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網訊】南方都市報28日發表評論，原文標題：確保知情完善司法，公民環境權須被尊重。
10月26日，第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九次會議閉幕，在隨後舉行的常委會專題講座中，環保部原總工程師、中國環境科學學會副理事長楊朝飛主講「我國環境法律制度和環境保護若干問題」。據介紹，自1996年以來，環境群體性事件一直保持年均29%的增速，其中2011年重大事件比上年同期增長120%，但通過司法渠道解決環境糾紛的比例不足1%。
借由此次專題講座所透露出的數據、所窺見的現狀，公眾或可收羅梳理近些年來曾引起廣泛關注的不少環境事件，及其對官民溝通與社會治理所產生的深刻影響。環境工程關涉重大公共利益，而社會公眾也逐漸增強了自身環境權益保護的觀念，這種權利觀念已然成為法治國家公民權利主張的重要組成部分———公民環境權。
公民環境權，是基於生存權這一最基礎人權主張延伸出的權利訴求，它包含了人類對環境的合理使用、環境保護的相鄰權等多項內容。1972年召開的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通過的會議宣言，將其表述為「人人有在尊嚴和幸福的優良環境裡享受自由、平等和適當生活條件的基本權利」。具象化到最細節、最平凡的生活體驗，它是乾淨的飲用水，是不被污染的空氣與土壤，是人群居住不可或缺的環境安全保障。
目前的情況中，「環境信息公開制度尚不健全，相關法律規範不明確，環境保護規定過於原則抽像，操作性不強，難以滿足公眾需求」，而這也正是近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專題講座所選取和直面的主題。社會治理層面的公共產品供給，無法跟上公民權利意識的覺醒速度，而在環境事件發生後，公民選擇司法途徑解決環境糾紛的比例並不多。數據顯示，「十一五」期間，我國環境信訪30多萬件，啟動行政復議程序的僅有2614件，而行政訴訟則更少，只有980件，刑事訴訟只有30件。楊朝飛認為，「環保官司難打」是主要成因之一。
毋庸諱言，環境案件從立案開始，便遭遇諸多限制，到目前為止並未得到制度層面的有效解決。2012年9月修改的《民事訴訟法》，新增公益訴訟條款，其中包括污染環境類公益案件的內容，但幾乎與之同時進入修改程序的《環境保護法》，卻未將「環保公益訴訟」寫入草案。從公民通過司法途徑尋求環境權益所遭遇的現實與制度困境，或可體會公民不用法律維權的原因所在。
需要進行邏輯倒推的是，在環境工程演化為環保事件、尚未走到訴訟程序的漫長時間段中，環境議題從動議到決策，僵化、保守的決策程序與難以被有效保障的公民知情與參與，亦是個中爭議激化的關鍵誘因。不信任司法的前因，是對政府職能行為的不信任，不選擇司法解決的一個社會心理障礙在於，人們對相關環評程序、社會意見徵詢程序的形同虛設感到普遍憂慮，且這種憂慮日益提前發酵。更何況，即便是公民意見曾經激烈表達，在巨大的商業利益和誘人的政績數據面前，公民環境權益恐仍舊無力。有報道稱，曾引起廣泛關注的某化工項目，彼時曾宣佈項目停產搬遷，但日前有媒體報道證實，該項目「仍正常生產」，且後期又投入新的產能。
在各地發生的環境公共事件中，環評程序被虛置、民意反饋無法有效影響決策的情形已非局部個案，更何況，在環評程序未啟動、特定民意徵詢未開始的時間，城市重大環境工程的動議伊始，公民的知情與參與便原本應當有介入的渠道、表達的平台。「我們說什麼，民眾都不信」，此種官員困惑正是近期廣州某主題論壇所選擇的議題，有學者在論壇上直言，涉及公共安全健康問題，政府不應總是站出來拍胸脯打包票說「這是絕對安全的」。權力站在公眾立場，從一開始就把問題付諸公議，正如「@人民日報」微博所言，要「讓解釋跑在質疑之前」，「無論政策頒布還是工程上馬，百姓有質疑，政府就有義務解疑釋惑，不然工作就有阻力。更給力的，更真誠的，應讓解釋跑在疑惑之前。唯有如此，政府用心才能獲得理解，政府遠圖才能獲得支持。回應民意，永遠莫說『只能這樣』，而要多想『還能怎樣』。」
探討重大環境事件頻發的破解路徑，尤其需要呼籲和倡導政府決策的理性、公心，給「坐下來，談一談」創造條件。對公民知情和參與得從根本上尊重，而非僅個別程序環節的應景。公民環境權益的伸張，不僅是一城一地的得失，法對人的關懷，亦不獨局限於訴訟一域，還必然包括對權力的羈束。確保權力與利益的切割，確保其能與公眾一道，從今天起關心水、土壤、空氣、蔬菜與糧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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