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網訊】據瞭望東方周刊報道，十八大之後的5至10年，將是中國崛起和復興的關鍵節點。中國應如何走好強國之路？需要真正的智慧、多樣的視角和理性的態度。
本刊專訪了美國布魯金斯學會桑頓中國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李成、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著名經濟學家阿文德•薩勃拉曼尼亞等熟悉中國政治、經濟、社會發展的知名海外觀察家。
「怎樣讓民眾在重大問題上形成理性共識，是不容迴避的重大挑戰」
--- 美國布魯金斯學會桑頓中國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李成談中國未來政治發展
「中國新一代領導人最鮮明最突出的亮點，就是他們身上所凝聚的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相交融的人生經歷」
特約撰稿賈敏報道
中國新一代領導人都有「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相交融的人生經歷」
：你如何看待剛剛在十八大產生的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
李成：首先，十八大產生的領導人具有新的特點。比如，教育背景的多元化，7位常委除了一位是理工科出身，其他人都有人文社科教育背景。在政治局和中央委員會的層面，這種教育背景的變化更為明顯。
其中尤為突出的變化，是具備法律和司法背景的中央委員人數增加。李克強是北京大學法律專業畢業，幾位公檢法系統的新晉中央委員，也都有完備的法律教育資歷，法律基礎相當扎實。由此我們或許可以期待，更完備的具有中國特色的法治制度能盡快浮出水面。
還有一點變化是，具有企業經營和管理經驗的人數增長。在中央委員會層面，雖然人數增加並不明顯，但其地位明顯得到加強，包括幾位金融界精英的當選。
可以預見的是，這一批高級官員將對中國未來做出重要貢獻。同時我樂觀地預測，再過5至10年，受過優質海外教育的海歸群體或許也將進入中國政府高層，其占總人數的比例會比現在有所增加。而這還不包括參加過海外短期培訓的幹部。在某些部門，特別是在外交、金融、科技領域，海歸群體已有相當的份量。
當然，施政成功與否，很大程度上要看有中國特色的集體領導制如何運作和發展。如何在推進改革的過程之中，找到恰當的平衡點，或許是未來幾年內的一大看點。
十八大的另一大看點，是上一屆領導班子全方位的退出，給予新領導層更大的施政空間，這是一個積極加強政治制度化建設的舉措。
不久前我在華盛頓的威爾遜中心參加了一場主題為「中國未來領導階層前瞻」的會議，基辛格博士與我一同受邀討論。我們在會上提出，中國新一代領導人最鮮明最突出的亮點，就是他們身上所凝聚的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相交融的人生經歷。過去40年中國所發生的所有重大歷史進程，他們都是最直接的參與者，他們經受過相同的磨難和砥礪，在困境中始終保有堅韌和艱苦奮鬥的精神，這使得他們一代人的執政風格，具備突出的果敢風格以及勇於突破的氣質。這種獨特的人生經歷，對毫無相似經歷的大多美國觀察家來說，是很難捕捉到的。
「怎樣讓民眾在重大問題上形成理性共識，是不容迴避的重大挑戰」
：在你看來，未來一段時間內，中國所面臨的最大挑戰何在？
李成：最大的挑戰之一，是中國在目前的情況下，如何能夠凝聚起新的共識。 怎樣讓民眾在重大問題上形成理性共識，是不容迴避的重大挑戰。
這一挑戰出現的大背景，是中國的經濟在過去一年多時間放緩了增長腳步，外交關係上則面臨新的地區性挑戰，使得產生共識的需求和呼聲變得更為急迫。這種共識的目的，是如何讓中國的民眾對中國的未來和前景更加有信心。
中國社會目前的開放和多元促進了思想和觀點的流動和碰撞，這是好事情，但與此同時，社會共識不足。我覺得有必要尋求新的共識---這種共識不是去推倒舊樓，重建全新的思想大樓，而是更多地循著疏導、緩解的思路，鼓勵常態化的思想和觀點探討，讓理性、客觀、前瞻，同時具備一定樂觀成分的言論，充分地展現交流。
目前，在一些媒體和社交媒體上，更多充斥的是一種負面的看法和情緒，甚至是在西方語境裡被稱之為「不文明」的謾罵和詆毀，受害者從官員、知識分子到普通民眾都有。這些方面的重新修復，與整個中國道德社會的重建大有關聯。
我想，這種共識需要依賴的土壤，是健康健全的法律制度。
中國民眾事實上渴望一種平穩溫和的社會改革進程，而最好的操作途徑，就是對法治建設的認同，因為法治所涵蓋和保護的人群是最廣泛的，從最底層的弱勢群體，到中產階層和政府官員。看了十八大報告以後，發現內容比以往更強調法治建設，強調黨的活動（以往是黨員個人）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範圍內，這是非常令人鼓舞的。
：在形成共識方面，媒體是否也應承擔相應的責任？
李成：微博和網絡等新媒體目前在中國影響很大，總體是積極的。但也帶來相當多的問題，比如網絡謠言和不負責的失實報道，某些煽動性的語言暴力等等。因此健康、積極、理性的主流媒體報道，仍然是中國民主和秩序來源的可靠保證。
：你又如何看待知識精英在這方面應承擔的作用？
李成：借助不同的媒體平台和新媒體，中國當下，知識精英的影響力得到很大的拓展。但我對這種現象還是有所憂慮的---我憂慮的是，部分知識精英在公共空間中不負責任的言談、觀點，使之最終陷入迷失自我的境地。
當下中國需要公開的、理性的討論，因為這是構建有效言論傳播平台的基礎，積極正面的有效交流能夠抑制諸多負面因素的傳遞。我的建議是，知識精英在理性客觀批評的同時，不能過度地誇大存在的分歧，不能沉溺於擔任「異議者」所帶來的虛幻榮譽之中。在中國轉型期間，知識精英應擔當社會轉型溝通者的角色。
「強調反腐是新一屆領導釋放的非常強烈的信號」
：作為一名海外中國人和中國觀察家，你最希望未來的領導層在哪些領域實現突破？有何建言？
李成：我想中國新領導層面臨的最直接且最為急迫的任務，乃是要讓民眾重拾對中國經濟的信心。過去一年多來，中國經濟增長放緩，股市不振，加之在周邊領土問題上與其他國家的爭端也對經濟發展產生了一些不利影響，這些投射到民眾的心態之中，就體現出期待新一屆領導人整治和重新啟動經濟發展提速的強烈信號。同時可以預見的是， 正陷入經營困境的許多中小企業也亟待中央政府採取相關措施伸以援手，或是厲行調整改革的舉措，走出目前的困境。解決好當前的經濟發展和轉型問題，我認為是新一屆政府最緊迫的挑戰。
習近平總書記最近談到了中國夢對於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意義，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所逐漸形成和壯大的廣大中產階層，特別需要中國夢的支撐和鼓舞，他們構成了國家相關社會政策的直接受益者和受影響群體。中國中產階層在教育、醫療、住房、職業發展領域承受著相當的壓力，最近幾年被中國媒體不斷聚焦。我們的政府如何幫助中產階層實現他們的中國夢，實現他們對美好社會和個人幸福的夢想？這是對中國未來希望的一種有力支撐。 但怎樣去表述，怎樣去傳遞，也還是要費番思慮，要讓這個龐大的群體對中國未來的發展保有信心， 並使這一群體未來有顯著的增長。
中國政府具有龐大的資源和強大的動員能力，所以我相信政府能夠在短時間內促進社會消費、解決社會問題、處理好經濟難題，並維護社會穩定。但這些問題的根源還是在於中國部分政治結構和功能的滯後和失靈，經濟發展中出現的問題也可以從政治發展中尋找聽診的可能。
此外，著重強調反腐是新一屆領導釋放的非常強烈的信號，我想這也是需要政府嚴肅面對的話題。 現在國內有部分人以為，反腐是一種大治的行為，出現愈大的貪腐瀆職事件，中央迅速出手解決有效控制，使之處於可控的地步。但我想進一步地指出，政府應該讓民眾感覺到，中共的反腐工作，不僅僅是沒有出現失控的極端情況，而是依然有一整套可操作運行的反腐機制來制衡腐敗事件的出現，一定要有可靠的機制、可靠的法治模式，來整治腐敗現象。當然反腐往深入走，一定也要和黨內民主、強調依法治國聯繫起來。
我始終認為，中國出現或大或小的危機、問題都不要緊，但一定不能沒有危機感。危機不是可怕的事，可怕的是沒有真正的危機感和處理危機的決心和能力。從目前新一屆領導人的表態來看，應可以期待大動作和大手筆。
「西方媒體在看待中國政治時，常常把握不好所謂的度」
：你與美國、中國研究界和政界多有接觸，他們是如何看待中國新一代領導人和中國未來的？
李成：據我的觀察，美國各界對十八大可以說是從未有過的極大關注，包括美國主流媒體在內的政經和社會各階層，都保持了很高的關注度。我想這裡面主要有兩個原因。
一個是中國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與美國商界、企業界關係極為緊密，中國也是美國國債的最大持有者，中美兩國在一系列重大雙邊及國際和地區性事務中有共同的關注和聚焦點，中國領導人的個性和執政風格，對美國的友好度等，都是美國人所感興趣的。
另一個，是出於對中國如何選舉最高領導人的興趣。在普通美國人眼中，中國政治充滿神秘，和美國總統大選動輒需要一兩年漫長的選戰營銷相比，很多美國人是不瞭解中國政治的。
總體而言，美國主流輿論關注中共十八大的目的是試圖把握中國政治的發展脈搏。當然，我們也要看到，西方媒體在看待中國政治時，常常把握不好度，這既和美國新聞業對新聞倫理的認識與中國不同有關，同時也因為部分媒體在報道中國時抱有自大、自傲的心態，做出缺乏新聞嚴謹性的舉動。
我曾經撰寫過有關中國控煙的研究報告，被美國的彭博社摘用並失之偏頗。我覺得作為獨立的第三方，媒體享有充分的批評權力，但前提是批評是基於嚴格的職業倫理和事實依據。
我一直在說，西方的媒體在接觸和感知中國的同時，能否學會尊重中國，更瞭解中國，而不是被某些標榜的價值理念牽著走，我想這是值得我們海外研究中國的學者和新聞界人士深思的。
記者：如果用一句話來建言中國新一代領導人，你會怎麼說？
李成：我覺得擺在中國新領導層面前的，有危機，有困難，但也有機遇，更有夢想。這個時候的中國，的確到了考量領導人心智和勇氣水平的時候，保有一顆樂觀積極視危難為轉機的心態尤為重要。
我經常觀看國內的選秀節目如《中國好聲音》，非常喜歡這個節目所傳遞出的中國社會的正能量與活力。所以，我願意用丘吉爾的一句名言來概括我的觀點：「悲觀主義者在每個機會裡看到的是困境，樂觀主義者則在每個困境裡看到的是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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