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網訊】據中國新聞周刊報道，他們是香港的「97一代」，曾經困惑卻懂得反思。回歸之前，他們接受了完整的港英教育，在那些教育中，沒有自己的國家認同。回歸之後，他們突然有了明確的國家身份。
只有當你和香港人深入地交流，才知道97對他們意味著什麼。
「在1997年之前的100多年，你在大街上問一個香港人，英國有哪兩個政黨，現在的內閣是哪個黨執政，他可能完全不知道。」香港文藝評論家梁文道和在電視上一樣，善於說服。「港英教育最大的特點是非民族化教育，它沒有國民教育，絕對不是教你當英國人。」
大律師王鳴峰講他接受的港英教育。中國歷史課，從商代一直講到1911年辛亥革命，但並不會告訴你，這是我們偉大的祖國。
「這就是港英教育，它只是客觀，而不是說我國怎麼樣，不要你為任何人驕傲，典型的非國民化教育。」梁文道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香港經濟起飛，伴隨著港英政府加強社會治理、打擊腐敗等措施，香港人的身份認同開始形成。在從前，到香港去的人稱自己「潮汕人」「福建人」，在他們的骨子裡，香港只是暫時的棲身地。
當這種香港人的意識建立起來而國家意識模糊，1997年回歸在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強世功看來，最大的困難就是人心回歸。
這一點，在1997年大學畢業步入社會的整個群體更為明顯，他們成為典型的「97一代」。
梁文道說，「回歸之前，他們接受了完整的港英教育，最重要的是，在那些教育中，沒有自己的國家認同。回歸之後，他們突然有了一種明確的民族身份認同。這是一件讓很多人困惑的事情。」
97是一種微妙的情緒
楊長纓的孩子一個在加拿大出生，一個在美國出生，可2008年到北京看奧運的時候，楊長纓說，兩個孩子沒有任何理由地為中國隊加油，感情好像與生俱來一般。在他們的教育中，有意無意的，楊長纓會跟他們說起祖國是中國。
1997年，楊長纓通過考試成為香港一名普通執業律師。15年後她的身份是全球頂尖級的瑞生國際律師事務所高級合夥人，從事公司上市領域的法律業務。而她的親人們有的放棄了銀行高管職務，到加拿大的銀行做起普通經理。
「我的親人中移走了4個」，楊長纓停頓了一下，笑了，「移走了4個family。」上世紀90年代初，跟隨著當時的移民潮，他們去了加拿大。
在中環交易廣場一座18樓的小會議室裡，與《中國新聞周刊》記者談起當時的爭論與不安，彷彿就在昨日。
因為香港回歸被提上日程，從上世紀80年代到1997年，出於對未來的迷茫和莫名的恐懼，上萬計的人們選擇了離開。
「當然，他們現在都有自己的生活，過得不錯。不過，如果不走，肯定會有更好的事業。」說起親人來，楊長纓不無遺憾。
11歲就到香港、幾乎完整接受港英政府教育的施麗珊也有著類似的經歷。她說自己看到奧運會能夠在中國舉行，有一種莫名的激動。
做過多年記者的馮佩樂也有一種類似的感覺。當她在不同時期走到其他國家的時候，每一次都有一種強烈的感覺：中國越來越強大了。
不過，更多的時候還會有一種迷茫。
「當內地討論校車問題的時候，香港人怎樣都沒有辦法找到關聯，討論一部法律是不是應該修改的時候，同樣如此。」梁文道將這種身份認同稱之為「曖昧」的狀態。
「他們都承認自己是中國人，可他們對中國又是一種很複雜的感情，都覺得要愛國，卻很難有一種休戚與共的感覺，那樣才是命運共同體。」梁文道說。
「你們眼中，香港最大的問題是什麼？」在北京大學一個香港學生的班上，強世功這樣問道。
「香港的競爭力正在慢慢喪失。」一位學生說。
「我是中國人，可我不知道要怎樣才能參與到中國之中？」另一位學生回答。
曾借調香港中聯辦研究部工作的強世功意識到，回歸15年，今天的問題已經不是當初的「人心回歸」，而是另一個重要的問題：身份認同，怎樣解決他作為一個中國人的身份意識。
思考香港自己的問題
改變還包括，由於這個特殊的節點，歷史的巧合。
1980年代末期開始，數以萬計的移民流向海外，大量的高級職位空了出來，這種狀態一直持續到1997年回歸之前。大批年輕的優秀人才脫穎而出，迅速填補了這些空缺。香港特區政府首任財政司長梁錦松正是在這個時代很快地升任花旗銀行香港區行長。
王鳴峰給《中國新聞周刊》記者講坊間的笑話，「我們朋友之間在一起會說，1997年前後的醫生不能看。因為沒有太多的實踐經驗就晉陞起來了。」
這正是那個時期的特殊狀況。但這種狀況對於「97一代」而言，並不是一個好的開始。
「我們突然發現，原來報館的總編輯、銀行的行長都還只有40多歲，離退休還需要20年，你讓他手下的人怎麼辦？」梁文道認為，這並非回歸帶來的問題，但它客觀存在，「97一代」不得不面對，他們的努力工作，卻發現自己碰到了天花板。
為了應對移民帶來的人才危機。特區政府實施了人才計劃，其中重要的舉措就是擴招，新的大學被修建起來，數量從早先的香港大學和香港中文大學兩所躍升到現在的8所。
隨之而來的是亞洲金融危機，失去了大量的工作崗位，從前大學生的精英意識跌到谷底。
「有段時間，我們說，在大街上扔個石頭就能砸死兩個大學生。」王鳴峰用一種誇張的比喻形容當時的困境。
特區政府中央政策研究組首席顧問劉兆佳也意識到這些問題。「香港的大學教育在發展，但是畢業的大學生不像過去那樣畢業就能找到一個很好的工作，這樣一來產生了很多問題，他們會感到失落。」
不過，他認為原因不只是移民潮和大學擴招帶來的影響。
「中產階級的人數在持續增加，伴隨著整個產業轉移，很多中產階級的工作崗位不再留在香港，一些產業搬到內地或者其他國家去了，中產裡面的高端職位比如專業服務、管理等方面的職位在減少。」劉兆佳認為，沒有提供足夠的發展空間才是問題的根源所在。
對人才的吸引被認為是香港最具競爭力的領域之一。
但王鳴峰卻發現，「當初讀書時候成績優秀的同學不知道都去哪裡了，他們都沒留在香港，這本身是不是也意味著香港吸引人才的能力弱了？」
梁文道強調的是「思考香港自己的問題」。在一場關於大陸遊客到香港與台灣自由行不同選擇的討論中，有人抱怨，到香港去旅行的人只是購物，而到台灣的卻包括文化交流等各種各樣的形式。
「我們自己有什麼？」梁文道提出這樣的問題。他認為，很多問題都跟回歸和之後的政策關聯起來，但沒想過，這些東西都無關回歸，是香港本身就存在的問題。
劉兆佳說，香港的競爭力不錯，在各類獨立的評級中，都被放到很高的位置。在劉兆佳看來，1997年回歸以來，最根本的目標都已經達到。這既包括維繫香港人對香港前途的信心；也包括一國兩制的具體實踐，自由、法治、公正這些香港人最珍視的核心價值都得到維護。
眾所周知，香港的個人稅及公司所得稅稅率較低，整體徵稅占本地生產總值的百分率也相對較低，商業規管精簡，外資在香港的投資比較開放，基本上沒有限制。
香港是全球名列前茅的國際金融中心之一，特區政府對金融服務業的監管干預程度低，而且監管制度極具透明度，司法制度則獨立於政治，且十分廉潔，保障產權的能力無可置疑。
不過，劉兆佳也坦承，「一直在研究競爭力會不會有逐漸下降的趨勢」。
他把香港的問題歸結為兩個方面，既包括土地和房屋租金太貴，不利於商業經營，也包括人才的問題，高端人才不夠。
「香港的法律法規越來越完善，與此同時帶來的問題是，對經濟的限制越來越多，商業活動受到的制約越來越多。政府的審批在增加，官僚主義的問題一定程度出現了，內部摩擦越來越多，影響到辦事的效率。」劉兆佳亦並不迴避香港面臨的問題。
強世功則將競爭力與「97一代」的身份認同聯繫起來。「如果身份問題不解決，他們會封閉在一個狹小的圈子裡，視野變得狹窄，競爭力就可能慢慢衰退。」
而在具體的「97一代」身上，王鳴峰說自己最大的特點是反思和勤奮。不久之前，他拿到北京大學法學博士學位。他把這次求學看成是「一種理想的實現」，希望為香港和中國的互動做一些事情。
「以前仲裁、法律服務都在倫敦、新加坡。香港和內地為什麼不可以整合起來，一塊賺別人的錢？」王鳴峰這樣說。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