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網訊】據中國青年報報道，「文化血脈上相容最深，歷史上交往最多，在彼此近代化、現代化的道路上起了重大作用的兩個國家，近代以來卻摩擦最激烈，彼此之間最缺乏信任，目光之間密佈著猜疑，在人類歷史上似乎還找不到與此類似的另外兩個國家。」全國日本經濟學會會長王洛林在1月28日召開的「中日邦交正常化40年回顧與展望」國際研討會上引用一位作家的話來描述中日兩國關係。
2012年是中日兩國建交40週年紀念年，本應成為兩國關係進一步向前發展的契機，卻因日本單方面「購島國有化」導致中日之間的交流活動陷入停頓。參加此次研討會的專家學者冷靜地梳理了中日之間走過的道路，分析什麼才能給彼此國家帶來更大利益，並站在全局的高度上展望了中日兩國未來正常關係的走向。本版將各位專家講話的核心內容輯錄於此，供讀者閱讀、思考。
馮昭奎——拷問歷史 中國強大是友好的根本
中國社科院榮譽學部委員、全國日本經濟學會顧問馮昭奎發表了「中日兩國關係嚴峻形勢的歷史拷問」的演講。他說，亞洲是日本文明的故鄉，從長遠歷史來看日本應正視與亞洲恩人之間的深厚緣分。然而，日本作為一個狹窄、多災的島國，有著強烈的擴張生存空間的意識。在唐朝和明朝，中日間發生過兩次軍事較量，都以日本的失敗告終。上述兩場戰爭顯示了中國的強大。與此同時，經濟數據也表明，從公元1年到1820年，以國際元計算的中國GDP超過日本10倍，說明這段時間的歷史是中強日弱的歷史時期。這段時期留給人們的深刻教訓是，對中國來說，僅僅是先進，不足以使日本追隨，僅僅是強大，也不足以使日本附庸。只有既先進又強大，讓日本既服氣又服輸，中日關係才能太平、友好。
19世紀後半期，中國成為西方列強的犧牲品，貧窮落後的面貌在世界上展露無疑。日本對中國的尊敬和期待隨之煙消雲散。出於追隨先進、附庸強大的民族秉性，日本毅然調轉船頭投奔歐美，實行脫亞入歐。以1868年明治維新為轉折點，日本通過效仿歐美，走上了工業化道路，國力日益增強。然而日本卻又傚法西方列強的殖民主義政策，加上其傳統上的武士道、軍國主義影響，1895年中日關係進入了日強中弱時期。隨後，在1905年的日俄戰爭和 1937年開始的全面侵華戰爭，日本忘恩負義，用侵略者的鐵蹄殘暴地蹂躪了其文明的故鄉。
1945年日本戰敗，1949年新中國誕生，中日兩國告別了一強一弱的兩國關係歷史，開始走向2000年來從未有過的強強型中日關係。戰後，中日兩國走向強大的速度有很大差別。1968年日本成為西方世界第二經濟大國，1950年以國際元計算的中國GDP為日本的1.5倍。然而到了 1973年，日本的GDP相當於中國的1.7倍，人均GDP相當於中國的13.6倍。
提升中國經濟質量任重而道遠
戰後日本經濟增長的奇跡成為影響中國實施改革開放的重要因素之一，1978年鄧小平訪日，稱為學習日本經驗而來，稱現代化的日本是中國的老師。中國實施改革開放以後，中日兩國發展速度逐漸出現逆轉。1979年中國GDP是日本的六分之一，2005年達到日本的50%，2010年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但當年中國的人均GDP仍然只有日本的十分之一。馮昭奎分析說，今後，日本的經濟大國地位還將保持一個較長時期，特別是二戰後，日本經濟不但實現了GDP量的擴大，而且實現了質的提高。是一個量與質兼備的既快又好的國民經濟現代化過程。中科院2010發表的中國現代化報告指出，2007年中國綜合現代化水平在世界排名第七十八位，日本為第二位。馮昭奎說，儘管中國GDP超過了日本，但量的擴大與質的提高還不平衡。近日來頻頻出現的大範圍霧霾天氣警示我們，如何發展中國經濟的質，任重而道遠。
馮昭奎說，中國目前還是發展中國家，與美國相距甚遠。從日本追隨先進、附庸強大、對外來文明具有極強的消化力的民族秉性來看，必然會繼續追隨美國。至於中國的發展，日本人通過媒體，更多地看到的是中國在發展過程中的各種問題。當今，日本對中國的心理可以用三個「感」來概括：失落感(GDP落後於中國)、優越感(中國還是發展中國家)、恐懼感(中國軍事力量崛起)，三個感合起來成為日本對中國的「嫌中感」。
中日關係未來走向
中日實力對比是影響中日關係發展變化的基本參數。馮昭奎預計，中日關係的未來走向很可能再次走到中強日弱的狀態。但至少在目前或更長一段時間，中日間依然保持強強型關係。在這種背景下，雙方可能採取兩種政策：第一，雙方都採取理性、穩健型的政策，實現兩國互利雙贏的良好局面。第二，雙方都採取非理性的強硬政策，甚至以情緒化左右政策，其結果必然是兩國互損雙輸，甚至發生軍備競賽和軍事對抗。哈佛大學一位教授曾預言說，長遠而言，日本可能最後還是不得不靠攏中國。馮昭奎指出，日本從當前追隨美國轉向靠攏中國的長期過程中，是否還要像古代歷史上對中國服氣之前一樣經過戰爭的磨合，這將是今後中日關係中的一個核心問題。中國目前應做的是搞好自己的事情，實現現代化目標，建設好國家。
釣魚島爭端是石原的一個陰謀
就釣魚島爭端，馮昭奎還分析了石原慎太郎的「陰謀論」。他說，鑒於日本在過去的戰爭中擅長使用計謀，使得許多中國人和日本人往往用「陰謀論」來看待日本對外關係中的一些做法。比如說這次釣魚島爭端，很多人認為是石原慎太郎為敵對型民族主義尋找舞台的陰謀。馮昭奎認為，石原挖空心思設計這個陰謀，就是以《日美安保條約》指定的所謂日美協防地區的釣魚島來挑戰中國，中國理所當然會採取維權行動應對日本的挑戰，日本就可以借口中國入侵實現重新武裝。而中日釣魚島爭端一旦控制不住，美國會依據同盟國約定捲入進來，從而引起中美戰爭，導致中美兩敗俱傷，而日本就可以擺脫美國重溫軍國舊夢。將美國拖入戰爭，藉機重振「大日本帝國」，正是石原慎太郎之夢。
楊伯江——戰略互惠 中日沒理由不合作
中國社科院日本所研究員、中華日本學會常務理事楊伯江發表了如何在地區國際層面拓展戰略互惠合作的演講。他說，戰略互惠合作是中日兩國關係發展的正常軌道，地區國際層面的合作對於中日兩國來說大有可為。從歷次中日首腦會談，特別是重要的四個政治文件來看，無不強調戰略互惠合作的重要性。
楊伯江指出，中日戰略互惠合作要遵循以下三點，即要有大局觀、要有時代感、要以亞太地區為重點。
戰略互惠大局觀：負起大國責任
首先，中日戰略互惠合作要有大局觀。「理論上講，日本的敵人應該是美國，它們的經濟水平接近。」楊伯江引用日本戰後現實主義學派鼻祖高阪正堯的話，意在強調中日兩國沒有理由不合作。
中日兩國對「戰略互惠」的解讀有所不同。中方強調的是戰略，日方注重的是互惠。中日兩國不應只看重一筆一筆的簡單交易，而應出於大國的責任，共同為全球和地區的利益作出設計，在實現全球地區利益的過程中實現自己的利益。這樣才是真正的大局觀和戰略風度。
就中國自身來看，日本對華關係應該有充分的戰略自信。如果把中國改革開放的前三十年看成物化(經濟建設)的三十年，那麼後三十年的重點應該是精神層面建設的三十年。其中對外要有國際形象意識，要以勤勞、謙遜、自省等傳統美德與現代國際文明相結合，增加中國的國格魅力，唯此才能實現真正的崛起。中國應充分意識到自己還差得很多，需要學習其他國家包括日本的寶貴經驗。
戰略互惠時代感：需要正和博弈
中日戰略互惠合作要有時代感。楊伯江說，國際間力量對比的變化是絕對的，不變是相對的。如果看看1840年之前中國(以及印度)經濟總量占世界之比，中國經濟規模排序的上升不過是恢復歷史常態而已。日本應當正確對待中國的發展，日本在現代化方面遠遠走在中國前面，在科技、管理、地區合作等諸多方面都領先於中國很多。
隨著時代的發展，外交觀念應做調整。立竿見影地解決彼此間出現的問題不再是外交的唯一宗旨，有些問題在明明知道不可能很快解決的情況下，保持問題的可控、有效管理也應該是外交的宗旨之一。缺乏這樣的時代感、戰略觀、哲學觀，也是日本民主黨做出錯誤決定，堅持所謂釣魚島「國有化」的一個因素。
中日之間的博弈應該是正和博弈。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日雙方空前地有條件合作把蛋糕做大。比如說非傳統安全、節能、環保乃至海上航道安全的維護等，都具有正和博弈的性質。
重點地區是亞太：防止零和博弈戰略互惠合作要以亞太地區為重點。
首先在東亞經濟合作方面。中日間的經濟合作一直是兩國關係的壓艙石，而且合作程度之深已經很難為第三方所取代。日本棄華而就其他，這個其他很難發揮中國市場所具有的重要作用。中國棄日而選擇其他，這個其他也很難發揮日本所提供給中國的所需商品。過去幾年中日合作之間發生的幾件大事值得一提，首先是中日部分貿易的直接結算，特別是中日互相持有國債，從戰略角度來說這表明中日兩國把本國的前途和命運更緊密地與對方的發展捆綁到一起。
從地區層面來說，從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到2008年的次貸危機，每一次危機都促進了中日兩國在地區框架內的合作。比如說前者促成了 10+3合作以及10+3框架下的中日韓的早餐會;後者促成了中日韓機制的制度化，在清邁倡議的基礎上，擴大了多邊貨幣互換基金規模，為地區乃至國際的金融穩定作出了重要貢獻。
當下的關鍵問題是，東亞乃至亞太合作機制的構建問題，日本的考慮摻雜著大量對美國的非經濟因素。鑒於日美關係的現實，不妨考慮將以下合作齊頭並進：包括東盟10+3(東盟10國+中日韓3國)、RCEP(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中日韓FTA(中日韓自由貿易區)、TPP(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議)。
其次，在安全上如何推動地區安全融合。這裡既有歷史原因，也有現實背景。歷史原因是，中日安全上的合作遠不如經濟合作深厚，特別是缺乏戰略互信。現實背景是，中日間實力對比發生了迅速變化，而且在政治安全領域的合作還有美國因素。目前，亞太安全是一個二元結構，即美國勢力對非美國勢力。中日關係中，安全明顯不如經濟「先進」，關鍵之一是如何處理「美國因素」。從美國的影響力、日美關係的現實看，不可能撇開美國。
2007年2月，美國國會研究局曾提出東亞戰略報告，提到美國面臨的七大戰略挑戰。排在前兩位的並非是非傳統安全和國際恐怖襲擊。而是第一，中國在東亞採取的全面排斥美國的政策，把美國踢出東亞。第二，日本在經濟上採取排斥美國的政策，在經濟上把美國踢出東亞。可見，美國對東亞是比較執著的。基於這樣的現狀，是否可以考慮建立一個不排斥美國的地區組織，不僅是東亞的，還是亞太的，這個組織不僅僅包括經濟功能，還包括安全功能。這樣可以最大限度地防止中美日三國陷入零和博弈。
宋磊——借助「道義正資產」創造性地解決歷史難題
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宋磊認為，經濟關係雖然是中日關係的壓艙石，但最重要的那塊壓艙石可能是道義關係。他說，中國和日本絕不僅僅是經濟利益的關係，從建交之後一直有個道義關係的存在。在建交過程當中中方是講了道義的，日方也作了投桃報李的回饋。建交後中國在一窮二白的情況下，還是以優惠的條件向日方穩定地提供石油資源，日方也給了中方大量的ODA。
中日間的關係絕對是特殊的國與國之間的關係。這是上一輩的政治家留下的非常寶貴的外交遺產。如果我們把這樣重要的外交遺產全部放棄，只是赤裸裸地談經濟利益的話，實際上是把中日關係庸俗化了。我們今天總講中國抵制日本或日本抵制中國會如何如何，實際上日本這樣的國家基本上是內需主導的，儘管不會崩潰，但徹底離開中國會受到沉重打擊。中國離開日本也一樣。經濟確實重要，但重要性只在平常發揮作用，真正進入困難時期，經濟就遠遠不如政治重要。從這個意義來講，進入困難時期，就得講政治，講道義。
在講政治的過程中，雙方有一個重要的政治遺產或外交遺產，那就是雙方的外交關係當中是充滿道義的。比如說，中國民間和日本民間有許多長期致力於中日友好的人。對這些人來說，那就是一種「宗教信仰」，這個才是支撐著中日關係經歷困難發展到今天的最重要的東西。正是由於中日關係當中有著這麼一個重要的道義正資產，所以中日才有可能創造性地解決歷史難題。雖然現在解決起來比較困難，但想得遠一點兒，如果難題一旦解決了的話，我們對世界和平的貢獻甚至會超越德法解決難題給歐洲和平帶來的貢獻。
在中日關係出現問題的這一段時間裡，未能把冷靜的觀點與聲音及時傳播給大眾，是國內國際關係學界和中國日本學界做得不夠的地方。
江瑞平——升級經貿關係 為穩定中日關係釋放正能量
外交學院副院長、全國日本經濟學會秘書長江瑞平發表了「關於積極推動中日經貿合作轉型升級的思考」的演講。
江瑞平認為，當前的中日關係應該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來分析。中日恢復邦交40年來，經貿關係獲得了全面發展，同時也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在眾多變化當中，最重要的、最值得關注的是中日經濟實力對比關係和相互依存地位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其中，中國國力的提升和日本的下降，速度之快、幅度之大使雙方都產生了嚴重的不適應，從而對雙邊關係的戰略定位、策略選擇都不可避免的產生失誤，甚至嚴重失誤。
經貿關係未能與政治關係形成良性互動
恢復邦交40年來，中日經貿關係產生了很多成效，同時也累積了很多問題。最大問題是經貿合作遠未能與政治關係形成良性互動，遠未能對中日關係的整體穩定和發展釋放足夠的正能量。目前的實際情況是，經貿合作不僅未能保證政治關係穩定，而且一旦政治關係出現波折，陷到低谷，經貿合作還要受到嚴重的損害，出現停滯甚至倒退。2012年下半年，由於釣魚島問題導致中日關係出現嚴重波折，雙邊貿易減少了7.3% ，其中日本對華出口減少了11%，這種狀況充分說明，雖然經歷了40年的發展變化，中日經貿合作與雙邊經貿關係的基礎依然十分脆弱，依舊極不穩固，必須推動其戰略轉型升級。
經貿關係轉型升級的八個層面的思考
推動中日經貿關係轉型升級有八個層面的思考。前三個層面主要是戰略層面，後五個層面是策略層面。
第一，讓經貿合作釋放維護中日關係穩定的正能量。當今國際關係包括雙邊關係所顯現的主要趨向，就是經貿合作相互依存和經濟互利越來越成為化解矛盾和穩定政治關係的堅實基礎。非常遺憾的是，中日間如此緊密的經貿合作，如此高度的相互依存，如此廣泛的共同利益，並未能對中日關係的整體穩定釋放足夠的正能量。這就需要我們進行深入思考，甚至是深刻檢討。
當一個國家經濟形勢不好、國民對現狀不滿時，政治家可能採取兩種截然不同的方式來爭取選民。一種是通過渲染外部威脅，甚至挑起對外事端來轉移國民視線，轉嫁國內矛盾。另一種是通過擴大對外經貿合作，帶動經濟回升，給國民帶來更多的福祉，從而來贏得更多的選票。就中日而言，負責任的政治家顯然不應該選擇前者。
第二，讓中日經貿合作和政治關係形成良性互動。即從政治服從經濟轉變為經濟服從政治。在以往很長時期，我們在定位中日關係時，考慮更多的是如何營造良好的政治氛圍，促進經貿合作，拓展經貿關係，為雙方穩定的經濟發展服務，政治服從經濟是基本的決策邏輯。現在應該更多地考慮如何通過促進經貿合作，強化經濟相互依存，增大經貿互利共贏，為穩定經貿關係奠定堅實的經濟基礎。
第三，讓廣大民眾充分感知中日經貿合作的實惠。不能忘記日本對華ODA曾對中國改革開放後的中國民眾帶了一系列的看得見、摸得著的實惠。目前日本在華企業通過增加中國就業和稅收為中國民眾帶來了實惠。而對日本民眾而言，對華出口，對促進其經濟增長、增加就業所產生的重要作用也是實實在在的。
第四，增大國債互購，加強財政合作。目前，日本面臨嚴重的財政問題。尤其是在歐債危機持續發酵、美國財政懸崖懸而未決的背景之下，如何維護財政穩定和可持續，更成為嚴重考驗。而加強對華財政合作，增大國債互購規模，無疑會對穩定日本財政，從而減輕日本國民疑慮產生良好效果。
第五，加強匯率協調，緩解升值壓力。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美國逼迫日元升值，對日本經濟造成的巨大衝擊和嚴重損害，迄今陰影猶存。目前在美元、歐元雙雙劇烈波動的背景之下，人民幣和日元所面臨的雙重升值壓力也是共同的。中日應該加強貨幣合作和貨幣協調，因為它對於穩定兩國的出口、增加就業，有著越來越重要的現實意義。
第六，促進相互投資，推動產業融合。日本對華直接投資對促進中國經濟增長、增加就業和稅收所產生的重要作用是顯而易見的。而目前日本卻面臨企業大規模海外轉移導致的產業空心化問題。與中國的走出去戰略相配合，促進中國企業對日投資對緩解日本的產業空心化、增加就業，意義也顯而易見。
第七，發展食品安全領域的中日合作。食品安全出現問題是中日老百姓所深惡痛絕的，在此方面，日本技術先進，監管高效，可供中國學習借鑒。
第八，提升節能、環保領
域的中日合作。近一段時間，中國持續大面積的霧霾污染，引起廣大民眾的強烈不滿。日本的環保體制世界一流，加強中日環保合作，造福兩國廣大民眾，對穩定中日關係意義重大。
高海寬——拉美國大旗嚇唬別人 將使日本政府受到孤立
中華日本學會常務理事高海寬認為，戰略互惠提出者本身有一個明確定位，那就是中日之間不應該再搞對抗，或者是一邊撈取經濟利益，一邊打著戰略互惠的口號進行對抗，這樣只能使中日關係受損。
40年來中日關係取得重大發展的重要經驗是，堅持民間友好，實施官民並舉。今後中日友好依舊要依靠民間友好，官民並舉，如果否定了這一道路，就是否定了40年的歷史，會使兩國關係走上邪路。另一方面，如果一直拉著美國這面大旗嚇唬別人，最終結果是更加使人感到日本在戰略上處於矮子的狀態，越會激起中國人民的反對，也使日本人民脫離日本官方的立場，而使日本政府處於自我孤立的狀態。
當前中日關係的核心問題是釣魚島問題，釣魚島問題不解決，中日關係就難以穩定健康地發展。希望日本的領導人士、政界人士和各界人士要認真學習歷史，認真正確地對待歷史，才能解決問題，否則只會一味地採取鴕鳥政策。
丁敏——日本從未從釣魚島獲得國家利益
中國社科院日本所副研究員丁敏認為，中國從人類社會已經取得發展的框架裡獲得了很好的和平、發展和國家利益，日本也先於中國從這個框架裡獲得了很好的國家利益。這個框架裡有兩個最大的因素：一個是西方工業化向全球的傳播。日本先於中國踏上了這個浪潮，先於中國發展起來，使日本在上世紀 60年代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它享受到了這個框架帶來的國家利益。中國是後於日本發展的，在中國發展的環境中，這個框架後來又發生了變化。第二個因素就是上世紀90年代以來的經濟全球化。兩國在這樣一個框架裡，日本同時也在中國改革開放的框架裡，獲得了很大的國家利益。丁敏說，這要比從釣魚島獲得的國家利益大的多，釣魚島一直在那裡，購與不購都在那裡。但是，日本過去的發展沒有從釣魚島獲得什麼國家利益，中國的發展也沒有從釣魚島獲得什麼國家利益。希望有識之士一定要看清什麼樣的框架才能給兩國和亞洲帶來和平與發展。
黃曉勇——中國仍需謙虛地向日本等發達國家學習
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副院長、全國日本經濟學會副會長黃曉勇說，中國今天已經有了相當的經濟實力和經濟地位，但是我們應該清醒地看到，中國的發展仍然是在人類社會已經取得發展的框架之內實現的，中國在技術、經濟制度、市場方面對這個框架的貢獻是很有限的，中國從這個框架裡得到的東西非常多，但與這個框架所能達到的水平相比還有差距。所以，中國仍然要謙虛地學習，需要向包括日本在內的發達國家學習。
在目前中日關係困難的時刻，對未來充滿期待的人們冷靜地探討中日兩國關係穩定的發展非常有價值。中國的發展得益於中國過去幾十年的改革開放，中國未來的發展依然要依靠改革和開放，改革和開放需要一個和平、互助的國際環境。中國和日本是世界上兩個重要的國家，是兩個重要的經濟體，是兩個對未來世界的和平發展擔負著責任的國家。所以兩國應該基於這樣一種認識來討論問題，看待和化解相互之間的分歧，應該在未來的發展中攜起手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