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網訊】據新京報報道，原標題：「精神障礙患者可獲司法救濟」
黃雪濤 北京大學法律碩士，哥倫比亞大學訪問學者，公益法律研究所(PILI)研究員。長期關注精神衛生立法，曾代理鄒宜均案、徐武案、孫法武案等案件，被評為「被精神病」公益律師。曾發表《中國精神病收治制度法律分析報告》。
立法思路
醫務界和司法界有分歧
新京報：從1985年起草算起，精神衛生立法走過27年。什麼原因導致立法如此艱難?
黃雪濤：改革開放後，我國進入了立法高峰期。像精神衛生法這樣立了27年的法律，並不多見。究其原因，主要在於立法分歧。精神衛生法的立法宗旨是什麼?對精神障礙患者，法律設計是社會管控的思路，還是維護他們基本權益的思路?具體而言，就是關於非自願住院標準的分歧。誰有權力把人送到精神病院?誰有資格判定一個人是不是精神病患者?醫務界和司法界有分歧。
新京報：分歧表現在哪?
黃雪濤：比如患者的決定權。醫務界認為，一個人該不該住院，該不該出院，取決於患者是否有自制力、是否恢復了自制力。至於患者自制力如何判斷，當然由精神科醫生說了算。所以，一旦有證據證明一個人失去了自制力，就可以強行收治。而司法界認為，患者的基本權益也應得到保護，精神障礙患者有自願住院和出院權，精神科醫生不能越權，無權判斷一個人有沒有行為能力。
新京報：醫務界和司法界沒有找到一個平衡點?
黃雪濤：確切地說，至少在2008年以前，由於關注的人不多，精神衛生又相對專業，所以立法一邊倒。國家大法雖然沒有出台，可地方立法很活躍，上海、寧波等地都制定了《精神衛生條例》。但是，地方立法多是用醫學思維，而不是法學思維制定的。比如，上海的《精神衛生條例》就寫明，患者決定權以是否恢復了自制力為前提條件，以自制力作為患者自主權的標準。追根溯源，近幾年出現的「被精神病」事件，根源固然很多，但必須承認，「自制力」標準是主要根源。
新京報：2008年之前，是醫學思維立法佔了上風?
黃雪濤：可以這樣說。我在2006年代理鄒宜均案時，正式介入精神衛生領域。仔細研究了各地的《精神衛生條例》，當時的精神衛生立法水平，讓我很吃驚，跟鄒宜均相同遭遇者大有人在。由於強行收治沒有法定程序，送治人比如近親屬，加上院方，二者就能限制一個所謂的疑似患者的自由，結果該收治的不收治，不該收治的被收治，暴露出了可怕的制度漏洞。
新京報：「自制力」標準主導立法，這種局面什麼時候開始轉變的?
黃雪濤：周銘德案、鄒宜均案等，都不是個案，表明當時的精神衛生制度設計有問題，存在制度漏洞。所以，不能單純地指責醫務界，也不能指責法院，堵住制度漏洞才是正解。我一直呼籲從立法層面，堵住漏洞。可2007年時，覺得很寂寞，呼應者很少。2008年孫法武案、王靜梅案發生後，局面開始向好的方向發展。媒體、公共知識分子都開始關注這個問題。2009年3月，精神衛生法列入全國人大立法工作計劃，圍繞非自願住院標準的大討論，開始進入高潮。
到去年草案終於出台時，精神障礙患者住院應實行自願原則，已經成為共識。「自制力」標準強行收治時代，終於終結。
去年，司法實踐多起改判，比如深圳郭俊梅案、重慶周榮焱案等，庭審不再像之前的司法實踐，糾結於是不是有病，而是醫療機構收治時，是不是履行了審慎審查責任，這充分證明了公共關注的力量。
法律亮點1
「住院自願原則」是突破
新京報：去年10月、今年8月、本月，草案歷經三次審議。最重要的立法突破是什麼?
黃雪濤：這次立法，最大的突破就在於，明確了住院實行自願原則，即精神障礙患者拒絕住院權。而且，設定了非自願治療的實體條件，也就是在哪些具體情形下，才可以把人送進精神病院。再有，親屬送治權、精神障礙鑒定等，立法都有修改和完善。
法律是一視同仁的，精神衛生法之所以把精神障礙患者劃分出來，視其為特殊人群，目的是為了保護弱者，維護精神障礙患者的權益，而不是為強行收治開便利之門。這才是立法宗旨。雖然前20年走了「自制力」標準彎路，但本次立法回歸本源。
法律亮點2
是否住院不由醫生定
新京報：三次審議，哪些條款引發了爭議?
黃雪濤：主要集中在非自願治療標準。徵求意見稿設定的標準是：在發生或者將要發生傷害自身、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他人人身安全、擾亂公共秩序行為的，其監護人、近親屬應當將其送往醫療機構進行精神障礙診斷;有嚴重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他人人身安全行為的，由當地公安機關將其送往醫療機構進行精神障礙診斷，並通知其監護人、近親屬。
這裡提到的「擾亂公共秩序」，不少專家學者提出了質疑。因為很多行為，比如投訴檢舉不實、網絡不當言論等，都有可能被當成「擾亂公共秩序」。
一審稿採納了這些意見，刪除了「擾亂公共秩序」，重新設計了非自願治療標準：診斷結論、病情評估表明就診者為嚴重精神障礙患者並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當對其實施住院治療：(一)已經發生傷害自身的行為，或者有傷害自身的危險，或者不住院不利於其治療的;(二)已經發生危害他人安全的行為，或者有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險的。
其中提到的「不住院不利於其治療」，再一次引發了質疑。因為如果不住院，是不是就不利於患者治療?決定權還是掌握在醫生手裡，醫生權力有被濫用的風險。
結果二審稿刪除了這個規定。這是又一個重大進步，意味著非自願治療——這個糾結多年的問題，不再由醫學標準界定，而是要執行法律規定的實體條件。
法律亮點3
患者可以獲得司法救濟
新京報：其他條款有沒有類似爭議?
黃雪濤：再有就是親屬送治權，也就是誰有權把人送進精神病院?徵求意見稿的規定是：監護人、近親屬可以將疑似精神障礙患者送往醫療機構進行精神障礙診斷;若疑似精神障礙患者有嚴重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他人人身安全行為的，由當地公安機關將其送往醫療機構進行精神障礙診斷，並通知其監護人、近親屬。
其中提到的「監護人」，爭議比較大。按照法律規定，監護人的順序是配偶、父母、成年子女等，看起來很好認定，可實踐中，由於認定程序缺位，也就是誰來確定監護人，沒有相關規定，所以醫生極有可能直接把送治人當成監護人。
立法者發現了這個問題，所以一審稿刪除了「監護人」，同時把送治權調整為：近親屬可以將疑似精神障礙患者送往醫療機構;當疑似精神障礙患者發生傷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行為，或者有傷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危險的，其近親屬、所在單位、當地公安機關應當採取措施予以制止，並立即將其送往醫療機構進行精神障礙診斷。
個人認為，精神衛生法有兩個「端點」，一個是患者的權益和自由，另一個就是社會正常秩序，法律必須讓兩個「端點」保持平衡。所以，對於傷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的疑似患者，必須有人、有機構出面負責，把他送進醫療機構，進行診斷。那麼誰出面負責，這並不是最關鍵的問題。最為重要的是，一旦發生誤診、錯診，不該收治的被收治，當事人如何自救?
這個司法救濟問題，新刑訴法已經指明了路徑：對因患有精神病而不負刑事責任的被告人，是否患有精神病以及是否強制治療，應由法院開庭審理、鑒定確認並作出決定。
新京報：該收治的不收治，不該收治的被收治，本次立法，能不能解決這個問題?
黃雪濤：其他國家和地區成熟的精神衛生模式，政府有兜底監護責任;社團等中立機構發揮了很大作用。比如，台灣有強制醫療委員會，由醫生、社工、律師、病人等組成，負責審議誰該被非自願強行收治。
應該看到，目前的精神衛生法，雖然跳出了生物醫學視角，回到患者權利視角，但還是在家庭、醫院兩個點上轉來轉去。一個精神障礙患者的家庭負擔很沉重，如果家庭無法盡責，誰來維護其權益?如果近親屬侵權，誰來替患者提起訴訟?解決這些問題，需要明確政府的兜底監護職責，需要發揮殘聯等社會團體的作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