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網訊】據南方週末報道，有人認為一些利益集團不希望改革，認為官員不願意改革。實際上，大家都主張「改變」，但對到底怎麼改，難有統一認識。
一個管財政資金分配的官員下去了，你怎麼可能讓他自己到餐館就餐？如果這個體制不改變，誰帶頭抵制三公消費誰吃虧。
「改革要穩中求進，不能穩中有穩，更不能穩中有退。」
2012年3月6日下午，江西省委書記蘇榮的一番話別有深意。當天是本次全國人代會江西代表團的開放日，蘇榮正面對一群中外媒體記者。
那天上午，列席人大開幕式的貴州省政協主席王正福，則對媒體重複著「不改革只能死路一條」的話。類似的表態，今年兩會期間，多次在省部級幹部的話語中體現。
他們是能接近中國核心決策層的一個群體，因此，他們對改革的態度，一直受到媒體關注。
兩會期間，南方週末記者就改革的話題，採訪了十多位省部級幹部，發現他們對改革的認識存在不少分歧，如對於下一步的改革路線，亦各有主張，而對是否存有改革的「中國模式」，他們也持不同觀點。
但同時，他們也更多地表現了對改革的認識趨同的一面。十多位省部官員都認為改革必須推進，對改革前景都抱有樂觀的態度。
「高層明顯意識到了壓力」
「革命，革到自己頭上，對政府是個考驗。」3月5日下午，人代會廣東團開放日，廣東省省長朱小丹說，廣東有決心在盡可能短的時間內，在行政審批制度改革方面取得突破。現場，一位記者小聲嘟囔：「過癮，少有聽到行政長官這樣說自身改革。」
朱小丹引用了人民日報題為《寧要微詞，不要危機》的文章說，在回顧以往的經驗教訓，審批過多過濫，加上審批權力得不到應有的制約和監督，這就必然產生腐敗。以往的權錢交易，有相當部分是政府審批權和金錢的交易。
審批權濫用的現實，官員們顯然已有共識。在貴州，行政「審批權」的濫用被視為毒瘤，需要改革「攻堅」。貴州副省長穆德貴對南方週末記者說，該省將今年定為改革攻堅年，有兩個主要方向，一個是國企改革，另一個是行政審批制度。
3月4日下午，和南方週末記者說起改革的現狀，參加政協小組討論的中央社會主義學院黨組書記葉小文顯得有些擔心。他用了一個「危機四伏」的詞，說目前的局勢「有很多危機和陷阱擺在我們前面」，如「中等收入陷阱」、「低質民主陷阱」，一不小心就容易掉進去。
不過，葉小文也表示，「高層明顯意識到了壓力」，基層也有危機感。因此，他對改革的前景很樂觀，「中國悲觀下去，就是死路一條」。
「樂觀」，是南方週末記者接觸到的這些部級官員對改革的普遍心態，不過程度有所不同。湖北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周洪宇認為自己是一個「審慎的樂觀者」。3月5日下午，江西省委常委、省委秘書長趙智勇對南方週末記者說，「因為有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我對改革的未來充滿信心。」而重慶市副市長譚棲偉樂觀的理由是，「我們這個國家很成熟了，改對了堅持下去，改錯了進行調整。以我們現在的把握能力，錯也錯不到哪裡去。」
樂觀的省部級官員們，都認為改革在深入。江西省委常委、省委秘書長趙智勇認為，目前在司法、財稅、國企等領域，改革都在逐步深入進行。
「最關鍵的改革是政府自身的改革」
雖然對前景樂觀，談及當前的改革局面，葉小文不止一次地表示，進一步改革的緊迫感不夠。
原中華工商聯黨組書記胡德平，習慣用歷史的眼光看問題。他覺得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創造了兩次奇跡，一次是解放戰爭，一次是改革開放。第一次奇跡，全國人民歡欣鼓舞。第二次奇跡，雖然大部分老百姓得益，但是利益集團也得益，壟斷企業也得益，而且那些通過官商勾結獲取財富的人也得益。
在一些省部級官員看來，這個局面的形成，是因為政府的權力過於集中。3月4日，原國家人口計生委主任張維慶參加政協分組討論時就提出，改革開放初期基本是放權，所以經濟放活了。現在政府權力越來越大，壟斷集團的利益越來越得到保障和支持，民營企業的發展受到影響，很多人的就業面臨挑戰。話音剛落，滿場掌聲。
擁有這種觀點的官員不在少數。3月5日，廣東省省長朱小丹公開對上百家中外媒體說，「我個人理解，最關鍵的改革是政府自身的改革」。當前改革最大的阻力是既得利益格局，而政府自身改革的最大阻力也來自於政府自身。
現實中，現有的政府管理體制，也讓一些部級官員深受其苦。像現在的財政分灶、分級管理體制，令中央政府掌握了大量資源，形成了中國特色的「跑部錢進」現象。
在穆德貴看來，儘管對三公消費的罵聲是一浪高過一浪，「跑部錢進」體制不變，三公消費難以改變，「一個財政部管資金分配的官員下去了，你怎麼可能讓他自己到餐館就餐？」
他說，如果各種專項資金在年初就按一個標準分配給各省了，誰還跑部？中央部委管理的項目可以年初就按標準分給各省。如果這個體制不改變，誰帶頭抵制三公消費誰吃虧。
張維慶提到的壟斷問題，官員們的認識並不一樣。國家民航局局長李家祥3月5日下午說，民航不存在壟斷，已經很開放了，包括總理報告都沒有提民航。他婉拒了南方週末記者對改革阻力等問題的採訪：「你到會場多聽聽吧。」
「事實上，大家都想改。」學者型官員周洪宇說，有人認為一些利益集團不希望改革，認為官員不願意改革。實際上，大家都主張「改變」，但對到底怎麼改，難有統一認識，沒有統一的目標和方向，導致改革進展緩慢。
每個部級官員都有一個自己的改革路線圖
每個部級官員都有一個自己的改革路線圖。貴州省政協王正福認為，目前應該立即啟動收入分配改革，這是一個非啟動不可的問題，再不改革就會造成社會不穩定了。
不過，穆德貴卻認為，「其實不一定要一下子啟動什麼轟動性改革」。3月6日，他在接受南方週末記者採訪時說，這在現有階段既沒有可能，也沒有必要，還是要循序漸進。
他認為，收入分配改革連續出台了很多政策，需要進一步強化。另外，要推行公共財政政策，財政要發揮公共性、基礎性職能，加大轉移支付的權重，讓財政在保障公平抑制絕對貧困中發揮更大作用。
改革千頭萬緒，應該以什麼順序推進？學者氣質的葉小文認為，對群眾，要多講先經濟、再社會、再政治這個順序。民主是個好東西，但不能急，中產階級起來了，理性的思考多了，這樣的民主才有質量。但上層還真要有緊迫感，得看遠一點，應該多講黨內民主、政治建設。
「站在什麼位置說什麼話吧。」葉小文用范仲淹的「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來形容他的複雜心境。「是進亦憂，退亦憂。」他說，這就是改革意識。
中國模式，有沒有？
中國改革30年，一直不斷有人試圖做些總結，較多的說法要數「中國模式」。
在穆德貴的心中，是存有這種模式的。他說，改革的「中國模式」現在上升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高度了。中國是漸進式改革，往前走，也不會引起社會動盪。
全國政協常委、廣西壯族自治區副主席陳章良，在接受南方週末記者採訪時，也贊同「中國模式」的說法。他說，這是一個摸索的過程。
與上述兩位理工科背景的副省級官員不一樣，歷史學博士周洪宇，並不主張用「中國模式」的說法。他認為模式是固定的，但中國改革不是一個固定的模式，只是有些基本的內容和要素。其特徵是國家主導，是一種追趕式的現代化，另外一個特徵就是漸進式改革，增量改革。
具有人文學科背景的葉小文也說，我們是新興的發展中國家，很多東西沒看明白，過早說模式就要讓別人學，太早了。他說中國當然要走自己的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從這個角度來說，也可以說「中國模式」在形成，但說中國已經有了成熟的經驗，走上了坦途，太早了。
這些部級官員中意見不一致的，還包括中國下一步的改革應該是自上而下，還是自下而上進行。
周洪宇認為，中國的改革應該雙向互動，這得到葉小文的贊同。葉還認為，上面要有一個頂層設計，但真正的改革創造性和改革動力，一定是來自基層。那是設計不出來的。
新聞出版總署署長柳斌傑在接受南方週末記者採訪時也認為，自上而下的主要是一些頂層設計。任何一個行業改革要成功，設計要好。有些行業改革不徹底，中途有反覆導致改革不成功，就是沒有設計好。而自下而上的，是一些需要突破的領域，比如政治民主和經濟體制改革，還有文化領域的改革——文化單位本身要按照改革思路，創新機制來發展自己。
但「結合論」之外，也有其他的看法。穆德貴就認為，中國的改革歷來是要自上而下，自下而上是不可能的。貴州省政協主席王正福也覺得，應該採取自上而下的方式，讓上面來引導下面。
在寧夏團駐地，南方週末記者先後兩次遇到寧夏回族自治區主席王正偉。他也表示，改革的話題太敏感。他再三強調，如何深化改革，是中央考慮的問題，地方只是執行。改革是自上而下的，由頂層設計，基層執行。
海南省副省長林方略在接受南方週末記者採訪時，也認為國家應該有一個規劃，下面按照國家的規劃部署抓實施，否則無所適從。就像大部制，下面把部門都集合起來，結果上面部門的精神在下面貫徹得不順暢，逼得有些地方又恢復設立迎合中央有關部門的條塊部門。
南方週末記者接觸的省部級官員中，只有重慶副市長譚棲偉認為，改革應該先是自下而上，各地可以創造一些適合自己的改革方法，然後上層博采眾長，再自上而下深化改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