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網訊】據新京報報道，莫言獲獎後，諾獎評委馬悅然、評委會前主席謝爾·埃斯普馬克都來到中國。兩人都是為了推廣自己的書來的（馬悅然翻譯的特朗斯特羅姆的《巨大的謎語·記憶看見我》，埃斯普馬克的七卷本小說《失憶》首部），但拋向他們的問題幾乎都是關於莫言的。23日上午，埃斯普馬克和《失憶》的譯者萬之與幾家媒體的小型見面會，基本成了「莫言專場」，所幸，作為一名作家與文學評論家，埃老的回應又超越了目前的「莫言熱」，回歸到文學本身。
魯迅曾謝絕諾獎提名
林語堂、劉半農曾獲諾貝爾文學獎提名，沈從文去世前曾上「五人名單」。
記者：外界有很多傳聞說中國作家魯迅、老捨和沈從文都差一點就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你能和我們具體說說背後的故事嗎？
埃斯普馬克：是的。我們確實討論過魯迅。問題是，在二戰以前，沒有來自東亞國家的提名。後來賽珍珠提名了林語堂，還有一個很好的中國學者、人道主義者劉半農也被提名了，他是一個非常聰明的人，但是人們並沒有將他看成一個作家。
我們最先考慮的是魯迅。當時瑞典著名的地理學家斯文赫定是後面的推動人。他們找到劉半農去問魯迅，魯迅說我不想得獎，我還不夠格。魯迅是一個非常謙遜的人……後來他去世了。
記者：魯迅被提名的時候是哪一年呢？
埃斯普馬克：他沒有被提名，是我們去問他的。你看，這就是問題所在：提名不夠，許多好的作家都沒有被提名。所有的教授、筆會、作家協會、前諾獎得主都可以提名候選人，但是許多好的作家沒有被提名，然後諾獎評委會自己會提名候選人。
後來，沈從文被提名了。沈從文差一點就得了獎。諾獎有一個50年保密的政策，但很幸運的是，總是會有一些秘密被洩露出去。幾年前馬悅然告訴上海的一家媒體沈從文差一點就得了獎。我想如果他沒有在1988年去世，他會獲獎。在5人名單上他是評委最喜歡的一個。
諾獎從無「政治企圖」
沒向瑞典駐華使館詢問過老捨，文學院從不聽命於政府。
記者：老捨呢？外界也有關於老捨的傳聞。
埃斯普馬克：關於這件事我無法回答你們。我能告訴你們的是，瑞典學院在上世紀60年代有關於好幾個日本作家的討論，他們請了四位懂外國文學的專家，這個討論持續了7年，在這個過程中，兩個人去世了，最後川端康成得了獎。
萬之：確實有傳聞說，因為當年中國處於「文革」時期，瑞典學院在1968年給瑞典駐北京大使館寫信詢問老捨的情況。
埃斯普馬克：不對。我們很小心，基本不會和任何政府機構接觸。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事實，就是瑞典學院是完全獨立於政府的。它不會接受任何的指令，也不會接受政府的一分錢資助。政府也很高興這樣，這樣它就不用為學院的任何行為負責，因為學院做出的很多決定一些政府可能會不喜歡。我可以舉一個例子：1970年我們在討論索爾仁尼琴，這是我知道的瑞典學院惟一一次去和大使館聯繫，他們問駐莫斯科的瑞典大使館如果把獎給索爾仁尼琴，會不會給他個人帶來人身危險。因為1958年帕斯捷爾納克獲獎，給他個人帶來了非常壞的影響，他不得不拒絕接受這個獎。瑞典學院不想讓這種情況重演，所以他們問瑞典駐蘇聯大使館，但強調只是考慮個人的風險而不是其他。大使館回答說索爾仁尼琴不會有風險，但這可能會影響蘇聯和瑞典兩國的外交關係，但瑞典學院回答，情況可能是這樣，但我們相信，索爾仁尼琴是最好的人選。這是瑞典學院不會聽命於外交部門——即政府部門的一個很好的例子。
當我們討論諾貝爾文學獎的政治層面時，我們必須清楚地區分「政治企圖」（political intention)與「政治效應」(political effect)這兩個詞。一個國際性獎項總是會有政治上的效應，但是，這個獎背後從來沒有政治企圖。
馬悅然「被賄賂」僅是傳聞
馬悅然僅是18名院士之一，沒有人可以獨自決定諾獎歸屬，此次來華與莫言獲獎無關。
記者：馬悅然最近對媒體說有中國官員試圖賄賂他，你聽說過嗎？
埃斯普馬克：這完全是編的，我聽說過這個傳聞，但這完全是胡說。沒有人試過，他們知道我們是不可賄賂的。我還聽過傳聞說馬悅然在諾獎評選中起決定性作用，但他都不在五個人組成的諾貝爾評選委員會裡面，他只是18個院士之一。
艱苦的工作是由這五人小組做的，他們負責提名的工作，將提名縮小到20人，然後將提名人的簡介和作品交給其他人，到5月底這個名單縮小到五個人的短名單，整個學院所有人夏天的工作就是去讀這五個人的作品。
記者：所以五人小組會閱讀所有人的作品，提出短名單的建議，然後18名院士決定誰獲獎？
埃斯普馬克：是的。他們會提出五個人的短名單，但是他們不能決定獲獎者，決定由18名院士共同做出。任何一種關於某一個人可以決定諾獎評選的說法都是不成立的。曾經有一個傳言，關於一個現在已經過世的院士，傳言說他是評委中很強勢的一個人，所以許多獲獎者得獎後會專程到他家去感謝他，他們不知道他其實是投了他們的反對票的。如果你見過這18個院士，他會知道他們都是很有智慧、很有主見的人，你就會知道關於其中一個人能說了算的說法是多麼荒謬。
記者：莫言獲獎後，你和馬悅然恰好都來到了中國，這是不是也是諾獎的一個「政治效應」？
埃斯普馬克：這其實是一個巧合。我來中國是三月份就收到了邀請，來談瑞典詩人馬丁松的《阿尼阿拉號》。正好我的小說《失憶》在這個時候出來了，這是另外一個令人高興的巧合。
談莫言
埃斯普馬克：幻覺現實主義堪稱莫氏獨創
（諾獎頒獎詞中）我們用的詞是hallucinationary realism，而避免使用「magic realism」（魔幻現實主義）這個詞，因為這個詞已經過時了。魔幻現實主義這個詞，會讓人們錯誤地將莫言和拉美文學聯繫在一起。當然，我不否認莫言的寫作確實受到了馬爾克斯的影響，但莫言的「幻覺的現實主義」（hallucinationary realism)主要是從中國古老的敘事藝術當中來的，比如中國的神話、民間傳說，例如蒲松齡的作品。他將中國古老的敘事藝術與現代的現實主義結合在一起。所以我們需要討論馬爾克斯、君特·格拉斯——例如《鐵皮鼓》的影響，但我個人認為馬爾克斯和格拉斯的影響不是直接的，他們真正的重要性在於讓中國式的故事講述方式變得合法了，他們讓中國作家知道可以利用自己的傳統藝術寫作。
所以我想，將虛幻的與現實的結合起來是莫言自己的創造，因為將中國的傳統敘事藝術與現代的現實主義結合起來，是他自己的創造。人們還討論了其他人的影響，比如魯迅，比如福克納，福克納創造了一個地方叫約克納帕塔法縣，莫言意識到，我有自己的約克納帕塔法，就是高密。就像魯迅也有自己的魯鎮。
但是，高密縣與約克納帕塔法是非常不一樣的。在我看來，莫言在他所創造的高密縣中所做的是將世界上的不同地域集中起來。在高密沒有沙漠，但在莫言的高密縣有。同樣，歷史也在他的作品中凝聚起來，其中有二戰的歷史，也有當代的故事。在我心目中，一本書就像一個微觀的世界，有自己的條件和狀況，你可以進入其中體驗。文學世界是一個雙重世界，它是一個自在的世界，但與此同時，它會強迫外在世界顯形，展現它的面目，或者換一句話說，它打開我們的眼界。例如，通過讀卡夫卡的作品，我們用卡夫卡的眼睛來看世界，會發現我們從前沒有發現的東西。文學的這種雙重作用是非常重要的，而文學常常被政治辯論所掩蓋，人們常常忘記了文學是一個自在的世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