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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學者吁中共珍視民間改革動能


http://news.wenweipo.com   [2013-01-07]    我要評論

【文匯網訊】據財新《新世紀》雜誌刊載學者郭道暉的文章,稱目前推動法治進步的力量,主要是來自民間的群眾維權活動和公民社會的發展,並與執政黨內銳意改革的力量結合,上下互動。

北京法學家郭道暉曾任清華大學黨委常委兼宣傳部長、哲學講師、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研究室副主任、中國法學會研究部主任、《中國法學》雜誌社總編輯等,被尊稱「法治三老」之一。

中共十八大以來,推進法治成為新的中央領導集體施政的重要內容。但是,今天,中國形成的強大特殊利益集團,已成為改革的阻力。他們利用改革撈到特權和財富,擔心符合人民利益和社會進步的政治改革會威脅到其壟斷的權益,特別是擔心有朝一日會被推上被告席。這是關係他們生死存亡的大問題。因此,他們力圖抵制改革的進一步深化,或者把改革引入有利於他們利益的方向,使社會資源的分配多流向這些特權集團,使一些改革蛻變為他們壟斷的「政府工程」,而不是全社會參與的社會工程。

近日,習近平總書記考察深圳時指出,「要敢於啃硬骨頭,敢於涉險灘,既勇於衝破思想觀念的障礙,又勇於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籬。我們要尊重人民首創精神,在深入調查研究的基礎上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頂層設計和總體規劃,尊重實踐、尊重創造,鼓勵大膽探索、勇於開拓,聚合各項相關改革協調推進的正能量。」他在紀念「八二憲法」施行30週年大會上的講話更是大聲疾呼推進法治、依憲執政。

李克強副總理在論述經濟體制改革時也表示,既要搞好頂層設計,又要尊重群眾和基層的首創精神。他還特別指出,「現階段推進改革不僅要繼續解放思想,轉變觀念,在很大程度上要觸動利益。如果利益格局固化了,經濟社會發展就缺乏活力。」

危機催生改革。中國從來是被災難和危機逼上改革的「梁山」。上世紀70年代末是「文革」的災難推動政治和經濟的改革;當前是兩極分化導致的民生風險與社會風險,引發對法治與人權的需求日益增長。

現在推動法治、人權進步的力量,在我看來,主要是來自民間的群眾維權活動和公民社會的發展,經由他們積極推動,與執政黨內銳意改革的力量結合,上下互動,政治體制改革,包括法治的進步才有希望。

值得重視的是,來自民間社會的改革力量正在崛起。其中一些社會階層 (特別是失業的農民工、失地的農民、被掠去祖上房產的市民以及下崗工人等等)在改革開放中被邊緣化為經濟上、政治上受壓抑的弱勢群體,未能公平地分享改革成果,反而利益受損。正因為政治改革的正確方向符合這些階層的權益,因而他們是今後推進進一步改革的主要動力。他們或自發或自覺地強烈要求實現公平正義的政治改革和法治改革。

「孫志剛事件」曾是民間維權力量推動人權保障的標誌性事件。顯然,中國人權保障的進步,將更多有賴於公民社會自下而上運用社會權力的推動。現今,中國互聯網用戶有5億多,他們已初步形成虛擬的公民社會,成為日益強大的民意群體。互聯網突破傳統上對言論的過度限制,促成分散的個人在網上形成有共同追求和相互聯繫的意見群體,形成社會輿論和集體行動,形成民眾由下而上影響政治的渠道。這是近幾年來網絡參政呈現出的路徑特點。

網絡的開放透明能使惡人作惡時心存顧忌,使正義多一個實現通道。網絡輿論在揭露官員的侵權行為和貪腐現象、監督政府依法執政等方面,正在發揮國家權力不可代替的巨大作用,這一點也得到了相關主管部門的肯定。

伴隨著群體性事件的勃發,一個應當高度關注的社會新動向是:人民維權意識大覺醒,合理合法的維權活動此起彼伏,它既是社會矛盾與危機的徵兆,如能正確引導,也是推促改革前行的巨大社會動力。現今的維權活動已呈現出如下一些特點:

維權主體,由個人冤假錯案的上訴,發展為各界的民眾維權;由少數民間精英的維權活動變為社會大眾的維權活動;由社會底層的上訪者,擴及消費者、企業家、律師、作家、記者以及公務員,而且組織水平明顯提高(如出租車司機)。公共事件中公眾參與漸成慣例。

維權領域,由單純私人利益擴展到公共利益(如環境權);由公民的私權利(土地權、財產權、人身安全權、就業權、知識產權、名譽權等以及宗教信仰權等),發展為公民的公權利—政治權利(如選舉權、知情權、監督權、表達權等等)。

維權能量大有增強,社會維權者的法治意識、集體意識以及組織能力都有所提高;開始懂得運用法律武器開展理智的合法鬥爭;利用現代傳媒特別是互聯網溝通協調的能力增強。壓制維權者的成本越來越大,這也促使利益相關方由對峙走向平等對話。

社會各界對公民維權活動也越來越支持,媒體和法律專業人士在維權活動中的作用越來越顯著,公民和非政府組織的維權行動,是行使公民權和社會權力、直接參與政治、監督政府的過程。公眾維權促使政府更加關注民意民利。

人民群眾通常也都是遵循法治的軌道, 只要個別部門和地方政府不是採取漠視或打壓的態度,能妥善回應,在事前和事中通過理性的協商調解,改變措施,調整政策,或懲處責任人,就不僅能化解矛盾,平息事態,也能提高公眾對政府的信任度,促進政府改革。

如果我們能依靠來自社會的改革動力,重視自下而上的人民參與,政治改革的步子就可能加快。

      責任編輯:曾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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