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網訊】據鳳凰衛視報道，專家指出，中國面對外部挑戰應對上面的一種焦灼，但我想其實我們要自審內身，現在整個民族處在一種很焦灼的狀態，這種焦灼表現在政府和民眾之間的互信非常低。以下為節目實錄。
陳少波：剛剛兩位嘉賓討論了更多的是中國面對外部挑戰應對上面的一種焦灼，但我想其實我們要自審內身，現在整個民族處在一種很焦灼的狀態，這種焦灼表現在政府和民眾之間的互信非常低，而更重要的就是我們所有的民眾都急於改變自己的命運，追求財富，追求往上走，但恰恰呢，我們回到這整個社會沒有了信仰，處在一種迷失的狀態。所以我想我同意我們今天這個題目，就是我們需要思想啟蒙，我們應該讓我們追逐財富的快速腳步停下來，等一等靈魂。
邱震海：但是追逐財富的腳步停下來，關鍵問題是說說容易做做很難。
趙楚：這當然完全不同意。
邱震海：我們無法讓它停下來。
趙楚：因為現在生活的最核心就是經濟生活，追求財富是完全沒有問題的，問題在於，比我們富裕多的社會沒有我們今天面臨的淪喪問題，這個怎麼解釋？就是因為我們把財富的發展僅僅理解為金錢的數額，這是不對的，因為現代財富是在現代的整個社會體制和經濟制度一系列的運行之下來保證，當然我們之所以出現這種財富增長，道德淪喪的局面，是因為我們把財富僅僅理解為所謂求財，所謂經濟的活動，那這種觀念本身是有偏差，而這種偏差又體現在制度上。
邱震海：我想起100多年前德國的社會學家馬斯·韋伯寫過一本書叫《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當我們所有人都認為資本主義精神就是物慾橫流的時候，他在美國發現，所有的成功的企業家都是清教徒。於是他發現在清教徒的倫理和現代資本主義精神之間是有某種必然聯繫的。所以當我們談重商主義也好，物慾橫流也好，它是有一種高端的資本主義還是低端的物慾橫流這種關係，也許今天我們老是在低端徘徊，我們永遠無法向高端去前進。
葉千榮：所以我們依然無法迴避價值觀的問題，剛才說到的這個概念我覺得非常有意思，他提到了很多對外部世界國際社會的焦慮和不安是來自於國內的內因的，這是一個重要的指摘。
陳少波：所有外交的挑戰其實跟內政有緊密相關的。
趙楚：除了你講的相關性以外我覺得還是一重因素是我們值得考慮的，就說我們在傳統文化當中有一種非常悠久的「替罪羊文化」，所以很多內部的挫折感，比如我們看到19世紀末義和團運動，太平天國運動，這種內部的挫折感最後都會在尋找外部敵人的過程中來成為一個投射對象。
邱震海：當我們談到民眾的情緒的時候，也許我們可以為民眾做解釋，因為民眾他都不是精英，但當我們談到精英的情緒的時候，我們無論如何無法為精英來解脫，因為如果精英茫然的話，這個社會的全體國民一定是茫然的。中國的精英為什麼會茫然？它的深層原因到底在哪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