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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女警自述被黑打:很像搞文革


http://news.wenweipo.com   [2013-01-04]    我要評論

【文匯網訊】據四川日報旗下《廉政瞭望》雜誌報道,重慶,2012年度最大新聞「薄王事件」的發生地;重慶警察,3年來屢被「折騰」的群體。

位於黃龍路555號的重慶市公安局,已經恢復平靜。門口的兩個石球上,王立軍寫下的「劍」、「盾」兩字,已經不見蹤跡。3年多來,近4萬人的重慶警界與石球一道翻轉騰挪,成為另一道景觀。

2012年12月。記者深入重慶,還原重慶普通警察3年來的「辛苦遭逢」,探尋交巡警平台「拆台」背後的隱情,記錄「王立軍時代」冤假錯案受害者的艱辛申訴……

一路行來,即使置身重慶之外,我們亦感受到強烈的心理顛覆和情感落差。什麼樣的土壤,能讓「一把手」濫權無度至「逆天」;外人不窺其裡,但是那一度的萬馬齊喑又因何而來?

重慶故事告訴我們,沒有法治的中國夢,終究只是一場海市蜃樓。

「我們早已提醒王立軍末日要來」——三名重慶基層警察的感悟

見到楚喬時,他剛過完3年來第一個年休假。「老婆說世界末日快來了,你再不休息就沒時間了。我心裡一動,再這麼下去會繃壞的。於是申請了『休假式治療』。這次出遊3天,看了一些地方,心情也好了。」

楚喬40多歲,幹練而直爽。3年多來,重慶局勢風雲變幻,警界在王立軍治下,時常處於漩渦中心。作為基層民警,楚喬和阿平、侯軍都經歷了這段特殊的歲月,他們對王立軍的批評,集中在用人、折騰人上。

「王老師(王立軍熱衷當學者,曾是多所大學兼職教授)這3年熱衷『搞人』,世界末日好多人早就經歷了。」楚喬說。

洗牌從「打黑」開始

時間倒回到2008年6月25日。這一天,王立軍到任重慶市公安局常務副局長。

那時,楚喬對王立軍寄予厚望。「我們知道他是『中國唯一活著的一級英模』,在遼寧也做過實事。而當時重慶警界確實有作風不實、用人靠裙帶等問題。我覺得讓他來,肯定支持他解決這些問題。」

果然,轉正為局長的王立軍,第一把火燒向幹部作風。據媒體報道,2009年夏季治安綜治工作會上,王立軍嚴厲批評了重慶市公安局人浮於事。他舉例說,有人兩腳搭在茶几上睡覺,有人跟他握手掏出來的是麻將。

楚喬認為,王立軍的強勢和後來的動作,對整頓作風起到了一定作用。「警察上了街,和群眾聯繫更緊密了。」

作風整頓的頂點是「打黑」。也正是「打黑」,讓楚喬對王的看法有了「180度大轉彎」。楚喬感到,王既用「打黑」消滅異己,又提拔「打黑」中效忠自己的人,完成了一次人事洗牌。

楚喬介紹,「打黑」中,與文強關係密切的市局禁毒總隊毒品檢測鑒定中心原主任張繼超被捕,獲刑3年。罪名卻並非涉黑和經濟問題,而是非法持有槍支彈藥。張繼超稱,子彈是20多年前打靶剩下的,自己有資格配備槍彈,且早就提出要上交單位,不構成犯罪。

被王稱為「警界50年難得一遇奇才」的熊峰,原是萬州區民警,因手段殘酷,有「萬州熊」之稱。2009年12月,熊峰等從「涉黑」的重慶老闆龔剛模處獲得突破,龔反映了律師李莊教其編造刑訊逼供的情節。李莊獲刑後,熊峰被記一等功,提拔為沙坪壩區刑警支隊常務副支隊長。

時任經開區公安分局局長的唐建華,在「打黑」中表現賣力,獲得王認可。2010年2月28日,打黑除惡階段總結表彰會上,唐成為被記一等功的兩名區縣公安一把手之一。大會次日,唐升任市局副局長。

「很多部門都是東北人的天下」

「打黑」只是前奏。剛開完打黑表彰會,2010年3月王立軍就宣佈,市局所有處室、各分局、交巡警支隊以及所轄區縣各分局派出所的308名處級幹部、2544名科級幹部全部「就地免職」,與普通民警一道重新競聘上崗。

競聘程序並無太多異樣,分資格審查、測評、筆試、面試,考察等。楚喬參加了類似考試,他記得,當時除了考王立軍的「語錄」,還有一道分析題是,你願意做泥瓦匠還是鐵匠?

此前,薄熙來曾在市委全會上說,有的領導幹部喜歡當泥瓦匠「和稀泥」,喜歡當木匠「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就是不當鐵匠「硬碰硬」。楚喬知道該如何回答。

在楚喬看來,「機構改革」進一步達到了「人事洗牌」的目的。

公開資料顯示,在王主導的打黑除惡、「三項主導業務」(槍支爆炸物品專項清理整治、跨區域集約攻堅破積案追逃犯聯動戰役、陽光警務查詢監督系統建設)和「滅槍治暴」等工作中「表現突出」的260名民警,通過「公平競爭脫穎而出」,「走上處級領導崗位」。

與此同時,159名處級幹部、968名科級幹部在此次競聘中失利,沒有被用。官方最近披露,其中大部分是被王以莫須有的罪名處理後不准參與競崗的,和競上了他主觀上反感棄用的。

許多年富力強的警察成了「改革」的犧牲品。楚喬身邊就有人30多歲就提前退休;一批60年代生人被「流放」到學校警務室。

與機構改革同時進行的,是大批東北人的引進。「改革」之初,王立軍要求從外地調200個處級幹部,儘管那時市公安系統一共只有300多個處級職數。彼時,出身東北的郭維國、王智,以及被楚喬稱為「王的學生」的李陽等已調任重慶,此後均獲任要職。

一名曾在市局打黑支隊工作的民警透露:「有一陣我感覺各大警種、很多部門基本上都是東北人的天下。某總隊一個東北來的年輕人,74年的,一來就是總隊長了。」

「改革」之後,人員全部被打亂,大量幹部熟手變成了新手。民間後來感受到的「重慶治安反彈」,此時已埋下伏筆。

「不是人,重新做人,做好人」

在王立軍治下,基層民警沒日沒夜加班成為常態。

「每年打擊多少,逮捕多少,起訴多少,都有硬指標,實行末位淘汰。還有督導組檢查派出所的破案數等,這當然好。」阿平說,但王對數字很敏感,硬要派出所破案數達到多少,一些地方被迫虛報數據,甚至花錢向統計局行賄,以提升排名。

「工作的辛苦尚在其次。」楚喬表示,3年來,民警們精神上的壓力大於工作壓力。

許多天深夜,楚喬仍在加班。不是忙工作,而是在應付「剖析材料」。

「這是『王老師』要求的,主要寫三點,一是自己不是人,二是我要重新做人,第三點是做人要做好人,他要我們用這種方式反省自己。」楚喬說。

侯軍有朋友在市局工作,他透露,局裡的人到「生活沙龍」(得名自王立軍,即食堂)吃飯,各處各部門排隊進入,半小時一批。菜式非常豐富,有中西餐、日本料理等,民警們卻戰戰兢兢。

原來,吃飯時戒律森嚴不准接打電話、不准大聲喧嘩、取食間距不得低於1米、還有專人拿著攝像機拍攝,違規的一律免職。

「警營文化沙龍」也把民警折磨得夠嗆。市局的文化沙龍,有8個開放式圖書館,藏書33萬冊,張貼著西方多國警察之父的頭像和簡介,供民警學習。

阿平去過不同層級的沙龍。他說,學習是應該的,但我們天天滿負荷,有時週末只有一個小時休息時間,也被逼著去,如坐針氈啊。」

阿平回憶,各區縣各總隊曾排隊前往市局沙龍等看書、交流,規定時間一到就退出。「秀山等地來一趟,來回需10小時,參觀只有1小時,那叫一個折騰。」

楚喬認為,王喜歡「搞人」,還集中體現在其製造的冤假錯案上,「其實質就是為所欲為,逆我者亡。」

民警因言獲罪,因事獲罪……近期披露的重慶警界冤假錯案可見一斑。3年間,重慶市被處理的警員,涵蓋了被判刑、勞教、紀律處分、降職降薪、撤職、開除等情況。

侯軍說,這些警員,有些的確有問題,如收了人家的禮;有些是王看不順眼的,如有人剃著光頭像黑社會;有些則被王以各種借口調整崗位,還有啥理由都沒有的。他的表述與官方說法類似。

阿平有個朋友看她的警察老公累壞了,在網上發帖抱怨,隨即被查出身份。這名警察被免職,「發配」到偏遠地區。

楚喬記得,2010年,九龍坡分局謝家灣派出所的6名民警,在外聚餐時議論王,被人錄音上報,涉事民警皆獲處分。

侯軍還說,有一次,王到開縣視察,因縣公安局接待時沒達到他要求的高標準,回來後很生氣,羅列了五十多條罪狀,把縣公安局多數班子成員免了。

區縣如此,市局的情況可想而知。楚喬透露,一天,王路過紀委辦公室,看到廁所百葉窗壞了,竟把紀委辦公室的機構撤銷了。

後來,市局的朋友對楚喬說,這3年就是一場災難。

第二次「翻轉騰挪」

2012年2月2日,王立軍不再兼任重慶市公安局長。阿平和很多民警當時的反應是,管他去哪裡,只要走了就好。

事情的發展出乎所有人預料。2月6日,王立軍遁入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3月15日,中央免去王立軍的重慶市副市長職務,何挺出任重慶市副市長、公安局長。9月24日,王立軍因徇私枉法、濫用職權,叛逃、受賄,被判處有期徒刑15年。

風暴之後,一切正在恢復平靜。3年來重慶警界人事第二次「翻轉騰挪」也低調拉開。

今年5月,重慶成立專門的覆核小組,接受、覆核被處分民警的申訴。截至12月20日,已覆核1196人,撤銷、變革原來處分決定的占87%。9名被免職的副廳級幹部中,3人已恢復職務。

據媒體報道,覆核小組負責人李春生亦是受益者,他在王立軍時代莫名其妙被下放,從副廳級崗位上調往重慶某區,負責籌辦一個新的派出所,2012年才重返市局。

2012年4月,第一批被錯誤處理的警員獲得平反。阿平透露,曾親手抓捕悍匪張君的原重慶市公安局網監總隊總隊長陳果,被任命為渝中區公安分局副局長。

在王立軍時代,江北區有老師在網上為「重慶模式」挑刺,陳果僅因未按局領導的要求「嚴辦」便被處理,還「連累」了10多名同事。

2012年8月10日,重慶市一中院組織了對張繼超申訴案的聽證,3名法官耐心聽取了他和律師的申訴理由,法官表示,將認真研究,看是否予以立案再審。

王立軍時代留下的人事佈局,逐步被改變。

郭維國、李陽、王鵬飛、王智因在尼爾·伍德案件偵辦中徇私枉法,於2012年8月站上了合肥中級法院的審判席,分別獲刑11年、7年、5年和5年。

市局副局長唐建華雖未捲入尼爾·伍德案,亦於2012年6月27日被帶走調查,後以受賄罪被批捕。

市局政治部和紀委,前者掌握帽子,後者掌握棍子,號稱王問責民警的兩大「抓手」。王逃館後,紀委主持工作的常務副書記王興亞轉任市局機關黨委副書記,政治部主任龔英敏轉任市警察學院黨委副書記。

曾受王青睞的「萬州熊」熊峰的日子也不好過。一名曾代理重慶涉黑案件的律師透露,熊峰目前每天上班打遊戲,同事均視其為「等死的人」。

王立軍事件後,重慶市公安局進行了反思。市局有關負責人表示,權力沒有受到約束,權力被濫用、缺乏監督,導致市局過去出現了一些無法無天的事情。楚喬坦言,從人治邁向法治,將是一條漫長的道路。加強對一把手的監督刻不容緩。

有民警還將這幾年的經歷與重慶的大環境聯繫起來,認為王倒台「遲早會來的」。

楚喬就持這種觀點。這幾天,他沒事總愛哼上兩句「西邊的太陽快要落山了」。這是他唱紅歌留下的「後遺症」。

「那時,每次都安排我們唱一首歌頌打黑的歌,我們最愛唱的卻是這首《鐵道游擊隊之歌》。」楚喬說,「因為這首歌第二段的第二句是『鬼子的末日就要來到』。我們內部有人私下把王叫做『小鬼』,我們已經提醒他了……」(阿平、楚喬、侯軍為化名,本文參考了《南方週末》等報道)

「拆台」背後  文_本刊記者 曾暉

2005年,中國內地首個交巡警試驗在上海宣告失敗;2008年,錦州交巡警也隨王立軍的離開而拆分;如今,重慶正悄然拆解交巡警平台……不同的時空維度,同樣的結局重複,個中緣由,或許很難僅用「因人廢事」為其作注。

王氏交巡警:

「你們重慶交巡警最近『壓力山大』吧?」

「不是重慶交巡警,是王氏交巡警!」

這個糾正記者說法的人是李綱(化名),去年剛從重慶警察學院畢業。與當初入警時的神采飛揚不同,現在的他,整日無精打采,正等著重新調崗的「判決」。李綱只能祈禱,上級給自己安排一個好去處,可這麼多人都要重新安置,哪裡又輪得到自己呢?

「早知如此,那時候就不該考這個交巡警。」李綱深深地呼了口氣。

交巡警是王立軍從錦州帶到山城的特產,於2010年春落戶,這正是前公安局副局長文強落馬之時,也是「打黑」風暴的收官階段。似乎王立軍有意借此向外界昭示,一個舊時代行將過去,「平安重慶」就要來臨。

王立軍設想的交巡警,是打破傳統的警務模式,實行點對點指揮調動。他要求主城區任何一個地點發生案(事)件,必須在3分鐘內集結5台警車、20台警用摩托、60名警力,第一時間趕赴現場進行處置。

人海戰術,這與他追求完美主義和個人英雄主義的性格一脈相承。

據《重慶日報》報道,交巡警平台由王立軍親自帶隊設計,內置各種通信設備、數據處理設備、電氣控制設備、GPS定位系統、視頻監控系統等,甚至連冰箱、儲物櫃、微波爐、飲水機等生活設備都一應俱全。該平台分為兩種,固定平台擁有國家專利23項,可移動平台則有42項。

「這個東西就姓王,裡面的任何陳設都必須投其所好。」李綱說。

記者瞭解到,所有平台都立有一塊標誌板,印刻著"打擊犯罪更徹底,服務百姓更直接",用的是王立軍最愛的繁體字,正楷,顯得個性十足卻又不倫不類。

在交巡警發展最為迅猛的時期,曾有近1萬4千人被分配到全市500個平台之中。這一數量,一度接近在編警察總量的半壁江山。

在許多重慶人看來,是交巡警平台為他們帶來了「安全感」。

官方的調查數據顯示,2010年,重慶市民安全感指數高達95.89%;2011年更是達到96.51%的歷史峰值。媒體同樣宣稱,「2010 年,重慶街面犯罪下降近40%,主城21年來首次出現街頭『兩搶』案件單日『零發案』,交巡警平台成為名副其實的打擊犯罪『第一陣地』。」

不可否認,聲勢浩大的交巡警踞於街頭,對犯罪分子起到了一定的心理威懾作用。但李綱提醒,街頭治安狀況雖有一定改善,卻並不像數據顯示的那樣誇張,而僅有的「改善」也多半賴於此前「打黑除惡」的敲山震虎,還有王立軍近乎嚴酷的治警方法。

記者跟隨他探訪了多處平台,發現大多都已是「人去台空」,只留下協警在百無聊賴地玩著手機,而旁邊停放著的高級摩托車全用塑料布緊緊捂著,落滿了灰塵。李綱說,那些表現好、資歷老的警察都被優先調回派出所了,留下的要麼是像他一樣的新進大學生,要麼就是非在編人員,他們沒什麼事可做。

而在鼎盛之時,交巡警平台卻是另一番模樣。「我們分為早班、中班、晚班、備勤、輪休五班,每班8小時,0點到8點,8點到下午4點,4點到第二天0點各一班。」李綱開始時還覺得新鮮,後來,他的身體撐不住了。

「夏天地面溫度50度,雖然平台也有空調,但管用的範圍有限,也不能一直吹,吹久了還傷身體,冬天也是一樣,冷得可憐啊。中暑感冒是家常便飯,我好多同事都帶病站過崗。」

「過去上面壓得凶,甚至連做多少件好事都有要求。無論如何,底下的人都必須滿負荷投入,但這跟彈簧壓縮是一個道理,不可能始終保持同樣的狀態。」

所以說,當「打黑」漸次平反,「王氏交巡警」的締造者也身陷囹圄,基層警察的神經不再緊繃,交巡警的威懾力還有多大?答案或許已經明朗。

車牌尾號718的出租駕駛員佐證了這一點。上周,他連續去幾個平台打印違章罰單,但值勤的卻都宣稱「打印機壞了。」

「很多乘客跟我抱怨,說現在的交巡警太不像話,但凡碰到麻煩點的問題就說『不該我管,去找派出所』,王立軍在的時候哪敢像這個樣子?」駕駛員滔滔不絕,記者轉頭看向李綱,他把眼神匆忙地避到了窗外。

大炮打蚊子

交巡警平台的花費是不菲的。記者從一名消息人士處獲悉,1個固定平台造價約為30萬元,而其每年所產生的運行費用則將近80萬元。「曾有某發達地區來考察,得出的結論是,他們的財力最多撐3年。」

不過,在警界人士看來,如此巨大的開銷顯然是在用大炮打蚊子。

「它真正能派上用場的功能屈指可數,無非只是處理一般的交通違章和做一些簡單的便民服務。」派出所民警趙麒(化名)以眼光獨到而小有名氣,他從一開始就懷疑交巡警模式的可行性,並且多次婉拒調往平台,「我一直想把這些意見通過某種方式表達出來,但你是知道的,那段時間,條件不允許。」

在趙麒看來,交巡警平台或許提高了群眾的見警率,也提高了出警速度,但未見得就能提高管事和辦案率。

趙麒說,警種混搭非但難以起到協同作用,反而減低了各自的專業水準。「本來刑警負責刑事案件,治安警負責治安案件,交警專管交通肇事,現在可好,全部統一到交巡警名下,一人飾幾角,啥都管,完全是亂彈琴。」

而且,交巡警隊伍的大肆擴編,讓許多非專業、非警界的人員充斥到平台,甚至一些考古專業的大學生、事業單位的保衛處人員也被收編。「想靠他們破案?『瞎貓撞上死耗子』還差不多。」趙麒略顯激動。

2011年8月,江北區觀音橋商圈浩博天庭寫字樓發生入室搶案,數分鐘內樓下便聚滿了幾十台警車,但嫌犯吳華卻依然順利逃脫,直到3天後才在渝北回興的居民區內被特警抓獲;而在人們更為熟悉的周克華案中,最後還是靠派出所民警扮演了一錘定音的角色。

可以說,交巡警平台的社會效應轟轟烈烈,卻難以得到可持續的長遠效果。

趙麒給記者算了一筆賬,一個平台的消耗幾乎抵得上兩個派出所,而後者的性價比顯然要高出更多。

他反覆念叨:「辦案必須要有基層作保障,摸排犯罪嫌疑人的生活狀況、社會關係、行動蹤跡等,這些東西交巡警根本做不了,就是做不了。而且,做好了基礎工作,不但有助於打擊犯罪,還能夠最大限度地預防犯罪。」

但不幸的是,重慶交巡警的擴張連根拔起了220個派出所,同時,更多的基層民警被抽調,導致1個萬人社區原先由四五個民警負責,後來只剩下一兩人。

因工作量激增,趙麒不得不咬緊牙關,在派出所裡熬過一個又一個的通宵,「精神折磨大,身體折磨更大」……

2012年4月25日,重慶召開公安工作會議。新任公安局長何挺意有所指地說,某些領導幹部違反民主集中制,違背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好大喜功、層層加碼,導致基礎工作薄弱、隊伍疲憊不堪。

也正是在這次會議上,重新確立了「深入推進基層基礎建設,大力加強派出所和社區警務建設,發揮警務資源最大效能」的思路。

黎明靜悄悄

在見諸報端的講話裡,何挺對交巡警問題語焉不詳,只是說了「優化」二字,這令山城警民一時間陷進了集體猜想。

1個月後,重慶公安有關負責人再次就警務問題回應媒體。提到交巡警,他在「優化」後面補了一句,「考慮增大交巡警平台的流動性。」然而,裁撤還是保留?依舊沒有答案。

前述消息人士告訴記者,之所以數月未見明確表態,一是市領導需要詳加研究,二來也要顧及十八大前的社會影響。

不過他透露,目前,市委書記孫政才已就交巡警模式定了調:整合資源,重點固定,一般流動。這一方案得到了多數人的贊同,被普遍認為是現階段的對症良方。

於是有媒體捕捉到,「區縣的交巡警平台多數已經消失,主城區此前設置過於密集的地方,也拆解了一部分,取而代之的是交巡警流動平台車。」

另一組數字顯示,今年3月以來,全市已恢復派出所104個、警務室900多個。

著名的重慶市第五中級人民法院如今大門緊閉,院內擺設零亂,牆上貼著泛黃的拆遷通知。在距法院不到1公里的半山腰上,涼亭子社區的居民正圍坐一團擺著「龍門陣」。

「我們這帶下崗工人多,住的都是老房子,但別看這樣,大夥兒可都見證了好多的歷史時刻。」老夏對重慶警界一直很關注,「以前的張君,後來的岳村、文強,每次審判我都要跑下去看。」

老夏很健談,他說自己也得知交巡警平台低調拆解的新聞,他用很標準的重慶話告訴記者,「恁個做是對頭的」。

「大街上有交巡警站崗,賊娃子看到了肯定會心虛。但平台是死的,人是活動的,像我們這種背街小巷沒有平台,也沒人巡邏,小偷就經常光顧,比過去還凶。」

居民周添明(音)便很倒霉。去年底,他的妻子在居民樓前被搶去了戒指,緊接著在今年初,自家鐵門竟然在大白天裡被人整個卸下賣掉……

記者發現,這與李綱、趙麒共同提到的一個現象不謀而合當交巡警平台成為警務工作重心之時,街面犯罪雖有下降,卻使得大量案件轉移到了警力薄弱的社區與農村。

而重慶警方顯然意識到了這個問題,他們在今年公開承認,「社會面違法犯罪流動性正在日益增強。」

老夏接著說,無論交巡警平台也好,還是社區崗亭也罷,這其實都只是形式,治安狀況的好壞關鍵還看警察的負責與否。「幾十年前的戶籍,他們對各家各戶都熟悉得很,哪家吵個嘴都要來管。現在,哪怕滿街都有交巡警,但他待著不走動,你說又有多大用處?這樣燒錢的東西少一些也好。」

「那這些撤掉的平台怎麼弄呢?總不能當廢鐵賣了吧?你曉得怎麼處理不?」旁邊有居民插話。記者冷不防被將了一軍,只得無奈搖搖頭,「我跟你一樣,也想知道。」

這裡的黎明靜悄悄,重慶警界在「潤物無聲」的糾偏裡等待著重生。對如今的當政者來說,思路也許沒錯,只不過,他們或將面對困難重重。這不止是警界的利益調整,更大的逆反心理來自民間。

時至今日,仍有不少重慶人在網絡上為交巡警鳴不平,他們把曾經有過的"安全感"歸功於斯,甚至還把當前的「沉渣泛起」拿作對比。

因此,從技術層面來看,應該使那些長期受制的異見釋放,讓百姓更加客觀地認識交巡警的作用,看到更加真實的治安狀況。同時,努力兌現何挺任初「打擊力度不減弱、防範力度不下降、社會治安不反彈」的承諾。

畢竟對於普通重慶人來說,只有對新的治安形勢感到滿意,才能最大程度地減少感觀上的落差;也只有意識到拆解平台並非對某人拆台,更不是因人廢事,才不會集體性地說三道四。

編後:

不可否認,對許多重慶市民來說,交巡警平台曾經代表著一段「美好時光」。平台帶來的安全感、親近感和方便性,以及由之而來的警民關係和諧度、滿意度,在當今是彌足珍貴的。如筆者一個朋友就曾說他半夜12點都可以去補辦身份證,驕傲之情,溢於言表。

後王立軍時代,出於更專業高效的配置、更公平均等的服務、更現實可持續投入的考慮,對平台進行"拆解"或"優化",是必要和必然的。但對重慶來說,切不能拆了平台,就散了人心。正如本文采訪中的市民所言,他們在意的並不是"形式",他們在乎的是為民的態度、誠意和效果。

編者按:2012年12月24日,重慶市副市長、公安局局長何挺在接受媒體採訪時稱,前幾年,重慶的公安工作、公安隊伍建設,曾一度處於非正常的狀態。大量警察成為打黑的對象,即是重慶警界非正常狀態的寫照。本文的採訪對象,張瑩瑩就是其中一例。2012年7月,重慶市公安局撤銷了2010年對她的處分決定,為其恢復了職務、補發了工資。

重慶女警察自述被「黑打」往事

重慶有部分民眾是前市委領導的擁護者。他們被一些表面的東西,左右了。

我的事情,組織上已經為我平反,按理說,我沒必要再出來說什麼。夜深人靜的時候,看著這個城市,我總覺得自己應該做點事情。我決定實事求是的說一些我的經歷。對於那段時間遭遇的一些事,比如被刑訊、侮辱、恐嚇,我拿不出證據,但我願意和當事人對質,我相信時間和歷史。

現在,隨著蓋子的掀開,大家看到很多當年重慶的黑暗面。我看最近的新聞,很多人都把責任推給王立軍。這不客觀。那幾年,為了幾乎變態的名利,多少人做了幫兇?誰記得自己在執行領導意圖的時候,把槍口抬高一厘米?

這幾天,我看到媒體對重慶的過去,報道越來越多。作為親歷者,我覺得比較接近真實。以後,我希望媒體的報道多告訴讀者,重慶的過去為什麼會那樣?

「你不交代你們領導的問題,你自己就必須有問題」

90年代初,大學畢業後,我一直在(重慶)公安系統工作。2009年6月「打黑」風暴開始沒多久,我就隱隱覺得,這不正常。看到不少警員無故失蹤(後來才知道,他們被秘密帶往打黑基地),我的內心,有了恐懼。

當年8月,我的噩夢來了。2009年前,我哥的公司和重慶企業家A有一筆借款往來。打黑開始後,A因涉黑被抓。專案組找到我,詢問上述這筆借款和當時的情況,我如實回答了。

我沒想不到的是,專案組在知道我是警察後,很亢奮,態度立轉,要我承認是A的保護傘。我很憤怒,從警這麼多年,我一直很堅持自己處事原則,我一個小警察,怎麼可能成為保護傘?

8月中旬,下午下班後,天都黑了,領導叫我回單位,說有事找我。這樣的事,以前沒發生過。我預感,自己遭了。

那一刻,我有些害怕,但我覺得自己清白得很,大不了跟他們走一遭。就這樣,我被帶走,關押在武警某支隊。月底,轉押至石子山基地。每天,專案組民警輪流不間斷提訊我。

其間,專案組成員向我透露,領導的意思是,必須查出問題才能放我出去。如果我沒有問題,也必須檢舉出我領導的問題才能出去。

我不配合,他們就不讓我休息,不分晝夜訊問我,我哥是否向我的領導行賄,我的領導是否和A有來往。我均回答沒有。專案組很失望,一名民警曾說:「你不交代你們領導的問題,你自己就必須有問題,你這態度,想下山,沒門!」

接下來,專案組採用各種手段對我進行折磨。同一個問題他們反覆訊問,動不動就訓斥、辱罵,讓我神思恍惚、生不如死。再就是思想折磨,看守我的武警和民警都視我為敵人,眼裡充滿了鄙視,訊問之外,不會和我講半句話,更不許我看書寫信。

5個半月的隔離審查裡,經過檢察院幾次會議研究,均認為我的行為沒有違法。市局紀委解除了我「雙指」措施。

「檢察院不批捕你,我們可以勞教你」

我回到了原單位上了幾天班。

接下來,是更大的夢魘。很快,我被刑事拘留,羈押在大竹林打黑基地,漫長而殘酷的審訊又開始了。

這次訊問的重點放在了我是否給我的領導行賄,我的領導是否和A有聯繫。他們這樣威脅我上次是「雙指」,這次是刑拘,你應知道為什麼升級,你不交代領導的事,你自己就必須坐牢。

我堅持自己是清白的,也不想陷害領導。

專案組不死心,繼續提訊。他們讓我坐老虎凳,把我的手腳固定住。我的那個房間是密封的,在裡面我沒有時間觀念,也分不清白天黑夜。老虎凳坐久了,我的腿腫得像水桶,他們還要我戴腳鐐。那時天冷,鞋穿不了只有打赤腳。手腫了,也要戴手銬,手銬勒進了我手腕。

直到有一天,我心臟突然出現問題,暈倒了。基地的武警醫生要求立即將我送往醫院,專案組才同意將我送到醫院檢查治療。2010年5月初,檢察院對我以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罪提起逮捕訊問。詢問結束後,檢察院認為證據不足,不予起訴。

當晚,專案組民警給我下最後通牒:「我們最後給你一次機會,你必須檢舉揭發你們領導!否則,你自己在劫難逃,不管你有罪無罪,你也別想出去了,我們可以定你參加黑社會,檢察院不批捕你,我們可以勞教你」。

他這話沒說幾天,重慶市勞教委員會以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罪處以我勞教兩年。當天我被送往重慶市女子勞教所。

「領導要求這樣辦,只有辦錯案」

即使到了勞教所,我依然沒有換來安寧。

期間,專案組以詐騙罪等各種罪名又來提訊我,他們說是上級領導要這樣辦,必須從我這裡打開缺口,重點不是我,是我的領導,只要我說出給副處以上的領導送過5000元錢,他們就馬上放我回家,恢復公職,否則勞教後還要「雙開」。專案組還給我舉例,某某檢舉揭發了市局副局長彭長健,不僅沒被處理,還官升幾級。

在勞教所,專案組提訊我多少次,我記不清了。

記得最長一次從下午2:00到晚上11:00,中途到了勞教所吃晚飯時間,他們又故伎重演,說我不配合不許吃飯。勞教所民警堅持我是勞教所學員,我的安全責任全在他們身上,到時間必須吃飯,為此雙方還發生了爭執。

大概一個月後,專案組民警又來勞教所提訊我。他說:「今天我們最後一次來找你,你必須配合,盡快說出你向誰行賄,否則按領導的意思你就要政治歸零、經濟歸零、感情歸零。」

我問怎麼個歸零?

他說:「開除黨籍,開除公職,離婚。如果你不離婚,我們馬上去查你丈夫,不相信他經得起折騰。」

我說:「做人做事要講良心,就是一切歸零我也配合不了」。

一段時間後,我們單位監察室主任到勞教所宣佈了對我開出黨籍、開出公職的「雙開」決定。

這個事情給我打擊特別大。我決定不接受莫須有的罪名。我委託家人找到律師,決定向法院上訴,要求撤銷對我的勞教決定。法院接受了我的訴狀。案子很快在勞教所開庭。

法庭上,律師請專案組應訴民警舉證我哪些行為構成《勞動教養試行辦法》第十條第四款所指的「尋釁滋事、打架鬥毆等擾亂社會秩序」。因為我沒有尋釁滋事、打架鬥毆行為,專案組民警稱我的行為在「等」裡面。

專案組民警後來說,對我實施的勞教適用法律條款確實是錯的,這點他們早就知道,沒辦法,領導要求這樣辦,只有辦錯案。

到了2010年年底,法院認為對我處以勞教兩年不僅適用法律條款錯誤,而且參加黑社會證據明顯不足,應當予以糾正,並通知了專案組。

專案組民警很快到勞教所找我,要我撤訴。他說:「打黑除惡經得起陣痛,你不撤訴,對強大的重慶市公安局也沒什麼影響;你不撤訴,法院判你無罪,你贏了,你可以出去,但你要想想你的家人,強大的公安局就不能收拾他們?立軍局長會白白讓你掃他的面子?」

我堅決不同意撤訴。

第二天,專案組民警又來勞教所繼續威脅我如果你不撤訴,我們要以同樣的手段處理你家人,你知道專案組可以先把你哥抓起來,慢慢審問,依舊可以勞教他,等他上訴成功時,他還不是坐了9個月的牢。還有,我們可以慢慢找你丈夫算賬,不相信你一家人經得起幾次折騰,另外就算法院宣判你無罪,離開勞教所,我們依舊會採取其他手段讓你失去自由,撤不撤訴,你自己要想清楚。

在憤怒、屈辱、無奈中,我撤訴了。同日,專案組為我辦理了所外執行,我離開了勞教所。

2012年7月,市局為我平反。

「和打黑基地比,看守所簡直是天堂」

我進勞教所沒幾天,我媽病危了。勞教所8名民警押著我去醫院,見我媽最後一面。

我媽說:「女兒啊,我相信你沒有犯罪,但你要堅持,勞教所辛苦,要忍耐,要相信黨和組織,中國總有講道理的地方。」

3天後,我在勞教所得到消息,我媽去世了。我媽去世沒多久,我就接到法院通知,我丈夫已向法院起訴,要和我離婚。

法院到勞教所詢問我的意見。我說:「我自己黑不黑,只有天知、地知和我知,現在丈夫要離婚,也許是不相信我,也許是迫於壓力。我絕不拖累任何人,離吧。」

我就這樣一無所有了:沒有了黨籍、沒有了工作、沒有了母親、沒有了丈夫。我被這個世界拋棄了,我開始整夜整夜的睡不好覺,想女兒。

從勞教所出來後,家人開始帶我到處散心。但石子山、大竹林、勞教所裡的情景,不斷的出現在我的眼前。我開始大量服用控制精神方面的藥物。

一直以來我都是一個很理性的人,對打黑保持警惕。但真沒想到,自己會遭遇這一切。

現在回想起這些往事起來,我唯一欣慰的是,即使在惡劣的環境裡,我仍然堅持自己的原則。

大概2009年底,市局決定成立「警示教育報告團」,讓我們這些所謂的「失足」人員,到處巡講,從靈魂深處認識到違紀違法給自己、給家庭、給社會、給警隊帶來的危害。

被刑拘開始,市局紀委的工作人員就要求我去參加報告團。他們說,那邊比較缺口才好的,只要你哭得到位,認罪態度好,什麼事都有轉機。

我說我不去。一段時間後,他們又來說,「這個是政治任務。」我拒絕幾次後,這件事就不了了之。

專案組的人批評我不識時務。

我反駁他們:「這很像搞文革。你們知道文革是什麼樣的嗎?」

這個問題把他們問住了。他們不曉得答案,我就給他們講文革對法治的踐踏。但聽完也就算了,他們會找的新的辦法折磨我讓我每天寫5000字的認罪書。

不寫沒有辦法。我就開始回憶我的親情、愛情。沒有寫友情是不想連累朋友。看了我交上去的認罪書,他們又罵我。

有地獄就有天堂。

我在勞教所的時候,就感覺,和打黑基地相比,勞教所簡直就是天堂!為什麼?沒有人刑訊你、侮辱你、不讓你睡覺。除了專案組的人來騷擾我。

如今看來,這樣的想法是多麼的荒唐。

在勞教所,還有一件事是讓我覺得自己還存有一絲尊嚴:我可以收到家裡的訊息。

剛進勞教所,估摸著自己至少要被勞教兩年,我給女兒打電話,給她說,媽媽要去新疆出差了,一去要兩年多。

女兒很不情願。就說,媽媽,要記得給我買禮物。

這事被勞教所的民警知道了。有一次他們有人去新疆玩,就帶了不少新疆的禮物回來給我女兒。女兒高興慘了。

要離開勞教所前,我開始為自己的頭髮擔心。我想不出理由,告訴女兒自己的頭髮,為什麼會剪那麼短。

有些事情就那麼神奇。出來前,我接到女兒電話:「媽媽,我夢見你換髮型了,很短很短。」

我就問女兒,媽媽快要回來了,想不想看看媽媽的短髮是什麼樣子?

女兒回答,想。

那媽媽就為你剪個短髮哈。我說。

女兒說,好。

從看守所回到家後,女兒一見我,就不滿意媽媽的短頭髮,真醜,還是長頭髮的媽媽漂亮。

那晚,我躲在自己的房間,想哭,哭不出來。我自由了。(應受訪者要求,張瑩瑩系化名)

      責任編輯:曾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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