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網訊】據中新網報道,發達國家「再工業化」、新興經濟體「承接轉移」,國內出現少量資本「抽逃」實體經濟跡象——在全球經濟復甦乏力的「後危機時代」,作為「世界工廠」的中國製造業,如何直面壓力、突出重圍、再造「新比較優勢」?
在4月2日由博鰲亞洲論壇和瞭望週刊社共同主辦的「博鰲製造業圓桌會議」上,來自美、德、法、日、韓和中國的製造業巨頭,共同為中國和亞洲製造業的發展路徑問診把脈。
應對歐美「再工業化」:「中國製造」轉型提速
2012年1月我國出口額同比下降0.5%,這是2009年12月份以來首次出現負增長。這一信號引起廣泛關注,預示支撐「中國製造」的國際貿易空間正在加速縮小。
這一變化的背景是,新一輪製造業爭奪戰正在全球範圍內打響。
與會的美國通用電氣集團負責人坦言,從全球金融危機中,美國看到經濟虛擬化使失業率高、消費信心不足。必須從「去工業化」轉向「再工業化」,重振製造業,把就業崗位帶回美國。
31年來首次出現年度貿易逆差的日本,也出台激勵措施,避免產業「空心化」帶來的經濟社會問題。
「只有重塑實體經濟,發展才有基石,這只是一個方面。」中國航空工業集團總經理林左鳴說,歐美「再工業化」的更大目的是,立足「後危機時代」,搶佔全球產業科技的制高點,掌握高端製造業的領導權。
「這將對『中國製造』轉型升級形成圍堵之勢。」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執行院長遲福林說,歐美等國將借「再工業化」重新搭起貿易壁壘,並且通過「碳稅」、勞工標準、社會責任等規則,重奪國際產業競爭主導權。
但挑戰總是與機遇並存。與會嘉賓認為,西方「再工業化」會對中國製造業形成倒逼機制,將有利於促進中國轉變發展方式。
工業和信息化部副部長蘇波指出,中國快速形成的巨大生產能力,是面向全球需求模式的。美國家庭的「去債務化」和歐洲政府的「去債務化」,無疑倒逼中國產能尋找新出路。
「這個新出路主要在國內。」與會嘉賓認為,調整出口和投資型的發展模式,轉而發掘內生動力,向內需要發展是「中國製造」擁有的最大機遇之一。
2011年中國城鎮化水平歷史性地突破了50%,達到51.27%,未來每年仍將有1000多萬農村人口轉變為城鎮人口,不斷推進的城市化將創造中國最大的內需。
「另一個應變之策是藉機加快海外併購步伐,在新一輪產業競爭中搶奪制高點。」三一重工副董事長何真臨說,近年來,三一重工收購了全球混凝土老大德國普茨邁斯特公司,同時與奧地利帕爾菲格公司成立合資公司,迅速在國際併購中成為「全球機械巨人」。
對此,美銀美林中國區主席劉二飛說,過去五年,中國的海外併購投資額超過2300億美元。「現在的海外市場是買方市場,預期中國的海外投資趨勢將會提速。」
應對新興國家「同質競爭」:重構「新比較優勢」
「前有發達國家搶佔高端製造業,後有新興國家承接中低端製造業轉移。」遲福林說,「中國製造」長期依賴的低成本比較優勢逐步削弱,新的競爭優勢尚未形成。
論壇提供的數據顯示,以製造業人員平均工資為例,目前越南大約是每月1000元人民幣,印度大概是600元,而中國東部沿海已經達到2500元至3000元。
「中國製造業綜合成本已超過一些新興發展中國家。這讓有些製造企業感到迷失和擔憂。」蘇波說。
2011年以來,北京和長三角、珠三角等25個城市最低工資標準平均增長22%。一些企業出現了「用工荒」,而少數跨國企業也有轉移出中國的跡象。
一個典型案例是,中國一度是耐克最大的全球製造基地,生產了40%的耐克鞋,但目前越南超過中國成為耐克最大生產基地。
與會嘉賓認為,傳統比較優勢難以為繼,如何在新一輪國際科技產業競爭中贏得主動,已成為「中國製造」必須解決的新課題。
「構建新比較優勢,首先要提升產業的自主創新能力。」格力電器公司總裁董明珠說,貼牌、代工是企業自主創新的必經之路,但干了十多年、幾十年還是這樣,最終只能被淘汰。
「很多有魅力的品牌,比如蘋果手機,人們以第一個買到為快樂。」林左鳴用蘋果產品的例子指出了中國製造業的發展方向:培育兩個核心要素,一是擁有核心技術,二是注意不可複製性的建立。
另一個「新比較優勢」是培育新一代產業工人。「人力資本也有個轉型升級問題。」蘇波說,政府和企業要積極發展職業教育,培育「中國製造」基於人力資本的新優勢。
應對國內「雙重挑戰」:向改革要「新空間」
除了國外「前堵後追」,中國製造業還面臨來自內部的雙重挑戰:一個是國內部分高端製造業轉向海外;另一個是一些民間資本出現「逃離」實體經濟現象。
近幾年,萬向集團、華為、三一重工等高端製造企業佈局海外步伐加快。三一重工目前有30家海外子公司,已在全球建成15個物流中心,在美國、德國、日本等發達國家廣設研發機構。
對此,一些論壇嘉賓擔心國內高端製造業會呈現加速「外流」趨勢。
但三一重工負責人發言認為,中國大型企業轉向海外,可以通過本土化規避國外貿易壁壘,「搶灘」海外市場。
與會嘉賓表示,總體上看,國內部分高端製造業「外流」帶來的機遇和挑戰並存。當然,如果中國改革停滯,則可能導致高端製造業「一邊倒」被發達國家「收入囊中」。
董明珠認為,民營製造企業的發展環境仍有待優化,在資金、政策、創新體制等制度層面上,政府應為民營製造業在本土「生根發芽」鬆綁和「輸血」。
因為發展環境存在問題,近年來國內一些地方出現了「虛擬經濟火爆、實體經濟弱化」的局面,值得警惕。
蘇波坦言,造成這一現象的根本原因是我國製造業處於全球價值鏈中低端,落後產能規模大、壟斷行業進入難,加之生產要素成本不斷上漲,導致投資回報率偏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