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網訊】香港今年17名高考6A、5A「狀元」中，15人擠向最熱門的商科，更有一半人都選擇「投行敲門磚」環球商業管理專業，單一和功利的價值觀引發社會輿論批評。把大學當做職業培訓，是不是在這個嚴酷的全球競爭時代，年輕人最明智的選擇？
據新浪網報道，今年是32年來香港高考(高級程度會考)的終結年，此前通過會考和高考兩次考試篩選學生進入高校的體制，將被一次考試即「中學文憑考試」所取代。今年高考共誕生了17名考得「6A」及「5A」成績的「狀元」。雖然香港沒有內地的「炒狀元」習慣，但他們的選校志願仍然很快成為本地FACEBOOK上熱帖。
原因之一是17個狀元中竟有15人報了工商管理專業，更有一半報的都是香港中文大學的環球商業管理(BBA Global Business)—— 一個被比喻為投行敲門磚的專業，另外兩人報讀法律與數學，人文學科則無一人報讀。他們的志願曝光後很快引來本地輿論紛紛批評，驚歎高考狀元們價值觀竟然如此單一和功利。
其實，高考狀元們的志願可謂香港高校招生的一個縮影，考生集中擠向「熱門專業」的情況一貫相當嚴重。考評機構的統計顯示，香港大學聯招的25個志願方向中，有5大專業連續數年來幾乎僅錄取第一志願考生：精算、環球商業管理、醫學藥劑、法律以及牙醫。與此形成對比的是，藝術、哲學、文學、理學、電腦等專業則排在末尾，錄取的對象平均都是第四及以下志願的考生。
不少成績優異的學生在最後一刻「審時度勢」修改了自己的志願。剛從香港科技大學環球商業管理專業畢業的學生Kate原本是一位理科生，從中四至中六都沒有接觸過商科(香港高中階段分為文、理、商科)。但她坦言，在香港該專業出路比較廣，於是成績優異的自己最後決定棄理從商，並通過「拔尖計劃」(提前一年優先錄取，免參加高考)進入該專業。
Kate現在對自己的選擇感到慶幸，因為班裡每個學生都能保證獲得海外高校交流機會，而且暑假安排進各大銀行實習，對未來就業極有幫助。
如果細看香港大學聯招的25個課程志願，可以發現最受歡迎的醫科、法律、商科以及建築測量等佔據了錄取最高志願學生的前10位，而文史哲、理科、社會科學、藝術、應用科學這幾個在多數地區都被視為的主要門類的學科，則近佔據5個志願，同屬最為冷門的專業。
這種情況在全世界的高等教育領域並不普遍。例如美國大學基本不設法律和醫學的本科課程，常春籐名校也多數沒有商科本科課程。即便是香港高等教育模仿得最多的英國，名牌大學中也很多不設本科商科課程，或是近幾年才設有商科，相反文科、理科和社會科學，則佔據眾多科系；中國內地高校的學科設置情況，也與此更加接近。
香港高等教育特殊之處，其實深深烙刻著英國殖民時期「精英教育」的印記。當年英國殖民者在港推行促使本地學生認同英國文化的教育模式，以期將華人精英培養成為「親英傳教士」，藉以鞏固英國的統治。在這一體制中，逐步誕生了一批畢業於政府官校和教會學校的，擁有海外留學經驗的本地精英階層。
由於殖民地時代華人躋身上流社會的途徑非常狹窄，華人精英大多沿著服務性專業人士的途徑奮鬥，成為醫生、律師、教師、建築師、工程師、會計師、公司管理人員等。隨著時代發展，港英政府也漸漸開始從這些人之中吸納人才，進入協助香港總督進行行政決策的「行政局」(現在行政會議的前身)等機構，這些人不少後來都成為高級官員及政壇名流。
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中，香港從富豪家族到平頭百姓幾乎都以將子女培養為「專業人士」作為教育目標。如實業家霍英東的家族，除了長房繼承其龐大的商業王國外，二、三房子女均被要求向法律、會計等專業人士方向發展。曾經是貧苦小販家庭孩子的黃仁龍，則由於成績優異獲獎學金赴劍橋修讀法律，隨後成為香港資深大律師並最終獲選為香港特區政府律政司長。
上個世紀70、80年代以來，香港的商業社會發展迅速，金融、地產的專業人士越來越嶄露頭角。匯豐銀行的首位華人執董鄭海泉，擔任了立法局議員、中央政策組成員等重要公職，後來加入行政會議。摩根大通亞太區主席梁錦松，搖身一變即成為掌管經濟命脈的特區政府財政司長。測量師出身的梁振英，則在擔任行政會議召集人多年後，獲選為香港第四屆特區行政長官。
專業人士高薪厚職與高人一等的社會地位，早已成為這個城市默認的價值觀，進入了絕大多數家長和學生的潛意識。在它們面前，高等教育「開闊眼界」、「構建價值觀」、「培養批判思考」等等宏大理念似乎過於空洞蒼白。
丈夫是貨車司機，自己零散打工的李太太家境並不富裕，而兩夫妻節衣縮食培養的一對子女，學業也並不出色，在高考中沒有取得足以進入兩夫妻「理想專業」的分數。他們目前計劃賣掉房產，將兩個孩子送到英國分別修讀法律和醫學。「畢竟孩子的未來比什麼都重要」，李太太自豪中帶著一絲悲壯。
然而，過於偏重專業性和實用性的高等教育現狀，正在給這個高度發達的城市的未來持續發展埋下越來越多的隱患。
單一的產業結構帶來畸形的就業環境，讓大學畢業生擠向少數產業，這又反過來令產業結構單一的問題進一步惡化。最突出的例子是，在全球多數地區都發展得欣欣向榮的信息科技產業，卻在本地學生心目中備受冷遇。在媒體進行的「前景良好行業榜」調查中，只有2.2%的學生將IT行業列入其中。而在今年的大學聯招中，僅有不足10%的學生將IT列入他們前三個志願。
然而根據近期產業調查機構對全港IT公司的調查結果，超過80%的公司表示將在未來6個月增聘人手，50%打算提升IT員工薪酬，40%的公司坦言，他們正面對IT人才短缺問題。
國際清算銀行在最新發表的年報中指出，一個地區金融業過於蓬勃，可能搶去其它行業所需的人才，導致整體生產力的下降，而對於依賴研究人員的行業電腦業來說影響尤其嚴重。報告引述統計結果稱，在一個金融過於發達的地方，這些行業的增長會比行業平均水平每年低2至3個百分點。
另一方面，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全球金融業步入動盪，金融機構大幅萎縮，一波接一波的裁員潮令香港金融業人員開始顯現過剩情況。今年上半年匯豐銀行在香港的突擊大裁員在本地引起軒然大波，其員工中不斷傳出的精神壓力過大、發起罷工、示威抗議、工會與管理層對立等事件，屢屢成為財經新聞頭條。
「這兩年在香港找工作很難」，兩位本地商科去年的畢業生小楊和小劉對筆者表示，他們分別手握中大及港大的優異成績和文憑，在多月辛苦的找工作歷程後，一個離港最終工作，另外一人則僅進入一家小型銀行的研究部門。眾多分析認為，在金融危機後，全球金融業即將告別盲目擴張，進入改革時期。2000年前後全球信息技術泡沫爆炸後，各地大批冗員湧現的情況，或可成為如今金融從業人員的前車之鑒。
對於香港的高校本身，優秀學生們不願在基礎學科向上深造也為其研究工作帶來負面影響。目前香港高校的研究項目普遍依賴外來研究生的支持，在香港主要高校中，研究生和博士生中內地學生比例普遍超過50%，某些基礎學科的研究生院比如數學、物理、化學等，內地學生學者的比例更可以高達80%。
然而，香港作為內地移民的主要目標地之一，最終極少內地高級人才真正長期留在研究領域。絕大多數內地赴港研究生，尤其是理工科學生，也很快「入鄉隨俗」，畢業後隨即轉行進入更容易謀生的銀行、會計、保險等領域。
「大學生畢業生，包括很多理工科畢業生都熱衷於金融業工作，既是對人才的浪費，也凸顯了其它行業發展機會缺乏的無奈」，香港浸會大學商學院院長張仁良認為，政府須更注重培育新興產業和新興創新企業，並在此基礎上規劃和推動科技發展，「這不是一朝一夕之功」。事實上，新一屆特區政府也已被迫正視這一問題，並正在籌備成立「信息科技局」，推出政策支持文化創意產業等。
此外，對於這些精明的90後高材生，產業轉型是過於遙遠和模糊的概念，更沒有人會去仔細研究高盛大摩的年度業績，再重新衡量自己的高考志願。青年人心中根深蒂固、將大學當做職業培訓學校和高薪「敲門磚」的觀念，根植於家庭的耳濡目染和自幼受到的各方教誨。要解開香港教育的特殊癥結，讓「個人志趣才是職業成功起點」這個簡單的道理深入人心，還需要香港社會從教育模式本身的轉型做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