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網訊】蝗蟲這個驚悚的意象，並非某些敏感的香港人首創，1950年代，美國《時代》雜誌就曾經以蝗蟲作封面，隱喻介入朝鮮戰爭的中國。當然更早是《聖經》啟示錄「蝗蟲之日」的典故，經由美國作家韋斯特的小說及好萊塢電影而廣為人知。熟悉《聖經》和好萊塢電影的香港人，理應不會不知道這個意象包含有多麼暴力、恐怖的意義，但是當某些人用它來形容自己的同胞的時候，我們震驚之餘，也要想想為什麼。
回歸後的香港，訴諸民粹主義的某些本土傳媒、網絡媒體則有意無意宣傳新移民劣質論——在他們眼裡，來港的內地新移民就是好吃懶做、濫用綜援（綜合援助，香港的扶貧福利）的典型，而傳統香港人的美德則是吃苦耐勞、以領取綜援為恥——蝗蟲一詞，在香港最早是用來形容新移民的。民粹主義本來是由對政府政策有怨氣的人凝聚起來，但被輿論製造者成功轉移，成為針對同處受壓迫底層的新移民的憤怒，階層的矛盾轉變成族群矛盾，鬆了一口氣的是香港的什麼人我就不用明說了。
「釋法漏洞」製造雙非壓力
如果說對新移民的不滿，只是基於這麼一種誤解：新移民搶飯碗，這種憤怒還是會慢慢消除的，尤其是港人看到新移民也有大量辛勤工作的人之後。而且香港人的上一代、上上一代，又有多少不是移民而來呢？當能理解為生活篳路藍縷之苦。
所以對新移民的歧視，實際上並未形成明顯的風浪，至多見於日常輕慢的嘮叨與高登網站憤青的冷嘲熱諷而已。真正激化矛盾，來自日益嚴重的雙非嬰兒壓力和自由行帶來的文化衝突。蝗蟲二字，正式從新移民身上過渡到雙非孕婦和自由行遊客身上。
雙非嬰兒問題是基本法立法、釋法留下來的一個漏洞，有說是一個刻意的漏洞，以備將來香港人口老化以及移民潮造成的空虛。但公眾並不知情，看到的只是傳媒日日披露的一組組數據，驚覺未來的壓力原來如定時炸彈般漸漸走向驟變的臨界點。
香港人本來的危機意識就比較強，想及「現在生仔要和她們爭床位，將來孩子要和他們爭學位，長大後還要爭工作和福利！」他們有足夠理由驚恐和憤怒。再則還有很實際的危險已經爆發。公立醫院是香港納稅人的錢營運，而且帶有福利性質，幫助不少香港窮人，內地孕婦去香港私立和公立醫院產子，都要付很貴的價錢，八萬到十餘萬不等，香港孕婦去私立醫院產子則要四萬到十萬不等，去公立則只需幾百塊。但內地孕婦隊伍日益壯大除了導致床位緊張，還有很多不經預約直接沖公立醫院急診室，迫使它基於人道理由接生，導致原本待產的孕婦或其他病人受影響，後者往往是不夠錢去私立醫院的香港基層人民。前文所說的階層矛盾轉化為族群矛盾，就這樣一下子坐到了實處。雖說目前這種案例每年不足千宗，但考慮到香港的醫療資源本來就緊張，所以傳媒與民眾對此敏感不足為奇。
原本香港人還能把雙非問題一分為二理性看待，對於迫於內地政策而來港產子的部分孕婦，依人道精神和法律為本持包容態度。後來發現以移民為目的的雙非孕婦越來越多，而且不少是國內的既得利益階層，完全消費得起昂貴的醫療服務，她們來港並非必需，而是出自欲求。
就像大陸炒樓者拉高香港樓價一樣，她們也拉高了香港的私立醫院的收費標準，直接影響的是香港的中產階層，這下號稱最理性的香港中產也難以忍受。雙非問題，終於在香港形成共識，各政黨及群體皆陸續表態要求政府負責解決。而當政府猶豫難決的時候，激進民粹力量就成功捆綁民意，把族群矛盾進一步激化至今天局面。
究竟先有族群，還是先有族群對立？這樣一個雞和蛋的問題，在大多數人的思維中是尚未存在的，而對於有需要的人，他們會選擇後者，利用對立，成功製造出族群的兩分。
「圍觀自由行遊客」被嚴重誇大
其實更複雜更深層的，是自由行帶來的問題，它沒有前者那種赤裸裸的嚴重性，卻根源更深更糾結難清。自由行初啟之時，似乎是一個雙贏的局面，蜂擁而至的消費性遊客拉動了一度疲弱的香港經濟，受貿易差異制約的內地消費者又得其所愛，購得相對優質或便宜的物品。
而且，在一個樂觀的文化觀察者眼裡，值得期待的是自由行帶來的文化交流，一方面是內地遊客通過親身體驗，學習相對成熟的公民社會的價值觀及具體運作規則，並且把這些體會帶過羅湖海關的另一邊去；另一方面，那些對內地的想像依舊停留在上世紀80年代的表哥表姐電影、從未見過新一代中國公民的香港人，也應因此得以更新自己的定見，瞭解一個並不那麼「落後」的中國。
可自由行不受控制地迅速擴大，兩地本來就不協調的步伐一下子拉得踉蹌了，來的人一多，必然會有優劣不同的表現，好事不出門壞事傳千里，個別人的劣行會被放大，掩蓋了更多的普通行徑和良好行徑。
這點其實也是雙向的，香港傳媒傾向報道自由行遊客行為野蠻粗劣的一面，國內傳媒則傾向報道香港人不寬容甚至勢利的一面—就像關於現在最熱的關於香港青年圍堵國內遊客唱蝗蟲歌的報道，在國內各種媒體越傳越大，甚至有說成「香港人一見到自由行遊客就包圍唱歌羞辱」的，其實根本沒有萬分之一這般嚴重，我和認識的香港人這些天沒有見到一宗類似事件，細看流傳網絡上的照片，也就是那麼幾個小憤青—據查是不到十人的所謂「高登唱蝗團」在一天所為—但被反覆傳播之後，就給予內地民眾一個香港人群起而攻之的印象。
必須指出，香港民眾對國內同胞，基本上依然心存善意，若不是雙方背後一些譁眾取寵的「學者」煽風點火，事態不會嚴重至此。
而即使所謂「事態嚴重」的當下，大多數香港人依然比較清醒對待：你向我求助，我肯定盡力幫忙，這是基於人情和教養；你若違反規則亂來，我不會沉默，這是依法辦事。這是一些人不會理解的法治社會的修養，法治社會並非如他所說是用法治維持秩序的地方就證明人沒有素質，恰恰相反，只有高素質的社會才懂得善用法治制約來使社會良性運轉。而且，法治保障了人情不會被濫用。
文化不應設藩籬
不過也必須指出，心存善意的同時是心存戒意。內地、香港兩地文化的差異雖不是本質性的，也是經歷了百年完全不同的發展而致，難以一朝一夕互相理解，且後者更恐懼前者的融合欲——如果不是更恐怖的「文化清洗」的話。
「文化清洗」恐懼來自部分唯本土主義者的論述，有其一定道理，並非空穴來風。但我覺得應該限於對有目的性的上層政治話語「侵入」的警惕，而不是被極端本土論者擴大化的文化潔癖。
這點我深有體會，最近遭遇的是語言上的上綱上線，自從學者陳雲的語言純化論提出之後，簡體字變成「殘體字」自不待言，言詞上的潔癖走向極端，對某些固化語言的警惕（這點我也同意）發展成對內地用語的全面排斥。比如說有一次我的寫作中用了「立交橋」這個詞彙，馬上被某文化界老前輩控為「把香港大陸化」，還有年輕作者指「立交橋使他想到立著性交的橋」，那已經到了荒謬可笑的地步了。
須知語言的發展必然有融合的過程，不是強行抗拒可以拆解的，把語言的融合上升到文化侵略的層次，不如理性、良性引導這種融合朝有利語言豐富性的方向發展，香港語言、文化能消化內納英國及西方語言文化，為什麼就不能消化內納內地語言文化呢？如果對自身的免疫力有足夠自信的話。
舉茲一例，是為了說明，民族的靈魂在於其語言，語言開放的民族其思想也開放，語言封閉排他的民族其思想必然受限。
雖然香港、內地並非兩個不同的民族，但最近的衝突源於語言的隔閡不少，語言不通其實是小事，更重要的是語言觀的狹隘引致：說普通話的以為普通話就是國語、放諸四海而皆准，這是大國沙文；說粵語的以為在其地必須說其語，不說者不可與之言，這是地方沙文。
「愛是熟知，恨也是熟知啊」——作家木心先生的《陌生的國族》一詩如此寫他流離遠去的祖國，這話也適用於香港、內地人之間的矛盾情結。上世紀70年代香港知識青年熱衷於「認祖關社」（認識祖國關心社會），80年代至今國內的港台文化熱，本來促成相當美好的互相認受，最後卻在今天突然被扭轉成去向不明的矛盾局面，當然還有本文難以論及的政治、經濟因素，但文化上的自設藩籬更令人痛心。愛與恨的同時存在，其實是兩種文化互相砥礪發展的健康狀態，須預防的是它變成「愛是陌生，恨也是陌生」這樣的純粹消極之力——這點，恐怕是互罵蝗蟲與狗的人所樂見的——互相尊重為人的人，應該力拒之。（來源：時代週報 作者系香港作家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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