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網訊】據環球網報道，解放軍少將楊毅認為，現在不急於劃線。關鍵有兩條，第一條是適度，第二個是有力。適度是後發制人，不挑事，第二個是有力，誰要敢介入我跟你拼。解放軍少將彭光謙則認為首先要承認風險，正視風險。第二要有管控危機的意志、決心和能力。第三要建立必要的危機管理機制。當今時代仍然是霸權主義、強權政治橫行的時代。我們永遠要把國家發展的方向盤和主動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點上。否則是十分危險的。
未來十年中國安全形勢會惡化?
彭光謙(中國政策科學研究會國家安全政策委員會副秘書長、少將)：美國的霸權或其世界領導權，有三大支柱：第一是美元，第二是美軍，第三是美國價值觀。我個人看，未來十年美元霸權和美國的價值觀霸權恐怕會光環褪色。但美國的軍事霸權看來仍將堅挺。在其他領域的力量相對衰弱的情況下，美國動用軍事力量來維護其全球領導地位的意願和可能性上升。在這樣的情況下，未來十年，太平洋將更加不太平。未來十年，美國全球戰略重心將持續向亞太地區轉移。同時值得注意的是日本邁上政治右傾化、軍事大國化和外向化的不歸路。
楊毅(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前所長、海軍少將)：第一，未來十年外部安全環境會更加複雜，我們面臨的民族「崛起困境」更加突出，運籌國家安全中存在著兩大矛盾，即國家利益的拓展與維護國家利益的手段不足的矛盾，增強維護利益手段建設的迫切性與外部制約因素增長的矛盾。中國的快速發展中與外部世界的互動中將經歷艱難地由「不適應」到「相適應」的過程。安全風險不可低估。第二，無論是美國的戰略調整還是日本社會的右傾以及南海和東海動盪兩線夾擊都不可怕，關鍵是我們自己的應對。我們要奉行「實力加合作」的安全政策，堅持富國強軍的統一。第三，我們要從被動應付到主動塑造，積極參與、利用與改造別人已搭好的舞台，要與自己打造另外的安全合作平台相結合。
秦天(國防大學科研部副部長、少將)：從國家層面來看，軍事風險主要是指對國家軍事安全構成宏觀威脅的風險，規模有限的武裝衝突不在此列。從這個界定條件來看，未來十年中國面臨非常現實的軍事風險可能性不大。這主要是由四個「不變」和三個「變」形成的總體基礎。即世界多極化發展趨勢不變;中美以合作為基礎的基本面不變;周邊國家對中國的合作需求大於防範遏制的趨勢不變;中國走和平發展道路，集中精力發展經濟，實現民族復興的基本戰略不變。與此同時，中國的綜合實力、國防能力、國際影響力將持續提升而改變。未來一段時間，中國安全環境發生逆轉的可能性很小。但潛在軍事風險有可能趨於嚴峻。從外部看，我認為主要在於美國對中國逐漸增強的敵性判斷和敵對性的戰略安排，表現為其亞太再平衡戰略當中針對中國的負面意圖被持續放大。
阮宗澤(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副所長)：未來十年，中國面臨的一個國際景像是憤怒的美國，迷失的日本，鬱悶的歐洲，轉型的俄羅斯和亢奮的中國。這意味著什麼，意味著我們面臨的機遇和挑戰都是空前的。中國今後一段時間所面臨的安全環境，我覺得可以用「東急西緩，南緊北松」來概括。
我們要不要亮劍?
彭光謙：美國表面上氣勢洶洶，實際上底氣不足。美國越來越敏感、多疑、內心焦躁，表現出「霸權更年期綜合征」的典型特徵。日本右翼勢力頻頻挑釁,實際上也反映了在中日力量對比發生歷史轉折時期的心理失落。總的來講，中國現在不是示強示弱的問題，我們正義在握,理直氣壯，不逞強，不示弱。道義和時間都在我們這一邊。
吳心伯(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副主任)：如果你不想避免大規模戰爭的話，有時候一種戰術層次的軍事較量是必要的。因為你必須要讓對方知道你的底限，讓對方知道你的意志力，有了一場交手以後，對方對你的能力和意願有比較現實的判斷，接下來不會無理性地往前推進，因此我覺得在必要的時候，軍事上適當地亮劍，可能會在戰略上讓我們處於一個更有利的地位。
秦天：在釣魚島問題上，絕不容忍日本右翼政府的蓄意挑釁，絕不承認日本當局對釣魚島的實際控制是中國政府的堅定立場。在這樣的背景下如果中日之間爆發嚴重衝突，局勢可能會怎樣發展我不做評論，但有一點可以肯定，中國手裡的牌很充分，怎麼組合怎麼打是我們的事。指望著中國按照他們的意圖，通過某一點的衝突，最後引發他們所希望的結局，我認為是不可能的。
阮宗澤：美國參眾兩院通過了2013年的國防授權法，裡面有兩條涉華的條款，第一條是敦促美國政府向台灣地區出售F16C/D戰機，第二條是美日安保條約的第五條適用於釣魚島。儘管這兩條都沒有法律約束力，但性質非常惡劣。惡劣之處就在於完全可以誤導和影響民眾，特別是誤導日本輿論，以為有了「尚方寶劍」。更有效影響東京的關鍵在華盛頓。40年前，1972年，美國尼克松總統訪問中國，開闢了一個「越頂外交」，這讓日本大驚失色，加速了日本與中國改善關係，所以我想在今後的國際政治中，日本只是一顆棋子，它並不能綁架大國。
楊毅：我覺得現在不急於劃線。這裡關鍵有兩條，第一條是適度，第二個是有力。適度是後發制人，不挑事，第二個是有力，誰要敢介入我跟你拼。總的來講，釣魚島問題上我覺得存在著由偶發事件引發危機，小規模衝突，甚至是大規模衝突的風險。但是，中國、美國、日本政府需要有更加強烈的政治願望去避免這些不幸的事情發生。我認為，面對釣魚島挑戰和南海的挑戰，我們要做到軍事上充分準備，後發制人，對等升級，控制危機，力避衝突，敢於碰硬。
軍事風險有多高?
阮宗澤：在管控軍事風險上，應該說中美有共同價值和利益，即避免雙方在軍事上攤牌，所以戰略溝通很重要。而規則的制定也很重要。中美關係中最脆弱的短板是軍事關係。我將中美軍事關係比作中美關係大家庭當中最具悲情色彩的孩子，美國人生氣了，中國人生氣了，都要揍他。我們跟美國提出了兩軍關係正常化的三個條件，一是對台售武問題，二是美國艦機對我的抵近偵察問題，三是美國內不公正的立法限制。其中，關於美國艦機對我的抵近偵察問題，美國人說，你也可以來呀。我相信今後十年，當我們的艦機可以到夏威夷、洛杉磯去作客，也有可能去美國東海岸作客時，才有力量改寫這個規則。
王帆(外交學院院長助理、教授)：我們必須把危機管控放在一個大戰略的規劃之下，要有從弱國向強國發展關鍵期的大戰略設計。我們不能重複美國式的發展道路。美國的戰略理念包括發展初期馬漢的海權思想，冷戰時期的遏制思想，還有和地緣政治相關大棋局的部署等。中國發展究竟有什麼樣的戰略理念，關鍵是要在「不戰而屈人之兵」的總體戰略方向之下來設計。
以前我們講，只要中美關係穩定，東亞熱點問題就大不了。但如果說這些熱點問題得不到解決，中美關係難以往前更上一個台階。同時，東亞戰略中，美國對外戰略可能是欲擒故縱。美國通過遏制施壓和挑動地區亂局對我們誘導，誘引中國與美國進行軍備競賽，打亂中國的發展節奏，當年美國對蘇聯就是如此。我們必須要避免單方面、高速、片面地和美國進行競爭，保持我們穩健、漸進的發展戰略。
吳心伯：管控和化解軍事危機無非是四個方面：戰略諒解、軍事威懾、安全機制以及外交突破。所謂戰略諒解主要是中美兩家之間達成。第二個是軍事威懾，中國必須對越南、日本、菲律賓等國保持可靠的軍事威懾，不要讓它們輕舉妄動。第三個是雙方沒有意願進行戰爭的情況下，怎麼樣防止海上發生意外的衝突，或者是衝突發生以後防止擴大。可以通過雙邊安排建立相關安全機制。最後是外交上的突破，不管是釣魚島也好，還是說南海問題也好，今後十年能不能有一個創造性的外交是關鍵。如果能夠成功地做到這一點，實際上也可以大大地給目前海上爭端降溫，即降低了軍事衝突的風險。
彭光謙：今天我們討論未來軍事風險管控，首先要承認風險，正視風險。第二要有管控危機的意志、決心和能力。第三要建立必要的危機管理機制。當今時代仍然是霸權主義、強權政治橫行的時代。和平發展道路上佈滿的不是鮮花，而是荊棘，甚至地雷。不能陷入和平幻想、和平單相思。我們永遠要把國家發展的方向盤和主動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點上。否則是十分危險的。
秦天：如果沒有應對危機的能力，何談管控。管控不是完全靠決心的。我們現在能力的現實差距，存在較大潛在風險。從新時期國家安全的基本要求來看，軍事能力的極限要能滿足國家安全底限的需要。打個比方來說，如果軍事能力的極限是被子，那麼國家安全的底限就是床，被子小於床就有風險，差距越大，風險越大。國家安全的底限至少包括五方面：領土不被侵犯，國家不被分裂，主權不被踐踏，政權不被顛覆，發展不被威脅。而中國是唯一沒有實現國家統一的大國。從這樣的視角就能看出我們在能力建設上的差距。大國之間難有互信，真正的合作最後還要靠實力。只有堅定不移發展中國軍力，才能防範未來的軍事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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