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網訊】據第一財經日報報道，無論是政治治理還是經濟發展，被一些評論家認為是「國家資本主義」範例的「新加坡模式」以其獨特的方式受到外界的持續關注。經歷過艱苦創業、意氣風發的「李光耀時代」，李顯龍接棒吳作棟成為新加坡最高行政首長和決策者後，正帶領這座花園島國進入一個更加理性、成熟和倚重集體決策的時代。
在第一財經頻道整體落地新加坡之際，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在綠樹成蔭的總統府接受了《第一財經日報》的獨家專訪，分享了他對經濟增長、危機應對、中國崛起和亞洲一體化等問題深刻而務實的見解。
針對所謂「國家資本主義」，李顯龍表示，新加坡沒有把經濟全部交給私營部門，「但是我們相信自由市場，相信自由貿易。」談及中國的形象以及參照體系，他認為，中國應當比照發達經濟大國，也需看到「別人眼中的自己」。在建議中國積極推進房產稅之餘，李顯龍也提醒，中國需要及早綢繆應對老齡化挑戰。
新加坡經濟：
「最可持續的速度」
第一財經日報：作為東南亞經濟的領頭羊，新加坡過去幾年的經濟經受住了全球金融風暴的打擊。但相比2010年，去年新加坡經濟增速大幅下滑至4.8%。而今年，你們預期經濟增速為3%。這樣大起大落背後有怎樣的故事?
李顯龍：2010年對新加坡來說，是非常突出的一年，我們的經濟增長率達到了14.5%。這是新加坡經濟在2009年急劇下滑之後的一個反彈。全球經濟都在減速，而我們恢復得非常快。我認為我們很幸運，政府的調控政策起了作用。15%的增長是不可思議的，連中國都不可能做到一年15%的增長。
日報：具體是哪些調控政策發揮了作用?
李顯龍：經濟危機時，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要保證人們的就業，我們的失業和經濟損失並不大。在危機時，政府幫公司分擔了許多僱傭員工的經濟負擔，尤其是在支付員工社保福利這一塊。這筆開銷很大，但我認為這給企業提供了很多安全感，使得企業能夠在經濟復甦期間留住原有員工，當經濟復甦以後，我們的產能還在，所以新加坡可以很快回到危機前的經濟水平，這很重要。
另外，在銀行不斷減少商業貸款時，政府必須站出來給企業貸款。因為那段時期，市場資金緊缺，信心不足，就連好公司都很難貸到款。如果資金鏈斷裂，就算是境況好的公司也有可能在危機中翻船。所以政府要站出來為銀行承擔一部分風險，幫助他們度過危機。
日報：歐債危機是全球經濟的關注焦點，你對此的看法是怎樣的?
李顯龍：歐債危機是一個長期問題，但它又具有突發性。雖然像希臘這樣的國家不算大，但是發生了危機，就會牽連到意大利和西班牙等一系列國家。小問題就變成了大問題。從短期來看，目前危機已經有所穩定，但風險一直都在。從長遠看，要解決歐元在政治和結構上存在的問題，是一個很大的挑戰。這些問題不可能在短期內消失，而要通過逐年不斷的政治改革來解決。在這期間，歐洲會有許多弱點。我認為這些弱點會影響到整個世界。一旦出現了諸如西班牙債務危機引發的無序干擾，那會變得更糟糕。
日報：歐債危機是去年新加坡經濟減速的主要原因嗎?
李顯龍：不是。去年4.5%的增長率是因為新加坡經濟放緩到了一個最可持續的速度。今年，我們預計增速會降低到3%。一方面是因為外部環境，另一方面是因為經濟本身也不能再像以前那樣快速增長了。新加坡要擴張的話，需要引進大量外籍人員來工作。而我們現有的資源無法支撐這樣的增長率,新加坡變得很擁擠。所以我們現在正在控制外籍務工人口的增長率。我們想更多通過提高生產力和經濟質量來推動增長和進步。當然這樣要難得多。
日報：這和新加坡面臨的人口問題是否相關?
李顯龍：從短期看來，人口問題已經對經濟形成一定影響。我們國內的勞動人口增長得非常緩慢，幾乎沒有什麼增長，幾乎所有的勞動力增長都是來自國外。從長期來看，人口更是個大問題，現在我們每個婦女平均生育1.2個子女。這是個非常棘手的問題。
我們已經採取了相應政策來鼓勵國民生育，為撫養小孩的家庭分擔經濟負擔。我們還鼓勵企業為孕婦或是小孩年幼的女員工提供更多支持，讓她們可以兼職或是有更多時間來照看孩子。即便如此，我們仍然遇到很大的阻力。因為整個東亞地區，像日本、韓國、中國、新加坡等都面臨這個問題。
中國的參照系：
大型發達國家
日報：你在2010年曾經說，中國還需要10到15年才能趕超新加坡。你現在還是這樣認為嗎?
李顯龍：我認為問題不在於中國能否趕超新加坡，而是中國能否趕超發達世界。中國不會以新加坡作為經濟發展的衡量標準，我們只是個非常小的國家，你們的參照對象是歐洲、美國這樣的發達經濟體。所以我認為用10到15年的時間來縮短差距不算短。
現在中國經濟發展非常迅速，但仍有很長一段路要走。從整個經濟規模來看，中國已經超過了日本。但是從人均GDP來看，還是有很大的差距。從經濟結構體系的成熟度來看，中國的發達地區和發達國家差距並不大，上海、北京、天津、成都、深圳、西安等。但是你們還有許多農村偏遠地區，開發還需要很長的時間。
日報：你會如何描述中國在國際舞台上的形象?
李顯龍：非常成功，非常令人印象深刻。中國發展和轉型的能力都非常強，在各個層面都有非常大的能量。在國際上，許多國家把中國視為一個越來越重要的參與者，把參與到中國的發展中來看作是一個機遇，並且知道很多國際事務沒有中國的合作將無法推動。對中國來說，看到別人眼中的自己比較困難。中國往往從一個發展中國家的角度來看待自己，其他國家卻把你們看作一個非常強大的國家，而且影響力還在不斷提升。這種認知上的差異會導致中國與別國看待問題的不同，這可能還需要慢慢磨合。
日報：新加坡的國民如何看待這一點?他們認為中國崛起是個威脅嗎?
李顯龍：我不認為新加坡的老百姓把中國的崛起看作是一個威脅。我們認為這是個機遇，而且對整個世界都有正面影響。因為一個強大有力、蓬勃發展、和平共處的中國會給許多國家帶來經濟上的巨大好處。另外，在亞太地區，強大的中國就意味著穩定的中國，而整個亞太地區都需要穩定。
日報：讓我們來談談人民幣，新加坡正在計劃成為人民幣的離岸中心。與香港相比，你認為新加坡成為境外人民幣中心的優勢和劣勢分別是什麼?
李顯龍：香港就在中國的大門口，許多內地公司都在香港上市，發行美元債券和人民幣債券。香港和內地在經濟上的連結比新加坡要緊密許多。但我們與中國也有許多生意上的往來。新加坡是一個非常國際化、全球化的金融中心。在新加坡,你不僅僅是和中國連接在一起，而且連接到整個亞洲、美國、歐洲和澳大利亞，這對在新加坡開展人民幣業務的企業是有幫助的，這也符合中國政府加大人民幣在國際市場上影響力的目標。
日報：與倫敦相比呢?
李顯龍：倫敦和新加坡在兩個不同的時區。我們一直都和平共處、共興共榮。我一點兒也不認為這是一場零和遊戲。從中國的角度來看，最理想的情況是，如果要把人民幣推向國際，就要讓人民幣在世界每個中心都能進行交易。到最後，如果中國政府真的放鬆外匯和資本管制，那麼人民幣在全球交易將是一個合理的結局。
新加坡模式：
國家資本主義?
日報：一些人認為新加坡是中國發展經濟要學習的典範，你認為新加坡成功的關鍵是什麼?
李顯龍：不，我不認為新加坡是中國最好的學習榜樣。我們只是一個中國會感興趣來觀察的案例。新加坡和中國有太多不同之處，我們是一個350萬人的小島;你們是13億人的大國。所以在新加坡行得通的政策在中國不一定有用。但值得一提的是，在近二三十年的時間裡，新加坡從一個第三世界國家躋身進入了第一世界。我們建立了高標準的政府機構、進步和繁榮的經濟、高質量的教育體系、良好的社會風紀、社會保障和穩定的政府——而這些都是中國正在試圖解決的問題。
日報：「國家資本主義」是新加坡成功的原因嗎?
李顯龍：新加坡沒有完全把經濟都交給私營部門，但是我們相信自由市場，相信自由貿易;同時，我們也相信政府所扮演的積極角色：提供基礎建設，制定市場規則。當私營企業由於規模過大或風險過高，不願扮演市場角色時，政府就必須介入。現在政府做得越來越少了，但在早期政府需要做許多事情，例如新加坡航空、星展銀行和造船廠等都是政府投資的。如果政府不去做這些事的話，私營部門是做不到的。但政府遵循了自由市場的原則，企業都必須在市場競爭下運營，他們必須是高效的、盈利的、競爭的，不存在壟斷或是國家補貼。
日報：新加坡在經濟全球化中受益良多。全球化有經濟標準，亦有政治標準，例如民主、言論自由等，這兩者對於亞洲國家的發展是必要的嗎?
李顯龍：至少這些政治標準都已經成為了口號，有些甚至已經是聲討了。在國際舞台上，它們有的被用作單純的政治理念，而有的被用作是國家之間互相施加壓力的手段。但我覺得每個國家都是不同的。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獨特的情勢環境。在某一個國家適用的東西在另一個國家很有可能就失效了。如果你把美國民主體系搬到一個亞洲國家，可能就變了樣，甚至可能完全不奏效。你看菲律賓，它的體系，比如公共機構、法律、憲法和制衡等和美國非常接近。可是這兩個系統運作起來卻大相逕庭。但是隨著國家的發展、收入的提高、中產階級的崛起、教育水平的提升、網絡和社交媒體的普及，社會注定是要發生變化的。你可以看到，這已經在中國發生了。
我們也在不斷地被改變，我認為中國會繼續成長。中國會走出一條屬於自己的路，沒有外界的建議可以輕易解決你們的問題。如果是經濟方面的話，中國可以向外界尋求咨詢。例如，世界銀行為中國做過一份研究報告，關於中國國企對經濟結構變化的長期影響、中國的社保系統、法律構架和農業等各個方面。雖然中國不會百分之百採納這份報告的建議，但是報告中有許多有價值的信息，可以為中國的規劃者和決策層探索自己的發展道路作指導。但是在政治上，沒有這樣一個相應的世界權威機構來告訴你們，應該如何發展前進。你們必須要自己摸索。
日報：新加坡的經驗對中國的經濟發展有何借鑒?
李顯龍：應對老齡化社會，提供人們退休之後的社會保障，確保有工作能力的人能有一份工作，這些問題我們必須仔細考慮。另外要保證政府有足夠的資金為人民退休後提供住房、醫療和日常開銷。新加坡很早就通過公積金建立了養老系統。然而老齡化的挑戰仍然巨大，一方面老齡化的人口將會非常龐大;而且養老不光是住房和錢的問題，還有養老院、老人的護理等一系列配套措施。
亞洲一體化：
加大區域經濟合作
日報：你曾說過，如果亞洲國家想要快速發展，那麼各國經濟需要連結在一起，而非相互獨立。金融危機讓亞洲更緊密連結還是更獨立了?
李顯龍：各國的情況各不相同，即便在同一個國家，也有許多不同趨勢。例如中國，一方面要靠外貿和引進外資來支持經濟，希望人民幣更國際化;同時，你們也知道需要靠內需、消費以及國內投資來推動經濟。從經濟開放的角度來說，我們不能閉門造車。如果說要保護國內市場，相比起全球市場來說，只是一個很小的市場;但如果我們和全球經濟連接，又會有風險，因為金融風暴可能會來勢洶湧。所以，我們需要利用監管措施和資源來進行自我保護。當風暴來臨時，我們就不會毫無防備。
日報：當你看到歐元區出現的種種問題之後，你還對亞洲經濟一體化的未來抱有樂觀態度嗎?
李顯龍：亞洲一體化的程度距離歐洲目前的進程還有很長一段距離。我們沒有試圖成為單一體經濟，或是實行貨幣統一。我們只是試圖加強各國之間的經濟合作，包括在貿易、投資、旅遊，甚至包括清邁倡議多邊化機制(CMIM)中的協議。各國會在有需之時互相提供更多的幫助。但同時我們也在力圖保持亞洲對外界的開放，從而繼續與歐洲、美國和澳大利亞進行商貿往來。我認為這兩方面是我們需要平衡的。我們沒有想要在亞洲建立歐洲那樣的經濟體系。
日報：亞洲已經開始進行東盟與日中韓宏觀經濟研究辦公室(AMRO)這樣的一體化嘗試，你剛剛也提到了CMIM，AMRO就設在新加坡。中國在亞洲經濟整合的過程中應該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李顯龍：我認為CMIM和AMRO都旨在促進國際協議的推進，但並非要取代像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或是世界銀行這樣的全球性機構。毫無疑問，AMRO能夠為各國如何做出正確政策舉措提供建議和分析。
但如果你去觀察歐洲的經驗，你會發現當他們真正遇到問題時，就連歐洲央行都可能無能為力，而不得不去尋求IMF的幫助。這不僅是機構大小的問題，還牽涉到專業技術。同時還有否決和傳遞壞消息的能力，因為如果是區域性機構的話，傳達壞消息會更困難，因為會受到這些機構的理事會的限制。我們必須清楚地認識到哪些是我們做得到的，而哪些是完成不了的。我認為我們在建立區域性機構時，還是要和IMF繼續保有良好的關係和合作。
日報：你認為「10+3」合作機制是亞洲國家促進交流和加強一體化的最好方式嗎?
李顯龍：亞洲有許多不同的合作組織，類似一系列同心圓。東盟是一個合作組織，東盟再加其他國家又變成另外一種形式，如東盟加上中日韓，還有東盟論壇，亞太經合組織(APEC)等，我們有很多重疊的合作組織。我認為一些構架上的重疊和凌亂是避免不了的，因為這是歷史發展的必由之路，而且每個組織都有自己特殊的職能，要把他們合併也不現實。但從自由貿易的角度來說，下一步，亞洲需要進行大規模的區域經濟合作，包括東盟，還有更大的合作組織，也就是中日韓、澳大利亞和新西蘭，還有印度，使其成為一個更廣泛的合作組織，並試圖與更多的國家進行多邊自由貿易。
日報：美國在亞洲也有其影響力。美國宣佈說要把重心重新轉回亞洲，我們也都看到了最近發生的變化。你如何看待美國的亞洲新戰略?新加坡將會如何處理自己在中美之間的關係?
李顯龍：我們的觀點是，美國在亞洲的影響是積極正面、有建設性的，他們對亞洲地區的安全與穩定都有貢獻。我們希望他們繼續保持下去。當他們說回到亞洲時，其實只是一種強調申明而已，因為其實他們從未離開過。
我們與兩國都是朋友，我們希望中美兩國相互之間也有良好的關係，這樣對我們來說會容易一些。我們也希望新加坡能有正面的影響，但我們只是一個很小的國家。我們的優勢就在於我們和中美兩國都有著長久的友好關係。可能偶爾我們能夠提出一些可靠的第三方觀點，被其他國家接受。例如，如果新加坡告訴美國，我們樂意看到美國對亞洲地區的關注，但是我們不希望看到美國與亞洲的任何國家發生軍事對峙，所有亞洲國家都不會支持美國在亞洲實行圍堵政策。我想我們的觀點會比較有份量，因為我們從新加坡的角度出發，而非中國的角度。但這也只是一種聲音，並非權力。
房地產政策：
「居者有其屋」與房產稅
日報：新加坡有著HDB(建屋發展局)政府組屋體系，中國現在也在討論發展公租房、保障房模式。外界認為，新加坡的成功經驗對中國而言有可借鑒之處。在你看來，中國可以複製新加坡的經驗嗎?
李顯龍：我們的住房政策是「居者有其屋」，即幾乎每一個新加坡人都有辦法購買自己的房子，因此房子不只是一個住的地方，同時是一個值得維護的家產。
新加坡建屋發展局組屋佔全國住房的85%左右，擁有組屋的國人占比90%，這和其他國家，尤其和中國很不相同，中國廉價房、公租房等總共加起來，我相信不超過10%。
日報：中國目前這一比例確實還很低，但是政府希望在未來不斷提高這一比例。
李顯龍：中國的目標是將這一比例增加到20%，但這還是很低的。同時，這20%中大部分是「租」的，不是「賣」的。如果要改變制度以「賣」的方式提供公共住房的話，會是一個巨大的政策調整，個別地區可能做得到，但全國性的推動還需要時間。
我看到中國有些城市很有興趣研究新加坡的做法。上海(市領導)到新加坡考察之後就制定了一套政策，不只是房屋政策，也有公積金政策;蘇州也有類似的政策，尤其是在蘇州工業園。
我認為對於中國來說，目前是實施這種政策調整的最佳時機。因為在經濟增長較快的時期，中國的財政實力能保證這些政策的施行，人民收入每年增加5%~10%，就可把一部分用作長期的儲蓄，作買房或養老之用。如果錯過這個時機，以後再想這麼做就比較難了。
日報：2011年到新加坡來買房的外國人中有30%左右是來自中國內地，今年的相應數據減少了，原因何在?
李顯龍：這是我們採取政策後的效果。本來從市場角度來看，政府對誰買房地產應該是沒有意見的，誰有能力買就讓誰買。但是房地產不只是一個經濟問題，還是一個政治問題。新加坡人總覺得自己是本地人，應該有能力在本地擁有自己的房子。而當外國資金大量湧入的時候，房價在短期之內漲了30%~40%，這個漲勢是不可持續的。
從國際金融情況來看，資金利率很低、銀根很鬆，到處都有很多流動性，我們沒辦法不採取行動，所以去年我們就實行了一項新的稅務措施：外國人買房地產，在新加坡要多付10%的印花稅，這是我們暫時建起的一道「防火牆」。
日報：中國政府也希望控制房價上漲，你建議中國政府採取同樣的措施嗎?房產稅是不是一個有效的政策?
李顯龍：中國的問題不同於新加坡，不是外資的問題，而是國內的問題。中國政府正在尋求各種方法避免房價飆升，但還沒有完全成功。房價在每一個國家都是很不容易控制的指標，因為它有自己的慣性。價格啟動的時候，無論實行什麼政策都需要一段時間才可使衝力緩慢下來;相反，如果它沒有起色，要使市場恢復信心去買房子也不容易。
房產稅是一個必要的手段，多數國家都有房產稅，我認為在中國也有必要實行，現在的命題是考慮如何實行。如果沒有房產稅的話，地方政府從土地得來收入的唯一辦法是賣土地;如果有房產稅，政府就可從房產稅得到一筆相當穩定的收入。在經濟上，這是一個比較穩定和合理的做法。但是，對於還沒有實行房產稅的國家，這一稅賦不一定容易被接受，各方會有不同意見。我認為，越早實行越好。
公務員制度：
「高薪養廉」與「公平遴選」
日報：你被認為是全球收入最高的政要，你覺得這是好事還是壞事?中國應不應該借鑒新加坡的模式?
李顯龍：這不是好事或者壞事的問題，而是新加坡必須制定的制度。我們需要有能力的人在政府部門服務，現在私人企業的薪酬很高，成就事業的機會也很大，在那裡工作也比較逍遙自在，沒有人知道你是誰，沒有人會在微博或者在社交媒體上批評你，因此政府即使給出和私人企業一樣的收入也不容易吸引人才。事實上，讓政府部門給予的薪酬和私人部門相當是沒辦法做到的，從政不應為了金錢，但政府部門薪酬也必須適度調整。
事實上，中國已採取了不小的改革。朱鎔基當總理的時候把政府公務員的收入翻了兩番，這是大刀闊斧的做法。當然收入不只是唯一的問題，還需控制住公務員的素質、公務員其他方面的酬勞。
此外，還需要一個公平的遴選機制。公務員提供的應是真正有效的服務，不能讓人濫竽充數出現在龐大的政府機關裡面。大家表面上都在工作，但其實有些公務員可能只是「Free Rider」(搭便車者)。
日報：有報道稱，新加坡已經降低了政府部門的薪酬?
李顯龍：因為薪酬政策很不容易被人民接受和瞭解。民間收入有高有低，要向一位工人解釋為什麼我需要高薪聘一位部長並不容易。
政治決策：
「公眾溝通」與「集思廣益」
日報：今年四月份，你在Facebook(臉譜網)上註冊，從此你每天都會收到許多評論。你多久會去那邊查看?多久會回復這些評論?
李顯龍：我每個星期會去兩到三次，可以說很頻繁。如果不這麼做的話，可能就失去觀眾了，因為網民有興趣知道我在做些什麼。當然我的留言不能變成「流水賬」，不能每天大事小事都記錄下來。我會選擇那些有意義的、有興趣的，或者有個人趣味的，偶爾記錄一下，與網民分享。
日報：你的Facebook評論中有沒有出現過批評意見?如果有的話，你會回復嗎?
李顯龍：當然有。但因為評論很多，如果做簡報的話，可能會有一兩百個帖子，我不可能逐一回復。不過我可以把評論綜合起來，以後另找機會，做一個回復或者一篇小文章。
日報：給你留下印象最深的評論是什麼?
李顯龍：其實網民最感興趣的不是國家大事，而是比較人性化的、能夠得到他們認同的話題。比如說有一天我去一個公園散步，在那裡遇到兩位退休老人，他們已在那一地區住了五十多年。那一地區以前是英軍的海軍基地，兩位老人都是英軍的職員，我對此寫了一個短帖，網民反應很熱烈。因為大家對兩位老人所記憶的歷史有共鳴，並且很多人都去過那個地方。
當然，我寫的帖子也不可能完全是個人化的。我所作的溝通希望得到人民的共鳴，是為了一個政治目的，我希望傳達訊息，並瞭解人民的思想。
日報：政治決策需要把大家的意見匯總在一起，但一個領袖也會有他個人的獨特魅力。你覺得你像你的父親嗎?你和他最大的不同是什麼?
李顯龍：我是另外一個人，我不是他。第一，我們的性格不同，我的性格比他溫柔一點。第二，我們的時代不同，他成長的時代是翻天覆地的時期，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後反殖民地獨立鬥爭的時期，雖然我小時候也經歷過獨立鬥爭時期，但我那是以小孩子的眼光去看這個歷史過程;我成長的時期雖不能說是太平盛世，但是穩定平安、國家逐漸發展的一段好時光。
日報：你向父親學習了一些東西，但你的思維方式和他又非常不同，因為你受過科學思維訓練，又當過軍人，現在來治理國家。有觀點認為你父親在政治決策中個人化的成分較多，而你靠組織或團隊力量的成分較多。你覺得這兩種方式哪種更加有效?
李顯龍：從政不能一意孤行，必須徵求多方意見，考慮不同看法，最後集思廣益，尋求最好的辦法。就像在軍隊裡，並不是一人發令大家就得聽從，而需要依靠同事合作、下屬信任，不然就辦不了事情。
當然，人物不相同，時代不相同，父親和我各有各的長處。在這個時期，新加坡要尋求共識，尋求新的發展方法，不能單靠一個人，必須靠一個團隊。其實不只是團隊，我們希望獲得廣大人民的參與，幫助我們做出更有效的決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