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網訊】據中評社報道，作為自然人和社會人的個體，人是有性格的。有人性格剛毅柔腸，有人性格凶險奸詐。有人孔武有力，有人懦弱無能。一個國家和民族也一樣，有著不同的國家性格、民族性格，也正因為此，這個世界充滿了種族的多樣性。但是不可否認的是，個別國家和民族的性格奸詐凶險，貪婪成性，不擇手段。對內仁慈、對外殘忍，曾經在連續幾十年內，給其周邊國家、地區和世界人民帶來無窮的殘酷屠戮、血雨腥風和深重災難。
更令人憤慨和不恥的是，這種國家卻憑藉種種偽裝僥倖逃過應有的嚴厲懲罰。面對被害者的原諒和寬大，卻不感恩、不為所動，反而掩耳盜鈴、變本加厲否認和抹殺曾經罄竹難書的野蠻侵略。
不僅如此，迄今仍然不改惡習，更不吸取歷史教訓，繼續與周邊國家為敵，試圖步步緊逼、侵佔他國大片領土領海。這個國家就是東亞地區所謂的「大日本」以及「大和民族」。二戰時期，中國大陸國共抗日武裝力量雖然武器落後，但堅持抗戰並拖住了數百萬日軍，占日本總武裝力量的60%，為太平洋戰場、蘇聯對日宣戰做出了巨大支持和貢獻。
二戰後期及戰後初期，蘇聯和美國對日本的軍事打擊勢如破竹、摧枯拉朽。美國和蘇聯對日本侵略者和戰爭要犯的懲辦比較理性、相對徹底，一些行動看來顯得冷酷和不近人情。但也正是這種強烈打擊和鮮明懲辦，令日本對蘇聯和美國產生了敬畏情緒。當然，上世紀50年代前後，美國對日佔領當局從反共反華出發，逐步對日本採取綏靖政策，致使對日本戰犯及其戰爭體制的懲辦和改造打了折扣。
與美國和蘇聯有別的是，中國在對待日本戰犯、對日政策方面盡顯懷柔一面。一部分戰犯雖然被蔣介石管轄下的南京軍事法庭判處死刑，但蔣介石卻私自扣留了岡村寧次等重大戰犯，為其策劃指揮內戰服務。上世紀50年代，在大陸戰犯管理所接受改造的上千名戰犯，哪個人手上不沾滿中國人民的纍纍血債?但此時懷柔的政策考慮佔據上風，絕大多數日本戰犯不僅沒有被判處重刑和處死，反而在生活上享受高於中國人民生活標準許多倍的優待，幾年內就被大幅減刑並體面地送回日本。
這批戰犯中不乏個別人，被改造好並對中國人民抱有感激之情和愧疚之情。但不可否認，其中許多人憑藉偽裝逃過了應有的懲辦，回到日本之後並未偃旗息鼓、並未致力於和平大業，而是翻臉不認人，冥頑不化，成為軍國主義流毒謬種流傳的禍根，並直接影響到其子女、孫子女。
從背景因素看，地區形勢和國際政治的急劇變化是提前釋放大批日本戰爭要犯的一個因素，主要領導人的懷柔政策是另一個主要的出發點。但實踐證明懷柔對日本幾乎不起作用，時間越久遠，越發檢驗出這種過度懷柔的政策所包含的草率和天真，頗有些悔不當初的苦澀味道。假如當初像蘇聯嚴厲懲辦近20萬日本戰爭軍人一樣，日本這個一向吃硬不吃軟的民族或許會以另一種眼光看待中國和中國人民。
中國政府大批提前釋放日本戰犯後，又在台灣當局索取戰爭賠償立場動搖的基礎上，慷慨地放棄了對日的國家索賠，上世紀70年代之初這一數額為幾千億美元，折合當今數萬億美元之巨。
二戰結束至今快70年了，許多日本的戰犯後代愈加興風作浪。日本上下不理解、不珍惜中國人民在艱苦環境中放棄國家索賠的良苦用心和以德報怨的博大胸懷，反而認為中國人的舉動匪夷所思、不可思議，一些軍國主義勢力則恥笑我們傻。即便擔當中日關係正常化、中日建交的那些所謂早期日本「友人」，也是在談判中無時無刻不錙銖必，用盡虛虛實實、曲意逢迎的欺詐手段。他們在維護日本國家利益，從中國政府的寬宏大量中盡可能多地攫取利益，並在侵吞中國琉球群島、釣魚島、抹殺侵略歷史等重大問題上埋下諸多伏筆，某種程度上導致中國後來對日政策之被動和無奈局面。
從上世紀70、80年代開始，中國為了「中日友好」而在某些特定時期，往往低調宣傳甚至壓抑日本當年的血腥屠殺事實，更不會客觀、及時、深入和詳細地保存整理倖存者、見證者的「活證據」，就是擔心影響「中日友好」，擔心日本友人不高興。
而在日本看來，時間是最好的武器和否認藉口，等到「活證據」們相繼離世之後，日本便翻臉不認歷史了，聲色俱厲地質問「拿出證據來」，否則就是「污蔑大和民族」!類似的上當受騙著實不少。我們的教科書裡為什麼要迎合性刪除經典課文《狼牙山五壯士》?這種客觀的理性歷史、這種氣壯山河的愛國情懷，本該永續流傳、代代相傳，因為它是實實在在的歷史!何必非要與現實需要綁在一起，成為臨時起意的犧牲品?為什麼要隨著所謂中日關係波動而波動?到頭來被日本充分利用並反咬一口，種種現象不值得深刻反思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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