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網訊】據經濟觀察網報道，12月18日，新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的胡春華接過了汪洋的接力棒，主政廣東。在新一輪省部級幹部的人事調整中，胡春華南下廣東，無疑最受關注。中央組織部部長趙樂際說，胡春華領導經驗豐富，熟悉黨務和經濟工作，組織領導和處理複雜問題的能力強。
這也意味著胡春華離任內蒙古自治區黨委書記，他回顧說：在內蒙古工作的3年，對我來講確實是一種歷練、一個考驗，在同志們的幫助支持下，我在這裡得到了鍛煉，經受住了考驗。
情系貧困生
時間閃回到2012年3月6日上午，北京內蒙古大廈三樓會議室。
全國「兩會」內蒙古代表團的小組會議上，來自內蒙古包頭市的人大代表李鳳斌正在發言，時任內蒙古自治區黨委書記、自治區人大常委會主任的胡春華，正在認真聽。「貧困大學生就業非常難，每一個貧困大學生的背後，都有一個貧困的家庭。解決貧困大學生的就業，也寄托著家庭的希望。」李鳳斌建議說，國家應該進一步完善貧困大學生救助體系，對貧困大學生的救助，從幫助他完成學業延伸到幫助他就業。「我插兩句話，貧困大學生的困難確實需要解決。」胡春華說，就像你講的，解決一個貧困大學生的問題，相當於解決一個家庭的困難。
事實上，大學生就業，正好是胡春華長期關注的問題。
年初，呼和浩特鐵路局在新的招聘中，就招收了1100名來自農村牧區的貧困大學生。內蒙古財政廳和發改委發文，從2012年1月1日起，免除大學生當年參加行政事業單位招聘考試的費用，包括報名費、考試費、面試費。
胡春華回應李鳳斌說，自治區會把這個作為一個長期機制建立下去，目前正在制定一個計劃，在大學生中優先解決貧困生的就業問題。「插話」並未就此結束。胡春華繼續說道，在解決這個問題的過程中，高校在教育上也要改進，就是怎麼樣讓大學生瞭解社會。「我很贊成大學生去打工。」胡春華說，打工的意義，不僅在於賺多少錢，在於瞭解這個社會。在這個過程中，他要自己找崗位，要和人談工資，要和同事處好關係，要想辦法做好工作，我們的大學生現在缺這個。
胡春華說，我跟好多大學生談話，發現這些大學生都挺好，但是對社會不瞭解，包括來自貧困家庭的孩子。按理說他們應該對社會的體會更深，瞭解更多，但不是這個樣子的，因為都是從學校一步一步上來的。我覺得在這方面，咱們教育系統應該多下點功夫，讓學校的圍牆不要把校園和社會隔開。
關心和關注大學生，尤其是貧困大學生，胡春華似乎有著特殊的情結。
同樣出身貧寒的胡春華，在一次接受採訪時說,在讀中學時，他要徒步往返學校，「腳板上的繭有銅錢厚，穿爛的草鞋有一大堆」。但胡春華學習成績優異，1979年，胡春華以16歲之齡考取了北京大學中文系。為了湊齊路費和學費，他去工地背河沙，一個暑假掙100多元錢。
1983年畢業後，他主動申請到西藏工作。24歲時，便出任共青團西藏自治區委員會副書記，這個職務相當於副廳級。此後，隨著一路陞遷，「年輕」，成為形容他的最常見詞彙。1997年，34歲的胡春華升任團中央書記處書記兼全國青聯副主席，成為最年輕的副部級官員之一。
2001年，胡春華重返西藏擔任自治區黨委常委、副書記、常務副主席;2006年回京出任團中央第一書記，成為當時最年輕的正部級高官;2009年升任河北省省長，同年底調任內蒙古黨委書記。直到最近，進入中央政治局，並南下主政廣東。
內蒙之治
誠如胡春華所言，內蒙古是一個特殊的地區，既有邊疆民族地區的特點，又有發展較快地區產生的問題，維護和諧穩定的社會政治局面，鞏固各民族人民的大團結，推動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要面對許多複雜的情況。「5·11」事件，是胡春華面臨的一次重大考驗。
2011年5月11日，內蒙古錫林郭勒盟發生惡性刑事案件，引發群體性聚集事件。普通的刑事案件背後，卻是資源開發與生態保護、經濟建設與民生之間的矛盾。
錫林郭勒草原位於北京市的正北方向，最短的直線距離不過400公里。這裡既是首都乃至北方的生態屏障，又是邊疆少數民族地區。在能源開發，建設能源基地的同時，又要保護生態，維護邊疆穩定。對任何一位內蒙古的主政者來說，在穩定中求發展，在發展中保穩定，都是首要的考驗。
時隔1年多，在中共「十八大」內蒙古團的會議上，胡春華回顧「5·11」事件時說，一是對犯罪分子依法進行了嚴懲、繩之以法;二是比較平穩地處置了這起事件，沒有發生嚴重的衝突;三是事情發生後，自治區政府認真反思發展中的問題，強調在發展中、在礦產資源的開發中一定要保護好內蒙古的生態，一定要保護好群眾的利益。
在工業園區四處開花，大干快上的背景下，胡春華要求快速增長的蒙西地區，工業要向沿黃河和交通幹線集中，並統籌合併。而同時，實施雙百億戰略，培育內蒙古形成全國知名的工業園區，和叫得響的企業。
在內蒙古經濟高歌猛進的3年中，胡春華刻意降速，不再追求GDP增速第一，有意控制煤炭產量，謀求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同時，他著力推動區域間的不平衡，讓鄂爾多斯對口支援蒙東的興安盟。
主政內蒙古的3年，務實、低調，成為胡春華施政的主基調。他說過一句大白話：自治區的GDP搞到多少，老百姓很少關心，也體會不到，大家感覺到的是兜裡的錢增加了多少。
他坦陳，與經濟發展的速度相比，內蒙古在改善民生的速度是相對滯後的。2011年，作為西部省份，內蒙古人均GDP已逼近浙江，鄂爾多斯更是富甲一方，聲動全國。而廣大農村牧區，則收入增長乏力。內蒙古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高級經濟師張永軍告訴記者，內蒙古經過多年的高速發展，亟待破解利益分配格局，經濟發展要惠及農村牧區，提高農牧民的收入。「歸結到最核心的問題，還是分配格局的調整，要讓人們切切實實感受到生活的改善。」張永軍說，尤其是在煤炭和資源產出地區，不能形成少部分人暴富的局面。
強區富民的戰略，悄然變為了富民強區，富民優先。2012年，扶貧開發成為內蒙古的頭號民生工程，內蒙古本級財政的專項扶貧資金，由2011年的1.9億，猛增到10個億，各盟市旗縣，也按照不低於1:1的比例足額配套。
2011年底，內蒙古新的扶貧標準，調整為農區2600元、牧區3100元。2600元這個標準，高出了全國的貧困標準、即農民人均純收入2300元，比照了日平均1.25美元的國際貧困標準來確立。按照這個標準，全區也增至266萬貧困人口。
不比GDP，胡春華這一次卻鮮明提出，經過5-10年的努力，內蒙古率先在我國西部地區，基本消除絕對貧困現象。
廣東挑戰
12月7日至11日，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廣東省考察調研，短短五天內，接連視察深圳、珠海、佛山、廣州等改革前沿地區，回顧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強調將改革開放繼續推向前進。
習近平在考察中提到，現在中國改革已經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我們必須以更大的政治勇氣和智慧，不失時機深化重要領域改革。
毋庸置疑的是，廣東作為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經濟體制、政治體制、社會體制和文化體制等都走在改革攻堅的路上，既要完善自身，也需要在實踐、理論、制度等創新上有所突破，這對新的主政者胡春華來說，是又一個巨大的挑戰。
觀察者認為，中央對胡春華的任命，展示實幹新風，體現深化改革開放的決心。而海內外的輿論則普遍對其在廣東這個改革前沿陣地的作為，充滿期待。
而胡春華面臨的任務，可謂之艱巨和複雜。
今年9月，到寧夏參加中阿經貿論壇的廣東省人大常委會主任歐廣源說，廣東正面臨著日益產業轉型升級換代的壓力，尤其是今年的世界經濟，對外向型的廣東經濟衝擊很大。廣東在企穩的同時，保持略有增長，主要經濟指標，均低於年初的預期。
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副校長顧也力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說，改革開放30年，中國經濟迅猛發展，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恰恰這個時候，也是社會矛盾易發期，累積的矛盾需要很好地解決。很多社會問題，不能用解決經濟問題的思路去看待，不能用經濟管理模式來管理社會。廣東在經濟上有很好的基礎，應該在社會管理創新上有突破。
而當經濟增速降下來，原來隱藏著的諸多矛盾，或許會集中爆發。
2011年，烏坎事件所折射的基層自治困境、地方利益博弈，需要良好的制度設計和大膽地突破;粵北和珠三角兩縣一區開展的領導幹部家庭財產申報，並在一定範圍公示的試點，這樣的試點，身負反腐敗體制的突破，具有全局性的價值;而作為人口大省和外來人口最多的省份，在大膽探索如何讓外來人口享受均等化服務，推進城市化，廣東亦責無旁貸。
此外，在城鎮化、醫療、教育等領域，凡是改革攻堅區，廣東均有試點。可以預見的是，在改革願望更加熾熱，改革步伐逐漸加快的廣東，胡春華的使命將更加艱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