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網訊】據新華網報道，2012年6月初，在結束世界銀行4年任期後，林毅夫回到北京。從中國到世界，作為世界銀行成立60多年來首位來自發展中國家的首席經濟學家，林毅夫自稱獲得了「站在世界經濟學界頂峰的機會」。4年中，他經歷了什麼，看到了什麼？在他的眼中，中國、世界發生了哪些變化？
第一時間裡，新華社記者與林毅夫面對面，兩個多小時。
國家的發展給了我站在世界經濟學界頂峰的機會。我能成為第一位來自發展中國家的世行首席經濟學家，是發展中國家話語權提升的一個例證
記者：你曾說，任職世行使你可以站在世界經濟舞台，帶著中國過去積累的經驗瞭解世界。擔任世行高級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的4年，你收穫了什麼？
林毅夫：我是一個很幸運的人。過去30多年，中國改革開放取得舉世公認的成就。國家的發展給了我站在世界經濟學界頂峰的機會，貢獻一己之力於世界的和平、發展、減貧事業，也開闊了我的眼界，積累了經驗和認識，為我未來的學術發展厚植了基礎。
記者：這4年中，以中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在世行等國際機構的話語權不斷提升。你有何感受？
林毅夫：作為第一位來自發展中國家的世行首席經濟學家，領導世界上最為重要的國際發展機構的理論和政策研究，就是發展中國家話語權提升的一個例證。
我認為，在國際事務和理論思潮上，發展中國家都應提升話語權。在當前國際金融危機餘波蕩漾的格局下，發展中國家若能保持快速發展不僅有利於其自身，也有利於全球經濟的早日復甦。
在世行的4年，我主要做了兩件事。全球金融危機爆發時，我的判斷後來證明是正確的
記者：2008年你上任之初，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之後，歐債危機深化。作為世行首席經濟學家，你做了什麼？如何評價你的工作？
林毅夫：個人在世行4年工作評價之事應由他人來做，就我個人來說，我盡了力。
我在世行的4年，是世界經濟充滿機遇和挑戰的4年，也是經濟學家充滿機遇和挑戰的4年。
4年裡，我主要做了兩件事。一是應對全球突如其來的金融經濟危機，判斷其性質、原因、走向，為世界銀行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的政策制定提供參考、依據；二是推動發展經濟學的反思，提出新結構經濟學，為發展經濟學界的研究，和發展中國家以及國際發展機構的政策制定指出了一個新的領域和方向。
在危機爆發時，我判斷，危機可能是長期而不是短期的。提出超越凱恩斯主義，主張應對危機的積極財政政策必須在短期內啟動需求，並有利於中長期生產力和經濟增長率的提高。發達國家和發生主權債務危機的國家過早退出積極財政政策不僅未能減少公共財政赤字而且可能導致經濟二次探底。這些看法後來證明是正確的，而且根據這些判斷所提出的政策建議也越來越成為學界和20國集團的共識。
新結構經濟學已得到許多發展中國家學界和政策研究界的認同。全球「零貧困」目標可以實現
記者：你帶回了新結構經濟學的理論框架，並稱之為你「世行4年的畢業論文」。你在世行的助手發博客說，你的觀點和理論在世行儘管不是主流，但是你的堅持使得新結構經濟學受到一流經濟學家的關注和討論。
林毅夫：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提供了反思現有發展經濟學理論的機會。一個新的理論出來，一定會面臨一些質疑。如果大家都同意，就不能說是新的理論。經過努力，新結構經濟學已得到許多發展中國家的學界和政策研究界的認同，根據新結構經濟學所制定的發展政策的試點已經在一些發展中國家初見成效，這個理論框架也越來越引起了發展經濟學界的重視。
記者：你在世行的最後一篇博客說：「過去四年自己與農民、工人、商人、民間社會和政府官員的交流讓自己確信建立一個『零貧困』的世界是可行的。」
林毅夫：4年間，我去了非洲14次，是世行歷任首席經濟學家中去得比較多的。世界銀行倡導全球「零貧困」的目標，這樣一個目標，只要有好的理論體系，形成新的社會思潮，在國內能實現，在全球也能實現。
眼前的危機仍是2008年危機的延續。全球危機需要有全球性的解決方案
記者：今年以來，世界經濟復甦乏力，歐債危機複雜多變，你認為這是國際金融危機的延續，還是新一輪危機的到來？
林毅夫：眼前的危機仍是2008年危機的延續。歐美等發達國家有可能像日本一樣陷入1991年以來經濟長期低迷的困境。
記者：你認為這種低迷會持續多久？你對歐洲債務危機的前景怎麼看？
林毅夫：這種低迷狀態將持續多久，取決於應對對策。當前，如果希臘不退出歐元區，歐元區的確需要給予希臘不少支持。但如果希臘退出歐元區，則可能帶來西班牙、意大利也會退出的聯想，給國際金融市場帶來巨大的不確定性和衝擊，其成本可能更大。
記者：化解這場全球危機的出路何在？
林毅夫：危機發生以來，發達國家的主要問題一直是增長乏力，失業率高，銀行體系脆弱，政府公共債務快速積累，靠寬鬆的貨幣政策壓低利率，降低政府舉債、還債的成本來度日。沒有貨幣政策自主權的南歐國家則主權債務危機頻仍，必須不斷由國際金融機構給予短期紓困。
全球危機需要有全球性的解決方案，一個可行的辦法是推行我在2009年2月份提出的超越凱恩斯主義的全球復甦計劃。由具有儲備貨幣發行地位和外匯儲備豐富的國家共同斥資，支持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大規模的消除增長瓶頸的基礎設施建設，啟動需求，創造就業，為發達國家的結構改革創造空間。這樣發達國家才有望早日走出困境。
記者：這4年，你可以說處在應對危機的第一線。現在回顧這場危機，你最深刻的感受是什麼？
林毅夫：要居安思危。危機前全球經濟一片繁榮，而危機卻突如其來。面對未來的發展，我們要有信心，但對可能出現的問題，也不能掉以輕心。在分析問題上，要實事求是，解放思想，不能成為過去理論和經驗的奴隸。
中國宏觀調控政策應審時度勢，總結上一輪刺激計劃的經驗不斷完善。我對中國經濟充滿信心
記者：4年前我國為應對國際金融危機出台4萬億元經濟刺激計劃。今年以來，中國經濟增長出現不少困難，國家提出了穩增長舉措。你有何建議？
林毅夫：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時，中國沿海地區出口銳減，就業率大幅下滑，如果沒有4萬億元的經濟刺激計劃，全球危機對中國經濟社會的影響可能會更嚴重。
當前中國經濟面臨的最主要問題是外需乏力以及內部結構失衡。我國宏觀調控政策應審時度勢，不斷根據國內外形勢的變化進行調整。要總結上一輪刺激計劃的經驗，不斷完善政策。
記者：當前社會上有諸如「4萬億刺激計劃要出2.0版本」的猜測，擔心會引發新一輪投資熱。你認為在實際操作中應如何把握好政策取向？
林毅夫：這一輪可以更多依賴財政政策，以貨幣政策為輔。政府選擇投資項目要做好規劃，持謹慎態度。投資著力點放在回報率高、能消除增長瓶頸的領域，如節能環保、產業升級、經濟適用房等。
記者：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後，你曾說中國經濟未來20年將繼續保持較快增速。面對當前的增速下滑，你是否仍然有這個信心？
林毅夫：我對中國經濟依然充滿信心。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成功發展主要是因為發揮了比較優勢，現在我國的後發優勢潛力仍然很大。按照比較優勢發展經濟，充分利用後發優勢，任何發展中國家都可以維持幾十年的高速增長。
每個人都應有追求，為國家發展社會發展盡一己之力
記者：你的一生中做了很多讓人意想不到的選擇，離開父母、妻兒，隻身游泳到大陸，選擇在北大讀政治經濟學，出國獲得經濟學博士後又放棄好的待遇回到國內。是什麼支持你做出這些選擇？
林毅夫：這個時代對我很公平，我有機會去逐夢，也有機會看到幾代知識分子所孜孜以求的國家的發展，民族的復興。這一路，夫人對我全力支持，不棄不捨，妻子孩子付出很大代價，我要感激家人對我的工作無怨無悔的支持。
中國的知識分子，歷來是以天下國家為己任的。1979年初到大陸，我去了都江堰，站在懸崖邊，看到腳下的江水浩浩蕩蕩，那是2300多年前李冰父子歷盡艱辛所修的工程，可是到今天還在惠及成都平原，我個人有很大觸動，深感每個人都應該有追求，為國家發展社會發展盡一己之力。
記者：在世行期間，你一直兼任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現在重返北大，繼續學者生涯，和4年前有什麼不同？
林毅夫：在世行這幾年，看了很多，也想了很多，希望有時間好好整理這些想法。結束任期前，我出版了《新結構經濟學：一個反思發展理論和政策的新框架》，今年9月還將出版《繁榮的求索：發展中經濟如何起飛》。這兩本書的中文版也將於近期出版。目前，我正在完成另一本有關國際金融經濟危機來龍去脈、出路，以及如何避免類似危機再度發生的專著。
另外，我正在為9月份秋季學期的開課做準備。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我要做好教書育人的工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