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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匯網訊】據新華網報道，《外交政策》近期刊發美國中情局（CIA）反恐中心前副主任保羅•皮勒的文章，題為《重新審視情報》。保羅•皮勒為美國中情局服務了28年，深知美國情報運作內幕。文章指出，美國外交政策的混亂局面並非緣於糟糕的情報，而是因為領導者的無能。文章內容如下：
「美國總統們根據情報做決策」
並非重要事務。美國人經常有這樣一種感覺：從小布什鼓吹伊拉克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到今年共和黨總統候選人誓言提出阿富汗戰略，這些領導人的決策都是依靠美國遍佈全球、無所不知的諜報網所收集的情報做出的。畢竟，美國情報支出每年已達約800億美元。每個星期，重要情報如潮水般從四面八方湧來，涉及從搜捕恐怖分子到遏阻中國日益增長的軍事實力。這種分析為政策制定者日常決策提供必要的信息，使他們能夠更詳細地考察問題，比如上世紀90年代末「基地組織」威脅開始增加，否則，決策者將無所適從。
然而，在重要外交決策方面，比如是否發動戰爭，或廣泛地重新審視美國在阿拉伯世界的戰略（奧巴馬總統現在可能正在做這件事），情報並非決定因素。對領導人真正起決定性影響的因素是：他們自己的戰略觀；從歷史中學到的教訓或個人的經驗；國內政治的遊戲規則以及自身的精神狀態。來自政府部門那些不熟悉角落的備忘錄或簡報，幾乎沒有任何影響力。
此外，永遠不要低估傳統智慧的影響力。美國總統林登•約翰遜（Lyndon B.Johnson）與他的核心決策圈曾收到情報部門關於越南的令人沮喪的評估報告，指出南越有能力站穩腳跟。他們也同時獲得來自美國軍方的悲觀報告，稱美軍在越南的努力可能將付出巨大的成本與時間。但最終，這些情報被多米諾骨牌理論所取代。這一理論認為，如果南越倒向共產主義，眾多發展中國家將步其後塵。杜魯門總統決定介入朝鮮戰爭，也是基於過去的教訓：盟國未能及時遏制軸心國的力量，導致二戰爆發；西方戰後的成功，則基於希臘與西德有效地遏阻了（蘇聯）共產主義的侵略。尼克松總統歷史性地向中國敞開大門，是他對大國戰略的沉思以及所處的環境使然。奧巴馬政府最近在伊朗問題上大做文章，則主要是國內政治的需要。而美國中情局的建議，無論是好是壞，基本與上述行動沒有什麼關係。
「錯誤情報導致伊拉克戰爭」
不！是領導糟糕導致的。在小布什發動的入侵伊拉克戰爭中，情報可能出色地完成了使命。但是，在做發動戰爭這個決定上，情報部門卻幾乎不扮演任何角色。如果說情報部門對戰爭行動有所評估的話，那就是：避免戰爭，而不是發動戰爭。
當美國前國務卿科林•鮑威爾（Colin Powell）2003年2月前往聯合國為入侵伊拉克辯解時，他宣稱，「薩達姆和他的政權正在秘密製造大量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鮑威爾強調，他所說的完全是「基於可靠的情報。」但是，四個月之後，在一次採訪中，前國防部副部長保羅•沃爾福威茨卻承認，「伊拉克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一事很簡單，「所有人知道」。實際上，當小布什剛剛入主白宮時，情報部門並沒有關於伊拉克殺傷性武器的任何警告。2001年有關全球威脅情報綜合報告甚至沒有提到伊拉克擁有核武器或其他生化武器的可能性。據情報監管工作人員透露，白宮也沒有要求查閱（最終是有瑕疵的）2002年10月關於伊拉克非常規武器計劃的情報判斷報告，雖然這對做出是否發動入侵伊拉克戰爭的決定至關重要。民主黨國會議員獲取了這份報告，但也只有六個參議員和少數的眾議員在「是否發動戰爭」投票前稀里糊塗地看了一眼。無論是小布什，還是時任國家安全顧問的賴斯，當時都沒有閱讀報告全文。而且，在該報告出爐之前，關於這場戰爭公關活動已經在如火如荼展開了。
如果小布什閱讀了情報部門的這份報告，他就會發現，白宮發動的伊拉克戰爭「完全錯了」。美國情報官員的結論是：薩達姆不可能對美國使用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或者向恐怖分子提供這些武器——除非美國入侵伊拉克並試圖推翻薩達姆政權。情報部門也不相信布什聲稱的，伊拉克政權是「基地組織」的盟友。情報還準確地預見：後薩達姆時代的伊拉克，建立民主社會是一個「艱難而混亂」的難題。
情報部門在一份「戰前評估」的獨立報告指出，伊拉克重建是「長期而艱難的，並可能引發騷亂」。報告還補充說，後薩達姆時代的任何政府將會面對一個「深度分裂的社會」，「（伊拉克國內）不同派別將會陷入暴力衝突，除非再出現超強的支配力量，去阻止他們爭鬥。」而對伊拉克人鮮花歡迎美軍士兵，或戰爭成本，則隻字未提。可想而知，這些情報對白宮來說，並不起任何作用。
「情報失敗搞亂美國外交政策」
幾乎沒有！20世紀美國的情報失敗記錄為人熟知，無須辯解。但是，無論失敗還是成功，在整個大環境下是否重要則是另一個問題。
1967年，以色列與阿拉伯國家間爆發了「六日戰爭」。美國中情局不僅預測到戰爭將爆發，而且還預測到戰爭的結果。這個功績令人敬佩，以致約翰遜總統邀請為當時的中情局局長理查德•赫爾姆斯出席「星期二午餐會」。但是，這一精確情報也同樣未能幫助約翰遜總統防止這場戰爭。這場戰爭最終導致了今天棘手的巴以衝突問題。六年後，美國情報部門也沒有預測到「埃及突襲以色列」。然而，1973年的埃及突襲並不妨礙總統尼克松和國務卿基辛格獲得一系列外交上的重大勝利。他們不僅利用這次衝突鞏固了與以色列的關係，還與埃及及其他阿拉伯國家建立了友好關係，相反，蘇聯則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美國情報部門也沒有預測到1979年伊朗會爆發革命。但這是由於決策者對伊朗問題的不重視，以及卡特政府內部的嚴重分歧。這使美國在伊朗國王政權危在旦夕之時，仍然猶猶豫豫，難以做出果斷的決定。即使在伊朗數個城市發生動盪之時，卡特政府——仍專注於巴以和平談判與尼加拉瓜的桑地諾斯塔革命——仍沒有就伊朗問題召開任何高層決策會議。「我們的決策圈已經超負荷了。」卡特的國安顧問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後來回憶道。
關於另一項政治巨變——蘇聯解體——的不完整的情報分析其實也無關緊要。1980年代，美國對蘇政策起決定性影響的是裡根總統的直覺。在裡根就任總統最早期，「蘇聯注定失敗」一直是這位美國第40任總統的信念。「俄國人永遠不可能贏得軍備競賽，」裡根後來寫道，「我們的開支會永遠超過他們。」
「9/11前美國情報低估了基地組織」
不，美國情報並未低估「基地組織」。就像任何一次恐怖襲擊，「9•11」恐怖襲擊的發生被認為是美國情報部門的失敗。但是，雖然情報官員未能準確預報襲擊，但事先也發出了有關威脅的警告。「9•11」事件發生前幾年，情報部門，尤其是中情局，就已經開始異常關注本•拉登的「基地組織」。1996年早期，中情局還創建了一個「聚焦本•拉登」特別單位。當時，基地組織剛剛開始反美行動，後來逐步發展成一個今天我們熟知的跨區域國際恐怖主義組織。克林頓總統1998年指出，「反恐是美國的首要之務。」他也啟動了一項秘密打擊「基地組織」的行動計劃，包括提出抓捕本•拉登的方案，而這還是在1998年美國在非洲的使館遭遇炸彈襲擊之前。
當克林頓的國安官員將職責移交給布什政府的繼任者時，他們強調，威脅可能會在「9•11」出現。即將離職的美國國家安全顧問桑迪•伯傑告訴賴斯，「在未來的四年時間裡，與其他事務相比，你要花更多的時間來反對恐怖主義，特別是基地組織。」如果說，在「9•11」之前，在反對恐怖主義方面還有什麼事情沒做。那是因為，在恐怖分子襲擊美國之前，像阿富汗戰爭或國內高成本、費力氣的安全措施要想獲得公眾的支持，在政治上是不可能的。
情報部門對「9•11」前恐怖襲擊的理解，最權威的證據還是2001年2月的全球威脅報告。該報告未提伊拉克核武器或非常規武器的存儲，卻明確了恐怖主義，特別是「基地組織」，是美國安全的「第一威脅」。報告指出，本•拉登與他的同夥是「最直接與最嚴重的威脅」，在幾乎無事先警告的條件下，他們「有能力計劃發動多種多樣的突然襲擊。」這些說得都太正確了。
「僵化保守的情報機構拒絕改變」
你會吃驚的！針對美國情報機構的批評，至少不是偏執狂的看法，傾向於把他們描繪成平庸的官僚機構，雖然監管會使他們工作更加得力，但他們卻利用廣泛的授權從事秘密行動。不過，大部分情報部門的有效改革來自於內部，而不是外部。
美國中情局與其他情報機構的組織架構一直被頻繁地修正，有時甚至「傷筋動骨」，這是為了適應情報部門監控與分析快速變化的世界的需要。在1990年德國統一之前，中情局預期到德國將重新統一，將東、西德的情報單位進行了合併。其他一些措施，比如大力提高外語能力、培訓會使用複雜技術的分析家，已經成為情報部門內部的中心工作。情報界針對恐怖主義的最有效，可能也是最具革命性的改變，是1986年中情局反恐中心的創立。這是破除官僚體制的一次成功的試驗。情報部門從此集中了以前各自為陣情報收集家、分析家和其他方面的專家，協同作戰。
來自外部施壓的改革則能夠吸引更多公眾的目光，但成就甚少。「9•11」恐怖襲擊後，美國國會按照「9•11」委員會的建議，對情報部門進行了重組，指定所有的間諜機構一致聽從「全國情報總監」，對其負責。但該行動未能如其所願，將情報界緊密地團結起來，反而創立了高踞其他16個機構的另一個情報部門。由於新總監辦公室與國家反恐中心（「9•11」委員會的另一個建議）是對現存政府機構的疊加，而不是取代，因此進一步地模糊了各自職責的界限。2009年聖誕節，當奧馬爾•法魯克•阿卜杜勒•穆塔拉布試圖炸毀飛往底特律的客機，這種缺陷就暴露無遺。此事件導致各部門間相互指責，「信息不清楚、過於碎片化與未能有效整合」，只是這一次，批評矛頭針對的是「9•11」委員會自身創立的機構。
「9•11」後情報工作有所改善
是的，但不是你所想的那些原因。當然，對十年來進行一次真正全面的審視至關重要。「9•11」後，美國情報預算大幅增加，據參議院情報委員會的數據，2001年以來，美國情報預算已經翻了一倍。這至少勉強增加了發現重要情報的幾率，使美國能夠發現恐怖分子大範圍的襲擊計劃，或者打擊重要的恐怖分子。
但是，「9•11」之後，美國戰略優先次序激烈而明顯的變化才是最重要的。反恐，與其他情報任務相比，更加依靠與其他國家的密切協作，因為它們擁有第一手的關鍵資料、當地的警察以及美國通常情況下缺乏的調查權力。「9•11」前，其它國家經常不大樂意與美國合作，尤其是它們當地的利益受到影響時。然而，「9•11」後，美國官員就可以拍著桌子，對他們的外交同仁說，「這次我們是認真的。」這種態度巨變的效果有些是顯而易見的，比如成功凍結或沒收恐怖分子的金融資產。其他方面則未必有這麼明顯。未來反恐成敗與否，比如南亞的反美極端主義，也將更加依靠美巴關係的狀況，而不是華盛頓後方官僚機構的表現。
儘管各國政府之間存在政治分歧，但各國反恐機構的合作已在持續進行。但是，最終這種合作將依靠美國在世界的國家聲譽以及與其所擁有的良好關係。當「9•11」逐步成為歷史，願意分享情報信息的國家也漸漸耗盡。認為情報應大力輔助外交政策的想法並不過分，但我們也需要牢記外交政策對情報工作的影響有多大。
「好的情報能夠讓我們少一些糟糕的意外」
希望如此。去年2月上旬，僅在「阿拉伯之春」終結埃及總統穆巴拉克的30年統治的前一周，美國參議院情報委員會主席戴安娜•范斯坦在國會山的聽證會上質問中情局官員。「總統、國務卿和國會正在制定埃及政策，決策者們需要即時的情報分析，」范斯坦告訴時任美國的中情局助理副局長奧沙利文（Stephanie O'Sullivan），「我懷疑，情報部門是否勝任該地區的工作。」
2010年11月，突尼斯水果販默罕默德•博阿齊齊（Mohamed Bouazizi）點火自焚。革命之火迅速蔓延到整個阿拉伯世界。由於未能對其進行準確預測，中情局在美國國內面對的不是范斯坦（Sen. Dianne Feinstein）一個人的批評。但是，世界上所有的機構改革與調查委員會都不能改變一個無可爭辯的事實：我們想讓情報部門去瞭解的事情，都太複雜了，以至於無法模擬或預測。情報部門只能依據公開、有限可獲得的證據，提供（很顯然，也確實提供了）一種對於事態發展的戰略性理解。而這些緊張的事態一旦遇見火花，就可能觸發革命。
最近的指責與質問是珍珠港遇襲事件以來一系列情報失敗中最新的一起。過去七十年來，情報資源已經大範圍擴展。情報機構也持續努力，不斷改善工作。但是，沒有任何工作流程圖能夠完全避免「不愉快的意外」，而且總會有新的挑戰，尤其在這個信息無限增長的時代。
情報能夠幫助處理不確定性，界定範圍，並詳細闡明已知與未知。情報機構通過系統性地收集各方面信息，從簡單的大量的未知信息中分辨真正的危險因素，但它不能消除危險因素，它也不能杜絕所有的意外，包括一些重大的事件。領導者必須接受這個事實：他們必須期待並準備遭遇意外。
用美國前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的話來說，這也意味著期待「未知的未知」。不但我們將難以知道所有正確的答案，我們甚至不會問所有正確的問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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