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網訊】據法國華文媒體《歐洲時報》報道，傳奇記者在中國「走街串巷」;從北京坐大巴去成都，沿途考察中西部民情;「丈量」中國大地兩個「點」：「星巴克」與「擇偶觀」;對中國未來前途樂觀。
採訪過程中馬文偉經常使用中文「老百姓」三個字。在他眼中胡溫執政十年間中國普通民眾、尤其是中西部地區人民的生活發生了哪些變化?現在就讓這位關注中國普通人生活的記者用20多年職業生涯積累的獨特視角告訴讀者。
《十字架報》亞洲辦公室主任、中國問題專家、著名作家馬文偉(Dorian MALOVIC)給記者的第一印象是充滿普世情懷和苦行僧精神的專業記者，不知這是否與《十字架報》的宗教背景有關。他與我見面前，為了配合此文特地給發來幾張自己認為「滿意」的照片。那是他最近的一次中國之旅——坐大巴汽車從北京出發到成都途中的留影。
馬文偉說，「每次到中國出差做報道我最願意做的事情是走進各省份城市的大街小巷，而不是坐在位於繁華鬧市區的駐京辦公室裡。」就在距離中共十八大開幕前一個月的10月初，《十字架報》連載了馬文偉做的十幾篇中國人物特寫，他文章的主角都是中西部地區的普通人。
採訪是用法語完成的，但在此過程中馬文偉經常使用中文「老百姓」三個字。現在就讓這位關注中國普通人生活的記者用20多年職業生涯積累的獨特視角告訴讀者，在他眼中胡溫執政十年間中國普通民眾、尤其是中西部地區人民的生活都發生了哪些變化。
東西部向著「平衡」發展
《歐洲時報》：您從1987年起就開始在中國進行新聞報道，您不僅是資深記者，也同時是中國問題專家。20多年間，您多次前往中國各個省市地區採訪，並出版《躺椅上的中國》(La Chine sur le divan)等有關中國的著作。您認為胡溫執政十年間中國哪些變化給您印象最深?
馬文偉：10年以來的中國的發展成功輻射到了全國各地，而不僅僅局限在沿海地區。也可以說，10年來中國在沿海地區的發展主要體現在「質量」上，而中部地區的發展則體現在「數量」上。10年前，中西部地區基本上什麼都沒有，但現在發展已經很明顯，比如湖南長沙的發展簡直天翻地覆。中國中西部地區的發展得益於胡錦濤主席和溫家寶總理的改革政策。
毋庸置疑，政府在平衡東西部地區經濟發展方面的成效是顯著的。中國有 1.5億名民工，他們現在並非都湧向東部沿海大城市打工，越來越多的人願意回到家鄉工作，這是他們自己的選擇。原因就是，政府希望平衡經濟，發展中西部。在一系列政策的帶動下，中西部出現了越來越多的工廠和商業活動。
湖南、陝西、江西等省份的發展速度非常驚人，尤其體現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高速公路四通八達、供電、通信網絡覆蓋全面。雖然中國的發展仍然是不平衡的，但是我們可以說這種發展已經是全國性的了。尤其是西部地區，新的火車站、飛機場、隧道、甚至地鐵都被建成，到處都有施工項目。
不談大家都瞭解的北京、上海、廣州等大都市，我想講一個我所發現的中西部地區的新現象：三年前，中國的地方省份沒有堵車。但是三年後的今天，地方上的汽車數量暴增，由此導致了空氣污染和堵車。我每次跟出租汽車司機或者當地人聊天時，他們都說三年來越來越堵車。很多留學生在四年後回到家鄉不僅認不出原來的地方，還感到汽車數量成倍增加後，交通堵塞和空氣污染越來越嚴重。這也是城市發展所帶來的不可避免的問題。
(他指著採訪所在的咖啡館外繁忙的十字路口說)就在這裡正在建設一段短短的從奧爾良門(Porte d'Orlean)到蒙盧日(Montrouge)地鐵延長線，僅僅有一個地鐵站，但施工單位已經用了4年時間還未建成。也許有些誇張：如果在中國，4年時間能建1萬公里的地鐵線。當然，快速發展的同時必然會帶來問題，但我情願(巴黎這段地鐵延長線)能快點建成。
「丈量」中國的兩個「點」
《歐洲時報》：您不僅僅是一名記者和作家，還曾經舉辦過「觀足識女人，丈布量中國」的《中國腳》的攝影展，通過女人的腳和鞋解讀近百年來中國女性和社會的變化。如果請您用一件事物來「丈量」中國的城市，您選擇哪一個?
馬文偉：我想提出兩個概念——星巴克咖啡廳和擇偶觀，分別解讀中國城市和中國老百姓十年間的變化。
先說如何「丈量」城市的變化。是否有外國人、五星級酒店、高級餐廳，甚至是否有家樂福超市等等都能體現一個城市的發展水平，但我有個特別的衡量標準，那就是星巴克咖啡廳。
20 多年前，我曾經去過第一家在中國開業的麥當勞和肯德基餐廳，這在當時算是奢侈的消費。現在，麥當勞和肯德基已經是便宜的了，它們被10年前左右出現的星巴克代替。這只是一個很小的細節，但對我來說這是衡量一個城市社會和經濟發展水平的標準。如果這個城市有星巴克開業，那麼不僅說明這裡有富人，還說明這是個足夠開放的城市。
麥當勞和肯德基在中國隨便一個小縣城都有，但是星巴克不是。星巴克很貴，一杯咖啡售價25 元，這不是所有人都消費得起和願意消費的。比如，北京、上海、福州、成都、重慶等城市有星巴克開業，而太原、蘭州等二線城市還沒有，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長沙、鄭州也已經有了星巴克。我認為這些城市不僅經濟發展水平較高，開放程度也相對較高。
再說如何「丈量」中國人的變化，我關注的是擇偶觀。十年來，中國人擇偶觀有兩個變化令我非常吃驚：首先，父母給女兒的壓力很大，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年齡，父母認為女孩在25歲後就沒人要了。也就是說，女孩子們在25歲前還沒找到丈夫，之後就困難了。所以父母千方百計的幫女兒找男朋友，他們到公園的徵婚角、上徵婚網報名、或者動員親朋好友甚至鄰居。
第二，女方對男方有三個前提要求：房子、汽車、好工作。第四樣要求是孝順，而「愛情」 則排到這些的後面。如果你滿足了這些條件，才能開始交往看合適與否。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是什麼?獨生子女政策、在經濟方面缺乏安全感、以及老人對自身的擔憂。目前中國的獨生子女已經進入嫁娶年齡，在這種情況下，父母們的要求比有多個子女的父母要求更高，他們希望自己唯一的女兒婚姻成功幸福，並且有能力贍養自己。此外，中國的孝道要求子女贍養父母，如果男方沒有經濟基礎，那就沒有條件贍養父母。這個傳統不會隨著社會發展而消失，就算在上海這樣的國際化大城市也不可能，因為這是中國人深入骨髓的傳統觀念。
中國男女婚戀觀在十年來有了不小的變化。十年前，錢並不是最重要的擇偶條件，我雖然不知道愛情是否是最重要的，但當時人們沒有現在這麼緊張、焦慮和現實。就業和購房更加困難是導致人們擇偶條件變化的重要原因。比如十年前學成回國的留學生在就業市場上還是比較有優勢的，而現在並非如此，因為他們已經不是少數了;再說房地產市場，現今中國的房地產市場簡直難以想像。普通人工作一輩子恐怕也買不起一套簡單的公寓房。十年來，中國人在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困難更多，所承受的壓力也更大。所有人都說生活越來越貴，食用油和肉類價格不斷上漲，儘管工資也在增加，但還趕不上通貨膨脹的速度。這些點點滴滴都導致了普通家庭擇偶觀趨向經濟化。
未能出台長遠政策
《歐洲時報》：作為長期關注中國的記者，您對中共十八大後的中國道路有何看法?您認為中國哪些地方將與西方重合或漸行漸遠?
馬文偉：一個擁有14億人口的中國，是全世界所有國家中執政難度最大的國家。中國社會處於目前這種狀況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中國的複雜性太大了。
我覺得也許中國保持目前的政治體制是更好的選擇，以便讓這個國家繼續發展。我們不能硬把中國改變成像西方國家那樣的民主體制，那樣太粗暴，將會導致混亂情況。
我認為胡溫執政期間非常謹慎，並未在任內提出能夠長遠影響中國的政策。最根本的長遠政策是對中國私有財產的改革，但這項改革並未真正出現。因為如果這項改革能夠成功，政府將失去很多權力。目前中國房地產市場的產權只有70年，那麼70年後呢?屬於政府。土地也一樣。但是父母那一代總是會考慮50年後發生的事情，那麼這就涉及中國私有財產改革。
導致胡溫任內政策謹慎是有原因的。他們任內所面臨的挑戰層出不窮：非典、群體性事件、示威遊行等等。問題是，這些問題還沒有得到根本解決，因此即將上任的下一屆領導將面對的問題真的不小：社會不平衡、群眾質疑、網絡(微博)等等。中國有5億網民，這是股很大的力量。比如最近網上爆發的「領導戴奢侈手錶」事件就讓人啼笑皆非。這體現出中國的民眾是不高興的，他們對領導是不信任的。
因此，中國政府應該有效回應民眾，在政治和經濟領域增加透明度，讓人們感覺到自己更受重視。當然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問題，目前中國所面臨的問題是法國從未遇到過的。而且中國面積是法國的20倍，一個對法國來說的小問題，到了中國乘以20後就變成了大問題。對中國來說情況複雜，原因是中國共產黨內部不希望出現混亂，他們要保住已經成功得到的東西，而並不願意把自己所擁有的東西貢獻給比如說「民主」或改革。但是，他們還是願意在沒有自身損失的前提下，做出部分改革，使整個局勢向前發展。
我對中國的未來前途相對更加樂觀。首先在未來三年內，政府將繼續執行兩年前決定的十二五計劃，這三年應該是穩定的。而隨後，我對中國政府的信心來源於國庫中儲備充足的資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