖一間間增多，一片廠房變成了地鐵站，大醬園上蓋起高級私人公寓。
一轉眼，30多年過去了。
2000年前後，當拆遷的消息傳入下村時，牛頭角已經成了一片旺地，與居民相伴多年的廉租房則開始老化破損，房子牆壁滲水，石灰脫落，一些地方甚至鋼筋外露。香港政府迫切希望為這片地方打造一個全新的面貌。
但眼看著上村和下村一區的老住客分頭搬到一些較偏遠的廉租房，李達旋卻不想再做一次「開荒牛」了。在這套老房子裡，他讀書，戀愛，結婚成家。
何也步入了晚年。膝下的兒女一個個成人離家，他與妻子退休在家，每天的日子就圍著熟悉的屋村轉悠。那時在下村二區，與何一樣年逾六旬的老住客佔了整體居民的1/3，4500多戶人家中，超過1500戶是獨自居住的一老或兩老。
何的鄰居，便是一個獨居的老太太。老太太記性不好，時常忘帶鑰匙就出門，乾脆把家裡的備用鑰匙放到何家。每次生病了，年邁的她還要拜託何打電話到醫院預約門診。
老屋村裡，相識幾十年的鄰居早已成了朋友。推開家門，那條百米長的走廊就是樓裡最熱鬧的地方。在水泥地的過道上，李達旋曾與小夥伴追逐打鬧，放幾隻拖鞋當分界，就打起乒乓球。大人們喜歡在那裡閒坐聊天，或是搬出桌椅，搓一台麻將。
「人上了年紀，最難受的就是離別了，無論是離開一個地方，還是離開人。」何說。拆遷之前，鄰家的老太太總對他念叨：「以後我們兩家人還是要住回同一幢樓。」
但對政府部門而言，將居住在7幢大樓裡的居民集體地就近安置，是件奢侈的事情。房委會及其執行部門香港房屋署那時正緊緊盯著一個倒數時間表——作為「整體重建計劃」的最後一個屋村，牛頭角的重建工作應在2005/2006年度完成，而下村二區的居民必須在2003/2004年度徹底遷出。
在這個講求效率的城市裡，政府早已習慣「如期完成任務」。
有什麼辦法，能讓官員不能不回答你的問題呢？
事實上，對推土機前的官民糾紛，香港政府早有應對機制。
當時，對每一個納入「整體重建計劃」的屋村，民政部門都會出資購買一家民間機構的社工服務。社工搭建政府與市民之間的橋樑，向居民傳播政府政策，同時協助居民向官方反映意見。負責牛頭角下村二區重建工作的，是來自香港著名的民間機構——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的社工朱淑芬。
2000年夏天，朱淑芬第一次來到牛頭角下村，很快發現一群居民就像「盲頭蒼蠅」。在香港媒體的報道中，牛頭角屋村是一個「三多」社區，「老人多，窮苦人多，殘疾人多」。面對拆遷，有意見的底層市民「完全不知如何入手」。
這位女社工拿起了大喇叭，每隔幾晚便在屋村內最熱鬧的走廊裡舉行一場「咨詢會」，介紹基本政策之餘，她也認識了一群居民。很快，20多個老住客便聚集在聖公會設在下村的辦事處裡，其中有何等老年人、李達旋等中年居民，還有不少家庭主婦。
街坊們開始一起討論如何爭取到就近安置。商討怎樣向政府表達意見時，大家爭得面紅耳赤。
「我們必須平和一點，心平氣和地和官員談一談。」一個居民說。
「你這樣人家不會理睬你的呀，我們要多找些人，去叫口號，去吵一下！」另一個居民卻主張要「激烈」。
朱淑芬這時便叫大家「停一停，想一想」。那時已有10年工作經驗的她參與過好幾個拆遷項目，對香港的政府架構瞭如指掌。她向居民分析說，那些出來接見市民的人，一般只是政府部門裡的「蝦兵蟹將」，罵他們沒有一點好處，相反，要和他們「擺道理」。
「我們要原村安置，也不能這麼橫蠻，得先找一個可以安置我們的地點。」在社工的引導下，李達旋提出自己的看法。
通過朱淑芬的聯繫，2000年年底，香港規劃署接待了這群打算自己找新家的居民。這個政府部門負有向市民公開土地規劃信息的責任，為了遷就大家的下班時間，官員特意將見面定在晚上8點。
在一間會議室裡，規劃署的一名中層官員帶著手下的幾個規劃師，與十幾位居民圍坐在大圓桌旁，對著一疊資料，仔細地介紹牛頭角一帶的規劃情況，以及土地歸屬。在一張規劃圖上，居民們發現，牛頭角上村拆遷之後，那塊土地仍然歸屬香港房委會，並計劃在未來再度興建公共房屋。
「這真的有了一線曙光！」未來的新家有了可能的落腳點，李達旋興奮異常。
大家開始研究各種向政府反映意見的途徑，尋找官民之間的「中間人」。朱淑芬每天忙著聯繫不同的政府部門、各派議員以及關注公屋問題的民間組織。做營業代表的李達旋時間最靈活，就忙著參加各種會面。
可最初，行動的效果並不好。李達旋常常被議員潑冷水，「不好意思，我45分鐘後還約了其他市民，你可以快點說嗎？」「政府為什麼要給你們這塊地呢？社會其他階層的人可能不同意啊！」
約見基層官員，聽到的又總是基本政策。「他們說來說去都是那一句，帶著我們游花園，游到暈了也沒有答案。」居民們那時都把官員叫作「錄音機」。
大家開始變得沮喪。朱淑芬這時又試著引導：「他們不回答你們是正常的。我們不如想想，有什麼辦法，能讓官員不能不回答你的問題呢？」
李達旋認為，爭取的東西「實在很大」，「地就是資源，資源就是錢啊！如果我們沒有充分的理由，成功的機會真的不大」。
說話向來慢吞吞的何這時也激動起來，在這位老人看來，他們跟政府談判，「最大的籌碼就是一群村民」。
但怎樣反映上萬名街坊的意見呢？「唯一的辦法就是挨家挨戶做調查問卷了。」
「全村調查問卷」立即啟動。「每一戶都有權利和責任來表達意見！」他們強調。為了把問卷分派到4500多戶人家，100多名居民行動起來。白天，老人家先把問卷派到每家每戶，年輕人下班回村，再逐家逐戶回收問卷。
兩個月下來，收集到的問卷超過2500份，其中超過90%的住戶表示，希望集體就近安置。「這好了，如果你不讓我們一起搬，我們就賴死不搬了！」
以民為本，盡量為市民解決問題，是官方應該做的
換到政府部門的角度，就近安置「絕不是想像的那麼簡單」。居民所看中的那塊地上，當時還聳立著一批老屋村。預計要到2009年，新的屋村才能落成。要滿足居民的要求，「整體重建計劃」就必須延期三四年。
拖延大型工程，不僅會影響政府信用，也意味著香港的納稅人可能為之付出更多的錢。香港媒體報道指出，牛頭角下村如果拖延拆遷，「估計每年要多花保養維修費用約1700萬元」，還強調事件已經「引起審計署關注，不排除會跟進調查」。
對外界的種種聲音，下村二區的一群居民「見招拆招」。通過調查問卷，他們清晰地表達出民意——為了就近安置，絕大多數居民都願意等待3~5年。
他們還學會了「站在政府的角度」來考慮問題。「如果政府給我們這塊地，讓我們老人家一起搬過去，那往後政府的麻煩就少了。」李達旋一板一眼地分析起來，「老人家適應上沒什麼問題，政府也就不用花錢資助一批社工來照顧他們了。」
通過朱淑芬的聯繫，居民們約見了一批又一批的政府工作人員，從基層的房委會委員，到更高級別的房屋署助理署長。會面的流程都是相似的：幾位老住客陸續「講苦況」，「擺道理」，負責主持的李達旋作最後陳述，強調「居民的要求很強烈，我們一定會鍥而不捨地努力」，最後，邀請官員作出回應。
「今天，我只是來聽聽居民意見的。」「我們會把大家的意見記錄下來，跟署方反映。」官員的發言也每每雷同。
一群居民還不知道，表面上頑固得「像鐵板一塊」的政府部門，此時已慢慢鬆動。在房委會內部，對牛頭角下村二區的拆遷問題，出現了不同的聲音。
在香港，掌管房屋問題決策大權的房委會有著一套獨特的決策機制。20多名委員組成一個決策小組，半數委員是來自不同政府部門的官員，另一半委員則是由行政長官親自委任的「社會人士」，其中有專業工程師、商人、社工等。
「延期問題只是借口而已，既然我們有多餘的土地，為什麼不能滿足市民需求呢？」來自民間組織香港公屋聯會的委員王坤提出。
「為什麼住公屋，就一定要住到山溝裡呢？一個老人家以後的生活受影響了，這又等於多少錢呢？」另一位身為資深社工的委員吳水麗這樣認為，「房委會應該盡量聽取居民意見，他們是實際住在那裡的人。」
不久之前，這兩位「非官方委員」都曾與居民會面。為了幫助居民，他們特意去找當時的房委會主席鄭漢鈞，「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這位主席當即含蓄地表示，他會「認真、審慎地考慮一下」。
接管房委會之前，鄭漢鈞是香港頗有威望的高級結構工程師。上世紀90年代末，香港公共房屋爆出「短椿醜聞」，一批居屋(註：類似於內地的經濟適用房)被查出有嚴重的結構漏洞。為了調查此事，挽回政府信用，時任行政長官董建華委託鄭漢鈞出任房委會主席。2000年10月，「臨危受命」之時，他已73歲。
「老人家最知道老人家的心意。」鄭漢鈞還記得，聽聞居民的訴求時，自己的第一反應是「非常之同情」。出生於天津的他自1958年起便把家安在了香港跑馬地，從此再沒搬過家。
戴一副金絲眼鏡、習慣穿一身筆挺西裝的他決定親自到牛頭角下村「巡視一下」。居民與他聊天時的那份「誠懇」讓他印象深刻。「他們不是亂要求，那裡的環境、鄰居都是他們生活的一部分，離開那裡會擾亂他們的心情和健康。」
鄭漢鈞隨後安排房屋署官員製作一個可行性報告，仔細分析下村二區的老房子還能支撐幾年，而原本為下村居民準備的其他公屋單位又該如何再次分配。在這位高官看來，「以民為本，盡量為市民解決問題，是官方應該做的」。
2002年6月7日，房委會決策小組開會討論這一拆遷問題。根據房屋署的專業評估報告，下村二區的樓宇結構可以在延期時間內繼續維持。來自房屋署的委員作出讓步，鄭漢鈞最終拍板，表示房委會決定「順應居民要求」。
會議才開到一半，吳水麗與王坤便走出會場，宣佈房委會的決定。在房委會大樓底下，十幾位年邁的老人已經舉著橫幅等候多時。聽到這個好消息，一位頭髮灰白、背著小挎包的婆婆忍不住拿起麥克風，用顫抖的聲音連連感謝兩位委員。
第二天，香港有報紙刊登評論，將政府此次決策稱為「德政」。
時隔多年，朱淑芬依然用「奇跡」來形容這場官民互動。「這種由下而上，由居民去影響政府，然後真的有所改變的例子其實不多。」
如果政府早點知道什麼是我們需要的，什麼是我們不需要的，那不是更好？
「多謝你，553房，照顧了我們一家人這麼多年！」2009年夏天，快將離開牛頭角下村時，何用攝像機把自己的家前前後後拍了個遍，邊拍老人邊自言自語道。
不久後，何與老伴便和3100多戶人家(此前有1000餘戶已先行遷至他處)一起，把家搬到了牛頭角上村。鄰家的老太太，又與他們一家住上了同一幢樓房。
剛搬入30多平方米的一居室時，何常常在家裡「迷路」，心裡想著去浴室，結果就進了廚房。那個他住了42年的家，原本小得「轉個身就到床」。
可是很快，他的生活又回到一貫的節奏。清晨，他先去相熟的酒樓吃點心、會茶友。緊接著的白天，他就在牛頭角不同的社區中心參加活動。在新家的床頭，他掛起了一本大日曆，小方格裡用紅筆填滿了日程：二四六學太極，一和五去電腦班，時常還得去幫忙籌辦社區活動。
新家附近的一切生活設施，這位年近八旬的老人瞭如指掌。就連整個新屋村的結構與設計，他都如數家珍。「你看，從這裡到半山，有11.5米，到山頂，就有15米了。」「這個屋村一共有300多張長椅，每一張的材料都是環保膠。」
事實上，還在下村等候搬遷那會兒，何與一群居民就參與了這個新屋村的規劃。
2002年夏天，「原村安置」決策一出，房屋署的一群建築師就開始規劃位於牛頭角上村的新屋村。
「如果政府早點知道什麼是我們需要的，什麼是我們不需要的，那不是更好？」在一次居民會議上，有人提出。他喜歡到不同的公共屋村閒逛，結果發現許多由政府一手建造的設施剛剛落成就出現問題，不停修修補補，「很擾民」。
對於向政府表達意見，大家此時已信心十足。「原來，願意付出和理性地提意見，是真的可以帶來改變的。」李達旋說。
一群居民紛紛提議，自己要「關注」新家的設計。對建築規劃一無所知的朱淑芬硬著頭皮，再次協助居民聯繫房屋署，要求該部門向居民「闡述重建項目的規劃和設計」。
不久之後，房屋署的建築師王國興真的抱著一大堆設計圖紙，來到牛頭角下村，會見一群居民。「他們是用家，是以後真的要住在那兒的，我覺得應該給他們交代一下。」這個年輕的建築師說。
讓王國興沒有料到的是，居民對新家的設計疑問繁多。
「晾衣服的地方怎麼設計在抽油煙機旁邊啊？這樣我的衣服不是白洗了？」
「插頭安在哪呢？不能太低啊，老人家夠不著的。」
「我們的窗戶不能做成落地的嗎？那些私人樓都是落地窗戶的。」
「樓外面不能多放些椅子嗎？這樣我們可以坐著聊天。」
居民們還給王國興送上一本親手製作的小書。在這本花花綠綠的小冊子上，大家列出了他們利用週末一起去「逛屋村」時發現的香港公屋的種種問題，還附上了自己拍攝的圖片、搜集的數據，並一一寫下具體的建議。
「如果你提的意見我們可以做到，做了之後又對居民更好，那為什麼不去做呢？」本著這個「簡單」的想法，房屋署的建築小組採納了許多居民的建議。
多年以後，前往牛頭角上村參觀的趙路興驚訝於這個廉租房群落細緻的規劃。他來自中國內地，是住房和城鄉建設部政策研究中心的研究員。他發現，房屋署的建築師們甚至專門研究了季風對高樓的影響，以便讓廉租房的通風效果更好。
「這是我們做高檔房地產都不會考慮的。」趙路興感慨。
在居民的提議之下，牛頭角上村還有著成熟的公共空間：整個屋村添置了300多張長椅，方便居民休憩與閒聊。為了防止椅子在夏天遇熱發燙，房屋署放棄了原來的不銹鋼材料，採用居民提議的環保材料。山腳的大型廣場上，按照居民提議，撐起了一個白色帳篷，方便社區舉行大型聚會。
這也讓趙路興得到啟發。「以前我們設計保障房，光想著房子裡頭怎麼弄，沒想到其實這些低收入住戶，他們也需要戶外空間，去互相交往。」
在長達數年的互動之中，政府與民眾之間「互信多了」
「那時候我們和房屋署，什麼都可以商量。」坐在位於37層的新家之中，何對一切都感到很滿意。
聽取居民意見後，房屋署在屋村內增加了許多有利於老人的設施。從山腳到山頂，不銹鋼扶手隨處可見，方便年邁者扶著行走。每一條殘疾人通道都寬敞平坦，可讓兩架輪椅同時通過。大樓之內，藍色的指示牌映襯在塗著黃色油漆的牆面上，字體特大而清晰，方便老人在每一層20多個單元中順利找到自己的家。
「他們是講道理的，我們交流的模式，完全不是他們故意針對我們，我們又不停地為自己辯護。」王國興慢悠悠地比劃著手勢，回憶當年與居民的交流。他習慣用「互動」來形容這種交流。在長達數年的互動之中，政府與民眾之間「互信多了」。
「我們不再去管設計到底漂亮不漂亮，或者是不是我們政府最想做的，完全是街坊想做什麼，我們就去幫他們實現。」王國興說。
在趙路興看來，廉租房修建過程中這樣的公眾參與，內地城市相較之下「還有很大差距」。「他們的建築師可以聽到居民意見，知道居民的住房需求到底是什麼，我們建築師聽不到。」
不過，在王國興眼中，即便在香港，牛頭角上村的模式也「難以複製」。
「以前我們也有咨詢公眾意見，但那是單方面的，其實是我們先把一個東西做好了，然後問大家覺得好不好。」王國興有點兒不好意思地笑著說，而房委會「原村安置」的決策，給了房屋署一個契機，讓政府「從零做起」，「和街坊一起做一樣東西出來」。
這麼多年過去了，別人還記得我，真是沒白做這個房委會主席
在全港700多萬市民中，約有30%的市民長期居住在政府提供的廉租房裡。這些廉租房的單位面積為30~60平方米不等，租金約為同地區市場價格的1/4，為一批底層市民提供了有保障的安身之所。然而，在普通香港市民的心中，「屋村」並不僅僅意味著價格低廉的福利住房。
拆遷之前，牛頭角下村二區吸引了許多懷舊的市民。有人特意去為一幢幢老舊的樓房留張影，有人去尋訪40多年前就開始經營的傳統美食，一碗牛雜，或一碗鮮蝦雲吞麵，也有人只想去感受一下那種獨特的鄰里關係。
「在社會現實的急速發展過程中，我們都迫不得已地經常要跟所愛所屬的說道別，唯一令我們安慰的，就是我們一同經歷的種種喜怒哀樂，日常種種片段點滴……集合沉澱起來便是不可磨滅的集體回憶。」探訪牛頭角下村之後，香港作家歐陽應霽這樣寫道。在他眼裡，每一個舊社區都有它「獨特誘人的老味道」。
歷經一年多的拆除之後，牛頭角下村眼下蕩然無存，不久之後，空置的土地上將重新興建一個大型社區活動中心。
為了保存舊社區的集體回憶，王國興特意在新屋村的山腳下設立了十幾個玻璃壁櫥。射燈之下精緻陳設的，是他從老住客那兒淘回來的一批舊物品：一個繡花盤，一張黑膠唱片，一套雕花陶瓷茶具，幾部海鷗牌相機……
房屋署請來一位攝影師，專門為牛頭角下村二區留存下生活片段的影像。那條空曠無人的悠長走廊，一位老人打開家門的瞬間，幾個街坊笑著聊天的一幕，都被一一收進了相機。照片隨後被打印放大，掛在新屋村的裡裡外外，變成了新生活的背景。
「其實這些我們都不用看啦，都記得。」在一幅記錄下村中秋晚會的照片前，有居民笑著說。許多居民最滿意的，是搬遷之後，「那份情還在」。
走在屋村附近，何總會聽到有人大喊一聲：「何伯。」他老了，漸漸想不起眼前那些老街坊的名字，可一句簡單的問候就讓他的眼睛笑成了兩條縫。在菜市場，魚檔老闆與他相識多年，老人還沒走近，鮮魚便已為他切好。
「只買那5塊錢的魚，我都不好意思了，人家生意難做啊。」說起這些，何一直地笑。妻子常去女兒家中幫忙帶外孫，何在屋村裡自得其樂，堅持每一頓飯都自己做。
為了感謝多年以前房委會作出的決定，搬遷之前，一群居民特地邀請鄭漢鈞「重遊故地」。「這麼多年過去了，別人還記得我，真是沒白做這個房委會主席！」這位已經卸任的高官馬上接受邀請，穿上一身深藍色西裝，來到了下村。
李達旋至今記得，這位主席「毫無官樣」。他與老街坊在屋村的籃球場上邊走邊聊，還不時拿起自己的高級單反相機，對準老屋。
「我最滿意的是可以讓居民，特別是長者，可以很健康，無憂無愁地安享晚年。」時隔多年回憶起當年的決定，鄭漢鈞說，「作為決策者，我自己都有一份滿足感。」
當年的決策現在已經融進了居民的日常生活。新屋村的山腳下，兩位年近八旬的老伯坐在一棵大榕樹旁回憶過去。
「那時一大早起來，1個先令買個叉燒包，吃了就去上班。」
「什麼工都做過了，港島那幢什麼樓，現在還在的那幢呀，我有份鋪水管的。」
「美心(餐廳)這個燈箱啊，我年輕時不就是做這個嘛。那時哪有現在的人幸福啊，有什麼做什麼……」
兩人你一言我一語。30多歲的時候他們便已相識，常常互相介紹工作。後來，他們一人扶著枴杖，一人坐著輪椅，一起從牛頭角下村搬到了上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