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網訊】編者按：人心齊，泰山移。要全面深化改革開放，凝聚改革共識很重要。我國改革已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凝聚改革共識的難度加大。越是這樣，越需要下功夫盡可能廣泛地凝聚共識。為此，《求是》2013年02期刊發下面四篇文章，以期對讀者的思考有所幫助。
我們需要什麼樣的改革
■孫煜華
近年來，改革話題一再成為輿論熱點。圍繞改革的議論中，「凝聚改革共識」始終佔有重要地位。討論形成的最大共識，是「必須改革」這個判斷，而對「改什麼」和「怎麼改」，則爭議比較大。也就是說，誰都贊成改革，關鍵是回答我們需要什麼樣的改革。
黨的十八大報告的第三部分，寫的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全面深化改革開放的目標」。在黨的全國代表大會的報告中規劃改革開放的目標，這還是第一次。
十八大報告是這樣寫的：「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必須以更大的政治勇氣和智慧，不失時機深化重要領域改革，堅決破除一切妨礙科學發展的思想觀念和體制機制弊端，構建系統完備、科學規範、運行有效的制度體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這應該是深化改革開放的總目標、總要求。接著，報告從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五個領域分別提出改革的目標和要求。
這就是對「我們需要什麼樣的改革」的明確回答。
顯然，我們需要的改革不是「另起爐灶」，不是「推倒重來」，而是要破除弊端、完善體制機制，構建系統完備、科學規範、運行有效的制度體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明確這一點至關重要。
毋庸諱言，有些人想要的不是這樣的改革。中國改革開放的巨大成就，明明是黨領導人民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取得的成功，在他們那裡卻被說成是學習和實踐西方「普世價值」的結果;中國應對重大自然災害、重大風險挑戰的出色表現，分明一次次彰顯了中國的制度優勢，卻被說成是「普世價值」的兌現;同樣的社會問題、社會現象，如群體性抗議事件等，發生在西方國家就被認為是正常的，甚至是自由、民主、人權的體現，而發生在中國就被視為「社會制度弊端」造成的，是所謂「社會危機」的表現;他們看不到當今世界中國「風景這邊獨好」的事實，卻在宣揚中國只有接受西方「普世價值」，與西方民主、憲政等觀念、制度接軌，才是改革，否則就是不改革，就沒有光明前途。在他們眼裡，中國最近這10年是改革停滯甚至倒退的10年，10年來中國改革發展取得的輝煌成就和歷史性進步根本不入他們的「法眼」。
這是在改革定義上的根本性分歧，他們所講的改革與我們所搞的改革完全不是一回事。
鄧小平同志曾經深刻地指出：「我們的現代化建設，必須從中國的實際出發。無論是革命還是建設，都要注意學習和借鑒外國經驗。但是，照抄照搬別國經驗、別國模式，從來不能得到成功。這方面我們有過不少教訓。」冷戰結束後，不少發展中國家被迫採取了西方模式，結果黨爭紛起、社會動盪、人民遭殃，至今都難以穩定下來。中國決不能走那條路!我們的改革是有方向、有立場、有原則的，是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不斷前進的改革，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和發展的改革。經過30多年改革開放大潮洗禮的中國，不會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會走改旗易幟的邪路。我們堅信，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化，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斷發展，我們的制度必將越來越成熟，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必將進一步顯現，我們的道路必將越走越寬廣。我們就是要有這樣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凝聚改革共識也必須建立在這樣的自信之上。
凝聚改革共識難在哪裡
■孫劍
當今中國，經濟體制深刻變革、社會結構深刻變動、利益關係深刻調整、思想觀念深刻變化，凝聚改革共識的難度明顯加大。
為什麼改革共識難以凝聚?
區域發展不平衡產生不同的改革訴求。我國地域遼闊，地區間資源稟賦差異很大，改革開放以來的發展也很不平衡。東南沿海地區得改革開放風氣之先，經濟發展較快，開放程度較高，特別是市場發育程度較高，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發揮較為充分。這些地區的改革訴求是強調市場取向，強調更少的政府干預和更多的企業自主權，主張能交給市場管的都放手交給市場，形成「小政府、大市場」格局。而中西部地區則不同，由於市場經濟尚未得到充分發展，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對經濟活動的調節功能還不靈，經濟發展還離不開政府的組織、主導和推動。他們的改革訴求是來自中央政府更多的投資項目、轉移支付和優惠政策，對市場取向的改革則體會不深、要求不強。
不同利益群體的改革訴求也不同。改革開放初期，改革「紅利」全民受益，即使獲益並不均衡，但總體上是普惠性的，大家的生活都在往上走。隨著改革深化，利益格局深刻調整，社會階層出現分化。市場經濟有其自身弱點和消極方面，市場機制主要解決的是經濟效率問題，而不能解決事實上的社會公平問題。在市場機製作用下，收入差距自然出現，而且持續擴大，加劇了很多人的焦慮感、不公平感和失衡心理。利益不同，立場自然不同，看法和訴求也必然不同。
多元化時代的多種聲音。在中國融入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西方文化和價值觀念也悄然入侵，與中國本土文化和價值觀一道形成多元文化、多元思想的格局。西化的改革思想、本土激進的改革思想以及本土保守思想交織在一起，對於中國是否需要改革、走什麼樣的改革道路、哪些領域需要改革、先改什麼、後改什麼等等問題爭論不休，莫衷一是。顯然，在這樣一個多元文化、多元思想、多元價值觀的時代，改革共識的形成難度大增。
那麼，該怎樣凝聚改革共識呢?
凝聚共識需要各界高度的歷史責任感。改革共識源於最高決策層的決心、執行層的責任心、利益集團的良心和民眾的信心。最高決策層的改革決心是大國崛起、民族復興的希望所在，執行層的責任心和利益集團的良心決定了改革能否衝破阻力順利推進，民眾的期盼和信心是決策層改革的動力和激勵。上下齊心，其利斷金。凝聚改革共識要求社會各界都懂得國家好、民族好、大家才會好的道理，始終將國家和人民利益置於首位，摒棄狹隘的部門利益和小集團利益，獲利群體尤其應樹立回饋社會的改革理念，主動走出利益藩籬，讓改革的成果更公平地惠及每個人。
凝聚共識需要求同存異。不同地方、不同群體、不同領域、不同方面，會有不同的想法，那就要思考哪些是可以「求同」的，哪些是可以通過做工作轉化為共識的，哪些是可以繼續「存異」的，並從中發現最大「公約數」，最大程度地形成共識。凝聚共識需要全社會廣泛參與。改革不是單方面的政府行為，而是政府、專家、人民群眾集體智慧的凝結，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反覆磋商形成的最佳方案。只有利益相關者意見趨於一致，才能凝聚改革共識，形成改革合力。
凝聚共識需要改革取得新突破。改革不能空談，改革需要實幹，改革必須在一些重要領域取得突破性進展，讓人們看到黨和政府改革的決心和成效。一系列民生難題依然在困擾著百姓，也在考驗改革者的勇氣和智慧。只有這些領域的改革率先取得突破性進展，才能凝聚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改革共識，才能以高度的共識推動其他領域的改革。
扣準社會脈搏是凝聚改革共識的重要前提
■李艷玲
改什麼?怎麼改?這是在討論改革共識時必然會面對的問題。要回答這兩個問題，離不開對我國社會基本情況的評估。顯然，這種評估如果不同，對改什麼、怎麼改的看法就會不同。當前，之所以凝聚改革共識難度加大，一個重要原因是人們對我國社會基本情況的分析判斷存在很大差異。
前不久有人指出，當前我國經濟社會矛盾幾乎到了爆炸的臨界點，「整個社會猶如火山」，「面臨破裂潰散的危險」。這種觀點引起許多人的關注，在得到一些人追捧的同時，也受到人們的質疑。黨的十八大報告對剛剛過去的十年是這樣評價的：「我國經濟總量從世界第六位躍升到第二位，社會生產力、經濟實力、科技實力邁上一個大台階，人民生活水平、居民收入水平、社會保障水平邁上一個大台階，綜合國力、國際競爭力、國際影響力邁上一個大台階，國家面貌發生新的歷史性變化。人們公認，這是我國經濟持續發展、民主不斷健全、文化日益繁榮、社會保持穩定的時期，是著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人民得到實惠更多的時期。」
為什麼會有如此不同的評價?我們不相信作出「臨界點」評估的人全是別有用心，但做出如此判斷究竟有什麼根據呢?
可能性最大的，是這種判斷的根據來源於網絡輿論。中國的互聯網可能是世界上最熱鬧、最嘈雜、最輿論化的網絡。網上眾聲喧嘩、輿情洶湧，成了境內外有些人評估中國社情民意的主要根據。
網絡作為輿論平台，確有積極、正面的作用，如參與公共事務、進行輿論監督等，是不容忽視的社會情緒「晴雨表」。但網絡輿論同時具有負面聲音易成強勢的特點，越是負面新聞、負面事件、負面話題越有吸引力，越是對現實不滿的人越有發帖衝動，越是反傳統、反主流、反權威的聲音越能贏得喝彩，網上各種輿論交鋒中常常是負面輿論壓倒正面輿論，理性、溫和、正面的聲音常常遭到狂轟濫炸、排斥打壓，以致沉默不語。網上言論通常比較感性化、情緒化、簡單化，具有明顯的非理性色彩，網民發議論往往僅憑個人好惡和直觀感受，一些人在表達方式上也呈現出偏激、粗俗的傾向。網絡輿論的從眾性和跟風效應也非常明顯，一種輿論傾向一經形成，往往會急速傳導和擴散，造成大的聲勢，繼而進一步強化跟風效應，導致集體性的認知失真、反應過度，至於議論的事實是否清楚、判斷是否正確，已經變得不再重要，甚至謠言也會被信以為真、反覆傳播。所以，如果你沉溺於網絡，充斥你視野的就會是大量的矛盾、問題和不滿，是難以忍受的陰暗面，如果你不能客觀、理性地思考，那麼，作出消極負面的判斷也就不奇怪了。就有網民在帖文中表達上網感受：「如果不是我依然好好地生活在這裡，並且親眼看到周圍絕大多數人活得還算湊合，我會以為中國這個地方是人間地獄。」
讓我們回到現實生活中，看看近期發生的三件事：一是，全國假日辦發佈的《2012年中秋節國慶節假日旅遊統計報告》顯示，2012年中秋節、國慶節8天假日期間，全國共接待遊客4.25億人次，實現旅遊收入2105億元。長假期間各大旅遊景點人滿為患、花錢買罪受的情景還歷歷在目。二是，2012年「11月11日」這個被戲稱為「光棍節」的日子，在電商的促銷推動下變成了一個「網購狂歡節」。這一天，僅天貓和淘寶經支付寶完成的交易額就高達191億元，其中天貓只用13個小時就突破100億元銷售規模，刷新了全球電子商務百億銷售用時最短紀錄。三是，據業內人士估計，2013年元旦3天假期，全國電影總票房高達3.3億元左右，相比去年同期起碼翻了一番。我們很難想像，如果「整個社會猶如火山」，處於爆炸的「臨界點」，人們怎麼會有心情去旅遊、去購物、去看電影?
一個是網上虛擬空間的喧嘩聲，一個是現實生活中數以億計的人們親身參與的事實，哪個更真實?答案應該是清楚的。中國社會的主流人群，是那些每天急匆匆上下班的人們，是工作崗位上忙碌操勞的員工，是超市裡推著購物車摩肩接踵的男女，是節假日裡公園及景點熙熙攘攘的遊客，是為了改善生活而離家外出辛苦打工的農民工。他們在網絡世界，是沉默的大多數，卻是現實社會的主體。單憑網上的喧囂就作出對中國社情民意的總體判斷，是非常不靠譜的，極有可能弄出大笑話。
還有一件事尤其值得注意，2012年3月19日，中國國家互聯網應急中心發佈的《2011年中國互聯網網絡安全態勢報告》指出：2011年美國以9500多個IP地址控制中國境內近885萬台主機，有3300多個IP控制境內3400多家網站。他們經常在網上發表言論，傳播西方思想文化和意識形態，詆毀和批判中國主流意識形態和民族文化，片面渲染、刻意放大我國的各種問題，甚至製造各種社會謠言，煽動人民的不滿情緒。例如，質疑中國經濟、唱衰中國的聲音一直不絕於耳，或斷言我國「經濟增長引擎已經熄火」，或指責我們「國企壟斷」、「不公平競爭」，或渲染我們「企業借款減少」、「地方債務風險巨大」，或炒作我們「貧富差距世界最大」、「面臨巨大社會風險」，等等。雖然「唱衰論」一次次在我國發展進步的事實面前不攻自破，但這些聲音仍然對國內一些人產生影響，有人甚至不辨是非、跟著起哄。很顯然，互聯網已經成為一些西方國家輸出其價值觀和制度模式，對其他國家進行思想文化滲透，甚至策動「顏色革命」的利器。
因此，對網絡輿論必須做冷靜的分析。當一種聲音出現時，要想一想它代表了哪些人，又能代表多少人，切不可聽風就是雨，自亂陣腳。
中國發展到現在，確實面臨不少嚴峻的挑戰，前進道路上有很多困難和問題，諸如發展中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問題依然突出，產業結構不合理，城鄉區域發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較大，社會矛盾明顯增多，反腐敗鬥爭形勢依然嚴峻等。對這些困難和問題，黨和政府是清楚的，對解決這些問題的緊迫性也有深刻的認識。毫無疑問，解決這些問題必須深化改革開放。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主政伊始就反覆強調，改革不停頓，開放不止步。最重要的是，我們的改革是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不斷前進的改革，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既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這，才是我們凝聚改革共識的基本遵循和大方向。
多想想怎麼辦
■劉雲川
中國的改革，總會面對兩個基本問題：一是對當前存在的問題怎麼看，二是拿這些問題怎麼辦。前者更多觸及的是思想認識層面，注重的是對不對、該不該的價值判斷;後者更多探求的是改革的實踐路徑，注重的是能不能、行不行的解決方案。這兩個問題，不僅存在於改革之前，也貫穿於改革的全過程。
應該看到，歷史上所有的改革，都無法迴避怎麼看的問題。改革離不開人們對國家和社會現狀的思考，往往首先在思想認識領域掀起波瀾，引發爭論，伴隨不同程度的思想解放，進而促成改革的具體行動。沒有這種思考、爭論，改革往往就難以啟動和推進，這是一個客觀規律。同時，另一條改革的基本規律是：不拿出解決方案的改革，是無法成功的。
中國的改革已經進入深水區。經濟、政治、文化、社會、民生等領域都有大量問題凸顯出來，需要想辦法解決。對這些問題，存在著不同的認識和看法，有些問題意見分歧很大。對改革面臨的問題，對存在的爭議，我們需要經常進行反思，有時需要多一些批評性的意見，這本身沒有錯。但是，不論我們的願望如何美好，批判的理由如何充分，解決這些問題光說不行，關鍵是怎麼做。正如馬克思在《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中所說的：「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我們談論改革問題，不能只想應然，不問實然;不能光想怎麼看，更要多想想怎麼辦;不能只想對不對、該不該，更要多想想能不能、行不行。在很大程度上，改革措施的針對性決定操作性，操作性決定可行性。有了針對性、操作性、可行性，我們的改革才能成功。
非實幹不能興邦，這在古今中外的歷史中都得到了證明。兩千多年前的春秋戰國時期，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名家等諸多思想流派，都對這個禮崩樂壞的亂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改革建議。但到戰國結束時，改革效果最好的是法家。法家為什麼成功?因為當儒道墨各家都在執著地批判現實，講仁義、講天道、講非攻，卻拿不出解決現實問題的具體辦法的時候，法家一下就抓住了在亂世中生存發展的要害：加強中央集權和富國強兵，並堅決推出了軍功授爵制等具有現實針對性的變法措施。日本開始明治維新之時，距1853年美國「黑船」叩開日本大門不過十餘年，國內對改革的意見並沒有達成一致，思想啟蒙實際上也尚不充分，但日本並沒有在徹底解決思想爭論之後才去進行改革，而是實踐先行，迅速出台了一系列務實有效的改革措施，很快成為亞洲乃至世界的一個先進國家。19世紀中期普魯士的俾斯麥改革所以成功，也是因為這位「鐵血宰相」不尚空談，拿出的改革措施條條服務於德意志民族統一的現實目的，條條通往普魯士的強國之路。很顯然，能夠放下「怎麼看」，把注意力集中到「怎麼辦」 上來，是這些改革能夠成功的重要原因。
我們經歷過許多理想主義色彩濃厚的改革運動，基本上都失敗了。任何改革，都不能僅僅停留在理想和價值層面，不可能在徹底解決思想領域的論爭，解決價值層面的衝突後再去進行。如果那樣的話，就可能錯過改革的最佳時機。民國時期，那麼多的學者，那麼多的思想流派都提出了自己的治國之道，並為之爭論不休，以致胡適呼籲要「多談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但最後解決問題了嗎?只有共產黨解決了怎麼辦的問題，那就是實行土地革命，贏得了佔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的支持，所以中國革命成功了。中國改革之初，鄧小平就提出「不爭論」的重要思想，沒有這一招，改革不可能順利推進。改革不能失去理想，但是，理想本身並不能解決實現理想的問題。夢想的天空裡永遠建不起輝煌的大廈，只有植根於現實的土壤，真抓實幹，理想才有實現的希望。
多想想怎麼辦，也有助於確立正確的思想方法，提高我們的認識水平。對許多問題，只有在務實辦的過程中才會明白實際情況的複雜性，才會懂得辯證看問題的必要性。有些觀點和口號，聽起來很美好，但往深裡想，實際上是行不通的，實行的結果很可能是禍國殃民。中國的很多改革，都是先試點，成功了再推廣，這避免了很多彎路。正確思想方法的精髓就是實事求是，必須力戒主觀主義、本本主義，力戒脫離實際、好高騖遠，力戒片面性、情緒化。思想方法搞對頭了，困擾我們的許多思想認識問題就會比較容易解決。
多想想怎麼辦，還有助於擱置思想爭議，先集中精力解決實際問題，而把是非功過留給歷史來評判。在中國改革的過程中，那些不得不改的改革、背水一戰的改革，往往是最成功的，像農村聯產承包的改革、發展多種所有制經濟的改革、國有企業「抓大放小」的改革、國有銀行的改革等。因為在嚴峻的現實面前，解決問題的需要特別迫切，人們只能把思想認識上的分歧放在一邊，直接考慮做什麼、怎麼做的問題，這就自然而然地破除了思想認識障礙，迅速達成了改革共識。歷史地看，改革措施對不對、好不好，在當時往往難以得出最終結論，實踐才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改革開放以來，我們搞聯產承包責任制、搞經濟特區、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當時不是沒有不同看法，但後來的實踐證明這些舉措都是正確的，都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創舉。如果我們還一直陷在「怎麼看」裡面打轉，改革的成功不可想像。
摸著石頭過河，是中國改革基本的方法論。改革是前無古人的嶄新事業，是在沒有前人經驗和教訓可以借鑒的前提下進行的。改革的路怎麼走，沒有人能告訴我們現成的答案。這就決定了我們的改革，很多時候在思想認識問題上只能求同存異，先到實踐中去摸石頭、找規律。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說法，摸著石頭過河就是摸規律，從實踐中獲得真知。下一塊石頭怎麼樣，我們不知道，還不好下結論。可是，如果不伸出摸石頭那隻手，河就永遠過不去。改革開放必須堅持摸著石頭過河這個正確的方法論，在不斷探索中推進。
今天的中國已經是一個多元化的社會，利益的多樣化使得對改革的價值評價也肯定是多元的。要求一種改革方案、一項改革措施能夠滿足所有人的利益和訴求，贏得所有人的正面評價和支持，已經是很難很難了，對改革設計者來說也不公平。改革中應該做的事情很多，但現階段能夠做的事情可能就那麼一兩件、三五件，最適合我們幹的事情也可能只有那麼一兩件、三五件。只有一步一個腳印，把能做的事情先做了，想做而暫時還做不到的事情才有完成的可能。不要幻想一夜之間解決所有的問題，那是空想，不符合客觀規律。
批判很容易，干實事很難。中國的改革，需要社會輿論的包容態度，更需要實踐領域的務實精神。在怎麼看的問題上，我們光有一腔熱血、滿腹牢騷沒有用，不妨來個換位思考：如果這事歸我管，我該怎麼辦?認真地這樣想一想，也許看問題就不會片面、偏激，就不會簡單化、絕對化，凝聚改革共識也許就不會那麼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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