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網訊】據《21世紀》報道，在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目標二十周年之際，中共十八大即將召開，中國經濟也在新的高度上走到了一個三岔路口。在這個歷史的緊要關口，從20年前的歷史轉變汲取經驗和力量有著重要的意義。
20年前召開的中共十四大，扭轉了曾經喧囂一時的回到「階級鬥爭為綱」和「計劃經濟為主」的錯誤方向，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體制改革目標，在我國的改革征途中具有里程碑意義。按照十四大確定的目標所進行的改革，努力開闢了中國經濟發展的新時代，為中國經濟的崛起奠定了體制基礎。
「市場經濟改革目標的確立是來之不易的，在以後的歲月為實現這一目標而進行的改革，更是歷盡艱難曲折。」吳敬璉表示，「回顧二十多年前，確立改革目標和推進實際改革過程中決策層和產學各界共同研討和互動的情況，對於我們重啟改革議程，實現中國改革的再出發十分有益。」
十四大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目標後，1993年的十四屆三中全會根據這一目標制定了經濟改革的總體規劃，即《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若干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50條」)，然後從1994年起開始了經濟體制的系統改革。再經過1997年中共十五大開啟的「調整和完善所有制結構」改革，在20世紀末宣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初步建立起來。
不過，在20世紀末初步建立的經濟體制仍然背負著命令經濟的沉重遺產。這種情況的延續下來，就形成了一種「半市場、半統制經濟」的過渡性體制格局。這種過渡性體制正阻礙著中國的技術創新，並造成嚴重的經濟和社會問題。
他解釋，一方面，由於政府具有主導資源配置的能力，導致以高投入、高消耗的粗放型的經濟增長方式難以向集約型經濟增長方式轉型;另一方面由於政府對經濟的行政干預，產生了一個普遍的尋租環境，腐敗蔓延難以制止。
這種「半市場、半統制經濟」的體制有兩種不同的發展前途：一種前途是深化改革，建立法治，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完善在規則基礎上運行的現代市場經濟制度;另一種前途是強化政府對國民經濟和整個社會的管控，使中國經濟墮入國家資本主義或者權貴資本主義的窮途。有的作者也使用十四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用語，但是他們所說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所謂「政府掌控駕馭下的市場經濟」。市場交換是自主和自由的交換，「政府掌控駕馭下的市場經濟」還是市場經濟嗎?吳敬璉認為，「如果政府在市場之上起資源流向的最終決定作用，那也就無所謂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也無所謂市場經濟體制了。」
下一步該怎麼走?是沿著完善市場經濟的改革道路前行，還是沿著強化政府行政干預作用的統制道路前行?吳敬璉認為，只有堅持市場化、法治化、民主化的改革道路，進一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立包容性的經濟和政治制度，這樣中國才有光明的未來。
捅破市場經濟這層紙很不容易
《21世紀》：粉碎「四人幫」以後，計劃和市場的關係一直是理論界爭論不休的問題。十四大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確立為改革目標，實際意義是什麼?
吳敬璉：1987年中共十三大以前，對於中國應當建立什麼樣的經濟體制，官方有兩種正式的說法：一個是十二大的「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另一個是1984年十二屆三中全會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其實，一些經濟學家1987年已經意識到， 「商品經濟」概念不那麼準確，沒有反映市場機制，即價格機制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這個本質特徵。所以，在中共十三大期間，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馬洪就在小組會討論時提出 「由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替代計劃經濟體制」的建議。十三大以後，廣東一些經濟學家組織了6次「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市場經濟研討會」，主張採用「市場經濟」概念。
但是，這種意見並沒有成為共識。十三大報告採用的提法是「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龔育之說這「離確認有國家調控的市場經濟，只隔一層紙了」。是，只隔一層紙了，但終歸還「隔著一層紙」，而且捅破這層紙非常不容易。
《21世紀》：當時關於市場經濟的討論似乎並沒有繼續下去?
吳敬璉：1989年夏季出現新的政治經濟形勢以後，有些人把關於計劃和市場的爭論轉變為 「姓社姓資」的政治問題，把經濟理論問題同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存廢直接聯繫起來。他們運用比80年代初期批判「商品經濟論」時更加「上綱上線」的論據和語言，斷定「社會主義經濟只能是計劃經濟」，而「把改革的目標定位在『市場取向』上，把『市場經濟』作為我們社會主義的目標模式，就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經濟範疇同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的經濟範疇混淆了」。「市場經濟，就是取消公有制，這就是說，要否定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搞資本主義」。於是「市場化」被說成「資本主義和平演變」的一項主要內容。這種大規模批判在幹部和群眾中引起很大的混亂，使他們無所適從。
1990年7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組織的一次討論經濟形勢的會議上，薛暮橋等少數幾位經濟學家提出，要繼續進行市場取向的改革。但是，他們不敵「計劃取向論」者人多勢眾，沒能動搖「堅持計劃經濟為主、發揮市場調節的輔助作用」的主流提法。
1991年中央召開11次座談會是大討論的高潮
《21世紀》：在「計劃取向論」政治上佔有優勢的情況下，中共十四大的轉機是怎樣出現的呢?
吳敬璉：據我觀察，轉機的出現，一方面是由於當時的經濟和政治狀況使「不改革開放，只能是死路一條」的形勢暴露得十分清楚;另一方面是由於鄧小平講話。在鄧小平1990年12月到1992年2月多次講話的鼓舞下，主張改革的領導人和各界有識之士做了認真的努力。
現在我們都可以在《鄧小平文選》裡看到，從1990年末到1991年初這段時間，鄧小平兩次發表關於市場經濟的重要談話。
一次是1990年12月24日，在中共十三屆七中全會開會前夕，鄧小平在同中共中央幾位負責人談話時說：「我們必須從理論上搞懂，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區分不在於是計劃還是市場這樣的問題。」「不要以為搞點市場經濟就是資本主義道路，沒有那麼回事。計劃和市場都得要。不搞市場，連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後。」
另一次是1991年1月至2月間同時任中共上海市委書記朱鎔基的談話。鄧小平指出：「不要以為，一說計劃就是社會主義，一說市場就是資本主義，不是那麼回事，兩者都是手段，市場也可以為社會主義服務。」
《21世紀》：當時很多人知道，上海《解放日報》從1991年3月開始，以「皇甫平」的筆名陸續發表原《解放日報》黨委書記周瑞金等人根據鄧小平後一次講話精神寫的四篇文章。但在文章發表後卻遭到圍攻。當時的實際形勢是怎麼樣的?
吳敬璉：在當時，一方面，「計劃取向論」者的確可以利用他們在意識形態領域裡還擁有的權力壓制正確意見。另一方面，在領導層裡還有不少人是擁護鄧小平的改革主張的。
例如，朱鎔基1991年4、5月間從上海調到北京，擔任國務院副總理。在我去看望他的時候，向他反映了經濟學界對主流媒體批判皇甫平的不同意見。他當時明確告訴我：皇甫平文章的基本內容，都是鄧小平春節時對他本人講的。「現在有人要批判。他們要批判到哪裡去?!」臨別時，朱鎔基要我整理一份關於計劃與市場爭論歷史的材料。後來，這份材料也轉到了江澤民總書記那裡。他也約我討論過爭論中的一些細節問題。
《21世紀》：在您的論文集《計劃經濟還是市場經濟》中，有一篇是您在中共中央領導1992年下半年召集的座談會上的三次發言。您能不能介紹一下這個系列座談會的情況?
吳敬璉：在1991年秋冬，江澤民同志主持召開了一系列的座談會，和經濟學家一起討論三個問題：一是用馬克思主義觀點看戰後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和現狀;二是蘇東劇變的根本教訓是什麼;三是怎樣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從10月17日到12月14日，一共開了11次會。這是1989年以來大討論的高潮。其中，第三個問題花的時間最多，座談會開了5次。正是在這5次會上，與會的經濟學家劉國光、張卓元、楊啟先、傅豐祥、林毅夫、周小川、郭樹清、陳東琪等都在發言中不約而同地用這種或那種方式反駁了當時的倒車論調，強調了改革的市場方向。
就我自己的感受而言，這個系列座談會有兩個重要特點：
第一是座談會開得生動活潑。領導人和學者之間互相插話，平等地進行討論。
第二是討論的主題，不是簡單地提出什麼樣的政治口號或者改革目標用什麼名稱這樣的表面問題，而是從理論和歷史相結合的層面深入探討體制、機制及其效應問題。像我自己，除了在會上做了《加快改革進度，開闢現代化建設新階段》發言，還給會議參加者分發了一篇介紹資源配置與計劃、市場關係的背景文章《市場機制與資源配置》，為我的政策建議提供理論論證，指明經濟改革的實質，是「改變資源配置方式，擴大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周小川在發言中指出，市場經濟體制有兩項主要功能，這就是實現稀缺資源的有效配置和提供兼容的激勵機制。這些都反映了現代經濟學的成果。
致信中央建議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目標模式
《21世紀》：1992年1月到2月間，鄧小平到武昌、深圳、珠海、上海視察，直接面對群眾發表南方講話，明確指出「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鄧小平採用這種方式回答這個長期爭論的難題，得到廣大幹部群眾的熱烈響應。3月的中央政治局會議，明確：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要善於運用這些手段，加快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這就為科學研究計劃與市場的關係問題提供了更為寬鬆的政治條件。1992年4月30日，您曾向中央領導提出過一份關於改革目標模式的建議。您能不能介紹一下這份建議的來龍去脈。
吳敬璉：關於計劃與市場的提法，是我多年來考慮的一個問題。再加上時任總書記的江澤民和副總理朱鎔基來中央工作以後，先後向我瞭解過關於計劃和市場提法演變過程的情況，這更促使我考慮在這方面有所建言。1992年4月初，北京的一些經濟學家在香山開會，請上海市的幾位同志介紹他們的發展戰略設想。我在會上的發言從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爭論的歷史講起，強調正確的發展戰略要以市場體製作為它的制度基礎。兩位朋友覺得講得不錯，鼓勵我把有關的意見向中央領導提出。於是，在李劍閣的幫助下，由我寫了這份給中共中央的建議書。
建議書有兩部分內容：一是「十多年來關於計劃與市場的爭論」，介紹了有關這一問題的提法的演變。二是「建議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提法」，希望在中共十四大上， 「對社會主義改革的目標模式做出新的科學的概括」，並提出兩個方案可供選擇：一個是「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另一個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前一個是最低限度的方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更理想的方案。後一方案的好處，是能夠更加鮮明和準確地表達經濟體制改革的實質，在於用以市場機制為基礎的資源配置方式取代以行政命令為主的資源配置方式。
十四大正式確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目標
《21世紀》：中共十四大正式確立改革的目標模式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對中國改革有何意義?
吳敬璉：十四大的決定，標誌著中國共產黨內已經形成了市場經濟改革的共識。重要的是在十四大開會以前做的大量工作。
江澤民總書記1992年6月9日在中央黨校省部級幹部進修班上的十四大「定調講話」，可以看作是前期研討的總結。他在這篇講話中，指出加快經濟體制改革的根本任務，就是要盡快建立社會主義的新經濟體制。而建立新經濟體制的一個關鍵問題，就是要在國家宏觀調控下，更加重視和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上的作用。在當時理論界對改革目標提出的幾種提法中，他明確表示傾向於使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個提法。
現在重讀這篇講話，覺得很有意思的是，作為政治領導人的江澤民總書記不但比較了幾種提法的優缺點，而且對市場體制、市場機製作了經濟學的解釋。例如，他批評有些人「很少看到市場對激勵企業競爭、推動經濟發展的積極作用，特別是看不到市場也是一種配置資源的方式，看不到它對優化資源配置所起的促進作用」;指出「市場是配置資源和提供激勵的有效方式，它通過競爭和價格槓桿把稀缺物資配置到能創造最好效益的環節中去，並給企業帶來壓力和動力」。
江澤民的講話得到幹部群眾的熱烈歡迎，幾乎沒有什麼反對意見。這樣，中共十四大就正式決定：「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並且明確地指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是要使市場在社會主義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十四大決定對市場經濟體制給出的科學界定，直到現在看，也是經得起歷史檢驗的。
現在，有些文章也使用十四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用語，但是強調「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是政府掌控駕馭下的市場經濟」。市場交換是自主的和自由的交換，在政府官員掌控駕馭下的市場經濟還是市場經濟嗎?其實十四大決議說得很清楚，市場在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如果政府在市場之上對資源流向起最終決定作用，那也就無所謂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也無所謂市場經濟體制了。
《21世紀》：隨後的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了《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
吳敬璉：確定目標模式只是取得決定性勝利的前奏，重要的是市場對稀缺資源進行有效配置，需要通過一套複雜的機制才能實現。因此，在目標模式確定後，接下來就開始進行市場經濟改革的總體規劃。這項規模宏大、參加人數眾多的研究工作持續了一年多的時間，最後形成了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50條決定》)。這個決定按照整體改革、重點突破的改革戰略，對市場經濟各個子系統，包括財稅體系、金融體系、外貿體系和外匯制度、社會保障體系、國有經濟等子系統的改革，各個子系統改革之間的配合關係和時間順序，做了比較細緻的安排。從1994年開始，政府按照《50條決定》的規劃進行了大的改革。到新世紀之交，初步搭建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框架。這就為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提供了基礎性的制度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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