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網訊】據新京報報道，由美著名學者傅高義先生撰寫的全面研究鄧小平執政生涯的著作《鄧小平時代》，於昨日上午在北京、深圳、成都三地，聯合舉辦了簡體中文版的首發式。
該書對鄧小平跌宕起伏的一生以及中國驚險崎嶇的改革開放之路作了全景式描述。作者以豐富的史料、國內外重要的研究成果、檔案資料和為數眾多的獨家訪談為基礎，對鄧小平個人性格及執政風格進行了深層分析，並對中國改革開放史進行了獨到的闡釋。
全書人物、事件眾多，既有對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陳雲等人相互關係的細緻解讀;又有對三中全會、權力過渡、中美建交、政改試水、經濟特區、一國兩制、九二「南巡」等重大事件和決策的深入分析;作者力圖使人物言行符合歷史情境，對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亦時有獨特看法。此書一面世，即被學界譽為鄧小平研究「紀念碑式」的著作。
十年著成一書：向世界介紹中國
傅高義於1930年出生在美國俄亥俄州的一個猶太人家庭，是哈佛大學的資深教授，美國人文社會科學院院士。1973年以後，他接替費正清先生任哈佛大學中國問題中心主任，從事中國問題研究歷時50年之久，被稱為哈佛的「中國先生」。在《鄧小平時代》一書中，他表明要以客觀立場，擺脫意識形態局限，通過自己獨立的觀察和思考，向世界介紹中國。
《鄧小平時代》一書是傅高義傾盡十年的心力撰寫的。三聯書店總經理樊希安在首髮式上感慨地說：「使我感動和敬佩的是他十年磨一劍，用十年時間寫一本書，寫一本大書的這種精神。回想我們當下，有的學者不是十年磨一劍，而是一年磨十劍，學術心態非常浮躁，更顯得傅高義先生堅持精神的難能可貴。」
為了更深入地瞭解中國，傅高義先生在70歲高齡時還堅持每天學習3個小時漢語，現在他已經能夠講得一口流利的漢語。他對《鄧小平時代》中文版修訂，則極為嚴格精細，書稿譯成中文以後，他分別寄給國內的10餘位專家和學者閱讀。所謂閱讀就是請同行提意見。然後他再參考這些中文意見修訂英文原稿，同時又由譯者將英文修訂版再度翻譯成最後的中譯本。
這部書也是寫給中國人的
在談到撰寫這本書的初衷時，傅高義說：「我想美國人應該多瞭解中國。我個人當時決定，改革開放那個時期的中國改變這麼大，應該讓美國人瞭解這個變化是多麼大。於是我就寫了一個《鄧小平時代》這本書。」但此書在進入中國讀者的閱讀視野時，擁有了另一種價值，它也是中國人瞭解中國當代歷程的書。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社長甘琦回憶說，當她首次接觸到這本書的英文初稿時，便不由得感慨，其實，這部書也是寫給中國人的：「因為每翻開一章鄧小平以及那個時代的重要人物，他們波瀾起伏的經歷的時候，都會情不自禁地聯想起同時期個人意識中的種種變遷，並獲得重新玩味這一切的靈感。」
鑒於對中國長時間的熱心關切與嚴謹研究，傅高義對中國人的歷史經驗有感同身受的體會，故而，對中國過往三四十年的時代氣氛的把握較其他國外學者更為準確。因此，不少學者認為，《鄧小平時代》在全國上市的意義尤其不同尋常，因為，這裡才是這些故事發生的歷史現場。
對話傅高義：理解鄧小平與鄧小平時代
新京報：你個人的經歷以及你看待歷史的方法中，有哪一部分能夠幫助你理解鄧小平這個人物?
傅高義：我本人是研究過日本和日本的經濟發展的，曾在日本、韓國、中國香港學習，教過關於東亞企業發展的課，所以瞭解亞洲先發展國家的經濟從不發達到發達的經驗。
第二，八十年代，我正好在廣東，廣東的經濟委員會請我去帶企業，在全省跑來跑去。後來寫鄧小平，意識到廣東是他的改革實驗發生的地方，我正好在廣東看過他的實驗，這是另外一個優勢。
還有呢，以前我沒有在美國政府工作的經驗，只當過小兵，也去過朝鮮，但真正有政府工作經驗是1993年到1995年。我看了不少領導人，包括美國的領導人，看到他們每天面臨的工作，也看了外國人是怎麼考慮問題——看政府面臨的實際的工作，很多學者沒有參加政府工作的經驗。
還有就是我認識一批亞洲其他國家和地區的領導人，比如李光耀，中國台灣的一些領導人，還有對韓國的樸正熙我也做了一些研究。我想這些經驗對我研究鄧小平是特別有用處的。
鄧小平一直在思考體制問題
新京報：鄧小平時代的改革很多都是自下而上地進行的。你認為鄧小平在觀察下面的做法，在思考改革的政策選擇問題上，有什麼獨到之處?
傅高義：我認為鄧小平在新中國成立後一直在考慮制度問題。我現在重看《鄧小平年譜》，他參加了很多會議，討論了很多制度的問題，為了解決某某問題，需要什麼樣的系統與體制的問題。他要瞭解老百姓的看法，當然他自己也能去看，還有很多人能向他說，聽他們的報告。
後來鄧小平的耳朵不太好了，他覺得看報告比聽別人講話效率更高，比如新華社寫給上面的報告，政治研究室的報告。我想合作化、社會主義改造，1955年、1956年的時候，他已經有不同的看法，覺得走得太快，對政策，對體制有一些懷疑，他專門去聽有什麼問題，解決問題應該怎麼做。
還有「大躍進」時期，他去了很多地方，一直跑來跑去，聽地方的幹部談話，查看情況。我認為他最後的幾年不常常到外面去看情況，也可以理解為他身體的原因，因為他已經80多歲了。比方說，1988年對通貨膨脹的問題，他就不夠敏感，不夠瞭解老百姓的情況，如果是十年前他可能會瞭解——這是我自己的估計。
中美兩國彼此都存有偏見
新京報：有一種流行的看法，是認為美國對中國的瞭解遠遠不及中國對美國的瞭解。你覺得在中美的交流中，美國人瞭解中國最大的障礙是什麼?
傅高義：你說中國人對美國人的瞭解遠遠超過美國人對中國人的瞭解，但是我認為，中國人對美國人還存在很多的偏見，並非很瞭解。現在我們正在北大開一個會議，互相之間瞭解在增加。
現在有15萬中國留學生在美國，中美之間的貿易那麼多，可以說，中美兩國在各個層面的交往都在增加，跟此前情況完全不一樣。
但是我承認，後發展的國家學習先發展的國家，的確要比先發展的國家學習後發展的國家多，我想那是很自然的事，日本、韓國，別的國家，都是一樣。
中國從鄧小平時代開始向外國學習，後發展國家經驗的學習不是在非洲，也不是在南美，而是在現代化的國家，我認為這是很自然的事。
美國人對中國其實有很多研究和調查，而且，我認為現在美國的年輕人對中國的確非常有興趣。比如，在哈佛，學西班牙語的學生是最多的，第二就是中文。
還有一個，這是我的看法，你可能不同意，我認為我們開的課，我們的教育中對中國的瞭解程度，不差於中國的學者瞭解美國。有的學者對我說，在很多方面，他們對美國的研究，不如美國學者對中國的研究那麼詳細。
所以從知識分子的層面、專家的層面來說，我不同意你的看法。但是一般地說，我也可以同意，就是說，普通的中國人瞭解美國人，比普通的美國人瞭解中國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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