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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民反對拆除有歷史意義的舊樓。 【文匯網訊】據北京晚報報道，與軍隊大院一樣，機關大院文化也是北京大院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新中國成立，中央人民政府以三里河為中心興建了各大部委的辦公地。隨後各個機關大院也相繼建成。這裡也成了新北京高級知識分子最集中的地方之一，由此形成的大院文化獨具的魅力。
在各機關大院中，計委大院很有代表性，從大院陸續走出過21位國務院副總理、國務委員和200多位部長、副部長。當時，計委的紅塔禮堂位列北京四大禮堂之首(其他三個是地質、物資、政協)，紅塔禮堂是那時候北京文藝青年心目中最重要的文藝地標。1978年，新中國成立後首位來訪的西方小提琴大師斯特恩選擇紅塔禮堂舉辦他的獨奏音樂會，小澤征爾首次率波士頓交響樂團來京，首演也是在這裡。
如今的計委大院已有幾分落寞，冬天感覺更是如此，在灰色的天空和枯萎的樹枝映襯下，蘇式老樓越發顯得破敗，很多窗戶已沒了玻璃，用塑料編織袋勉強堵上。一幢灰色的舊樓上掛著「國務院副總理陳慕華舊居」的牌子，從質地上看像是居民自己製作的，牌子旁張貼著一張「呼籲書」細看之下，才知道這幢樓已列入拆除名錄，居民們想留住的或許不僅僅是這幢舊樓，還有他們與新生的共和國一起走過的日子。
不少孩子從中古友誼小學放學出來，邊走邊興奮地說著話，爺爺奶奶們彎著腰傾聽著，不遠處傳來幾聲「別跑別跑，有車」。天色漸暗，一陣油炸帶魚的香味，不知從哪家哪戶飄出，瀰漫在街區裡……
曾經的「貴族大院」
地處京城城西三里河地界的國家計委大院建於1953年，奇怪的是院子蓋好了卻始終沒有建院牆，只有各個大門前一對磚砌的白色尖頂的「塔式」崗樓，孤零零地佇立了許多年。至於為什麼，誰也講不清楚。起先，大院的四周有鐵絲網，一個連的士兵日夜不停地在那裡站崗巡邏。「大躍進」時，鐵絲網都拿去煉了鋼鐵，警衛也被撤去。以後，大院四周乾脆用水泥方磚鋪成小路並在一邊種上樹，權且當作了「象徵性」的圍牆。
計委大院的整體佈局是學習了蘇聯街坊式住宅的「合圍佈局」一個大的街坊為中心，七個小的「雙周邊」式街坊錯落有致地四面圍繞，把整個大院分割出若干個自然的小院落，非常別緻且有特色。
大院中所有的三層樓房都是棕紅色的木大門，深灰色的青磚牆面，淺灰色的屋頂面瓦，顯得莊重和氣派。院中兩處四層樓房則是中西交匯的建築，方方正正坐落在西側兩個院角處，俗稱「南建委」和「北建委」。
所有的宿舍樓，每個單元裡都建有廚房、衛生間和陽台，並配備了暖氣和上下水設施。四層的宿舍樓除了廚房更寬大外，還加了間浴室。像這樣功能如此完善的住宅，比起北京的四合院住房，算是上世紀五十年代北京城為數不多的豪華住宅了。
大院中的宿舍樓是按幹部的級別分配的：科級、處級幹部可以分到一套二居室，副局級以上的幹部可以分到一套三居室或四居室，並還可配一套一大二小的沙發。正局級以上的幹部家中還可安裝一部電話。那個年代電話並不普及，家中若有電話，幾乎成了一種身份和地位的象徵。
如同社會上那些大而全的大院一樣，計委大院裡的各項生活配套也是自成一體，一應俱全。院中有托兒所、幼兒園，還有為學齡兒童設立的計委幹部子弟小學，現在這個小學的名字是中古友誼小學。如今這個小學在北京很有名氣，已為大院培養了好幾代人，著名節目主持人陳魯豫等都是出自這個小學。
另外，還有專供機關開會、演出和放電影的計委禮堂(如今的紅塔禮堂)。這個禮堂的音響設備和效果在當時的北京城當屬最好的，大藝術家梅蘭芳和音樂指揮家小澤征爾都曾在這裡演出過。尤其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因經常對外放映內部影片而名噪一時。在這裡承載著很多人的美好記憶。如今的很多知名藝術家當年都是這裡的常客。
大院裡有食堂、糧店、百貨公司、公共澡堂，還有郵局、招待所……應有盡有，如同一個小城市。有人開玩笑地說：差個「火葬場」就齊全了。人們不用出院，生活問題就基本得以解決，十分便利。
同所有機關、軍隊大院一樣，計委大院有著自己的特色和文化底蘊。「紅色的濃厚的政治色彩」當是計委大院的一大特點。
計委大院住著近兩千多名機關幹部，這些幹部中有中共建黨初期就從事革命工作的資深老黨員，有兩萬五千里長征的老紅軍，有八年抗戰的新四軍和老八路，有在黑山沃土抗擊日寇13年的抗聯老戰士，還有從朝鮮戰場下來的中、高級指揮員這些曾經戰功那麼顯赫的幹部，每個人的經歷都是一部革命史詩，每個家庭都有著一段故事，那故事有的非常動人、曲折，甚至異常的悲壯和傳奇……
也許計委大院的機關政要太多，也許由於大院的住房水準太過高檔，處處彰顯出「貴族」品質。不知何時起，外界開始把計委大院稱之為「貴族大院」，此名傳播甚遠。對於這一稱謂，無論是褒義的還是貶義的，計委大院的人並不那麼在乎，反倒是大院的孩子們似乎有些得意和受用。因為孩子們在心中，早已在「貴族大院」前面鐫刻上了「紅色的」三個字。
孩子們不比誰的父母官大
上世紀五十年代號召向蘇聯英雄母親看齊,多生孩子的歲月，一家有三五個孩子不算新鮮。有人粗略算過，計委大院總共有近六千個孩子。
計委大院有兩道亮麗的風景線，也是孩子們難以忘卻的共同記憶：
「雨中送傘」每每上下班時下雨，計委辦公大樓前總會聚集著數百個大大小小的男孩和女孩，爭相為在大樓裡辦公的父母送雨傘。孩子們一隻手撐把傘，另一隻手抱著把傘，站滿了辦公樓前的空地。有的小孩還跑到樓前高高的台階上和警衛戰士搭腔說話。雨很大，天也很冷，但那份溫馨的親情帶來的是無限的暖意。
「中午吃飯」每天中午十二點，孩子們上完上午的最後一節課，都急忙背起書包、興高采烈地奔向大食堂等著和父母一起吃中午飯。這時，下了班的幹部們也三五成群地飛奔來與孩子會合，此刻，食堂裡幾十張桌子圍坐滿了大人和小孩，那個場面充滿了愉悅，熱鬧非凡。吃飯聲、嘈雜聲和低低的笑語聲融和成一片，如同一個超大的家庭在一起進餐。那祥和的氣氛，那歡樂與幸福的感覺讓孩子們記憶永遠。
計委大院的孩子很少去比較誰的父母官大，更少去比較誰的「老子」參加革命早晚，相對於軍隊大院的孩子，他們顯得更為單純些。孩子們一起上學，一起玩耍，但從不關心對方家長的身份和官職。
計委大院的孩子，大多數有過身邊沒有父母監護、脖子上掛著把鑰匙、到點兒就去食堂吃飯、做完功課就去拚命瘋玩的經歷；也經歷過與父母一同上「五七干校」、三年饑荒和極左人禍的困擾與磨難。那時，即便像計委這樣「一等一」的國家機關，也拿不出多餘的糧食來填飽他們孩子癟癟的小肚皮。記得當時，年幼的弟弟把自己省下來的半個玉米麵餅塞進我書包的事，那濃濃的兄弟真情，感動我一生。
大院裡的孩子們大致分為兩撥兒：「老三屆」的大孩子和「六九屆」以後的孩子。
「老三屆」的孩子對政治的敏感和關心幾乎到了瘋狂的地步，他們高唱著「老子英雄兒好漢」的歌子，勇猛地衝向社會，自認為自己是最徹底的革命派。但當他們的理想之夢破滅、政治上受到了愚弄後，情緒又變得十分沮喪。他們憎恨透了那位文化革命的「旗手」。直到現在，只要聽到或想起她那句「紅衛兵小將你們好」，眼前就會浮現出她那拉長聲調、裝腔作勢的扭捏之態，便會在心理和生理上產生出直想嘔吐的反應。這些博知、好學的大孩子們，意外地從曾在上海、延安工作過的老爸、老媽那裡獲悉到諸多有關那位「旗手」的醜聞和斑斑劣跡，於是「紅都女郎」之類的許多新聞便最早從計委大院的孩子們那裡傳散開來，以致這些孩子和父母都受到「四人幫」爪牙的追查和迫害，吃了不少苦頭。
隨著形勢的發展，老三屆的這撥孩子絕大部分陸續上山下鄉，去了農村或生產建設兵團，只有少數的孩子當兵或進廠當了工人。大孩子們走後，大院成了他們的弟弟妹妹們的天下。
在那個特殊的年代和環境下，大院湧現出不少鬧騰歡，並在社會也叫得很響的「風雲人物」。這些孩子在大院裡獨領風騷，無人不知、無人不曉。
男孩子中，當屬53門的曹京生。據講，電視劇《夢開始的地方》就是以他的生活經歷為原型創作的，在該劇中，主人公的名字就是用的他本人的名字。
女孩子裡要數趙家的「兩朵花」。院裡孩子還給她們起了「七奶奶」和「八奶奶」的綽號。在孩子們眼中，二位出眾的小姑娘是美麗「女俠」式的人物。她們個子高挑，身材苗條，皮膚也很好，總穿著一身深藍衣裝，頭上梳著齊到耳根的「小刷子」，總愛騎著把車座拔得很高的「二八」自行車，只要蹬上車，一陣風似的呼嘯而過，那個狂勁、瘋勁和靚勁震呆了不少外院「拍婆子」的孩子，還招惹來好幾場大的群架……
轉眼幾十年過去，計委大院的孩子早已長大成人，活躍在當今社會的各個舞台上，而且有聲有色。雖然大多數孩子都是平凡普通的人，但也不乏有許多出類拔萃的成功人士。遠的不說，僅在我生活的小院落就出了將軍劉海南，書法家盧中南，胸外專家(京東第一刀)秦明，金融家姚剛和著名律師何山等等一批事業有成的傑出人物。
如今，計委大院的孩子們都已是年過半百、霜染雙鬢的老人，有的還過上了當爺爺奶奶的晚年生活。
歲月滄桑，世間巨變。當年的「國家計委」早已易幟為「國家發改委」，計委大院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那曾經閃著金光的「大院文化」悄悄地黯然褪色。但在計委大院的大人和孩子們的心中，對大院的美好記憶和濃厚的大院情結永存，在他們的心目中，計委大院是永遠的，那是他們夢開始的地方。
大院「盛產」高官
許多人說計委大院「人傑地靈、人才輩出」，此話倒真不假。
幾十年中，從大院陸續走出過21位國務院副總理、國務委員和200多位部長、副部長。全國頂尖級經濟學家孫冶方、薛暮橋、馬洪、吳敬璉都出自這個大院，從這裡出來的局長和處長們更是多不可數。更讓計委大院自豪和驕傲、並引以為榮的是好幾位黨和國家領導人都來自這個大院，如黨的總書記江澤民，國務院總理朱鎔基，國務委員陳慕華副總理，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宋平。
這些領袖人物，曾經是那麼平凡和近距離的與我們生活在一起，就像我們當中的一員。開始，人們並沒有太注意，直到許多年後才突然驚奇的發現：在我們周圍竟有那麼多叱吒風雲的「大人物」。這些「大人物」中數朱鎔基在大院裡住的時間最長，也最為大院人所熟悉和瞭解。
朱鎔基清華畢業後，先去了東北人民政府工業部工作。1952年進京到國家計委，成為了當時最具有潛力和前途的年輕幹部，並舉家搬進了計委大院。在這個大院中，他生活了二十三個春秋。朱鎔基總理有一個和諧美滿的家庭。夫人勞拉賢惠、樸實善良，為人從不張揚，並且精通四國語言。他們的一兒一女，小時候都在「中古友誼小學」就讀，聽說他們長大後都很爭氣，事業都很有成就。
在計委大院生活期間，朱鎔基一家十分低調。每天早上都可以看到身材高大的朱鎔基夾著大黑皮包匆匆步行去辦公大樓上班。晚上，經常能碰到他和夫人勞拉說笑著在大院裡散步。中古小學開家長會時，可以見到他以家長身份在那裡侃侃而談;在食堂打飯，可以看到他和正在排隊打飯的同事們打個哈哈，說個笑話。有時還可見到他挎著個籃子去買菜，甚至和賣菜的人在那裡砍砍價。在機關聯歡會上，他還會大大方方的為大家清唱一段字正腔圓的京劇。
在大院裡，無處不留著這位兩道濃眉不怒而威的總理的深深印記。去年，當年生活在計委大院的孩子們舉辦聯誼會，尋找童年美好的記憶。會上用幻燈放出一張朱鎔基年輕時期和機關同事們一起在頤和園留影的巨幅照片，片頭題寫著一行醒目的大字：共和國總理從這裡走來。細看，照片裡別的大人和幾個孩子都在看著鏡頭，只有朱鎔基一人抬著頭，深沉的凝望著別的地方。這時，聯誼會的主持故意停頓一下，然後一指照片煞有介事地調侃道：「大家看，我們總理那時候就盯著中南海吶!」
也許只有這個大院的孩子們才敢這樣沒大沒小的「造次」，因為他們沒有把朱鎔基當外人，他們對他是那麼的熟悉和敬愛。在孩子們眼裡，這位共和國的總理是他們父母曾經的同事或好朋友;是他們天天都能見到的左鄰右舍;是他們整天都喊著叔叔、伯伯的十分親近的人。
朱鎔基已從大院搬走了許多年，聽說他身居高位後，還來過大院好幾次，看望朋友和鄰居。看來這位總理的「大院情結」竟也是如此的如影隨形。
大院裡的經濟學家們
同大名鼎鼎的經濟學家孫冶方在一個小自然院做了多年的鄰居。
孫冶方1925年曾與王明、楊尚昆、蔣經國等人在蘇聯留學。1930年回國後，從事工人運動和左翼文化運動，以後則長期從事馬克思理論教育和經濟部門領導工作。五十年代擔任國家統計局副局長、中科院研究所所長。
孫冶方老人生活起居十分有規律，每天清晨都會準時在樓門前練身、打太極拳，那一招一式嫻熟且認真。老人在北京的政治地位很高，朋友也很多，聽說朱德、周總理、陳毅元帥都和他交情很深。每逢節假日，他家的來人絡繹不絕，從停在樓門前的「吉姆」、「大紅旗」和「吉斯」牌的轎車，就知道來賓的地位。
孫冶方一生酷愛音樂，尤喜肖邦和貝多芬。每次從他家的樓下經過，常能聽到貝多芬的交響曲旋律。
孫冶方一生沒有兒女，只有一個叫李昭的養女。這位長得有點像外國人的老人十分喜愛孩子，見了院裡的孩子就喜歡得不得了。然而就是這些「伯伯」長、 「爺爺」短的孩子們，在當上「紅小兵」後夥同機關「造反派」抄了老人的家。多年後，當這些孩子長大徹悟向老人懺悔並道歉時，老人竟無一句責備的話。他就是這樣一位胸襟寬廣、寬容大度的人。在機關，他對批判過他的人同樣不計前嫌，再次重用，甚至重事相托。這種高尚的人格力量，感動了很多人。
孫冶方「文革」時鋃鐺入獄七年。在獄中，老人十分堅強，沒有紙和筆，他就用心中打腹稿的方式，用時七年完成了一部30萬字的《社會主義經濟理論》著作，先後打腹稿竟有85遍之多。這種在監獄裡用「心」和「意志」著書，大概除了他以外，真的是「空前絕後」了。
經濟學家沉默是社會的最大悲哀，而孫冶方是站在地獄門口，也絕不保持沉默的硬骨頭經濟學家。他剛出獄便鄭重聲明：「一不改志，二不改行，三不改變觀點。」
值得一提的是他的親哥哥薛明劍也是民國時聞名遐邇的「經濟大家」，他與我國另一位泰斗級的經濟學家薛暮橋還是堂兄弟。
1983年，75歲的孫冶方在京去世，他的骨灰在貝多芬的英雄交響曲中被撒入了太湖。
大院另一位赫赫有名的經濟學家是馬洪。馬洪和我父親熟識，抗戰前都是「犧盟會」的，又都是山西人。我和馬洪的女兒馬雅也是小學同級不同班的同學。
印象中的馬洪身材高大魁梧，寬大的額頭，一副長者的樣子，臉上總是帶著慈愛的微笑。他待人和藹可親，沒架子，一生最大的興趣愛好就是讀書和游泳。
每天早上打飯和上學，我都要經過馬洪家。一年四季都會看到馬洪圍著院子的小馬路跑步，有時還見到他戴著耳機，邊走著，嘴裡還念叨著，大概是在學習外語，晚上也常能碰到他帶著孩子在院裡散步。
馬洪1936年參加革命，抗戰勝利後被派往東北，因此與高崗結下了不解之緣，再以後馬洪調北京國家計委任計委委員兼秘書長。馬洪與高崗共事多年，受到了高崗的賞識和重用。正因如此，在「高饒事件」後，馬洪被憑空指責為高崗的「五虎上將」之一，並受到長期被降職等不公正的待遇。
「文革」後，馬洪擔任過中科院經濟研究所所長，中科院副院長，中國經濟研究室主任，國務院經濟發展研究室主任等職務。馬洪身兼高官，又是學術界權威，他無論在學術界還是政界都有很好的口碑。
計委大院的人都說，馬洪更為重大的貢獻莫過於「慧眼巨睛識英雄」了，那英雄指的就是後來的朱鎔基。在東北，朱鎔基就是馬洪的部下。說馬洪是朱鎔基的「恩師」、對朱鎔基有知遇之恩一點也不過分。在馬洪第二次復出後，很快把朱鎔基調到了經濟研究所，從此一發而不可收。
2007年，這位榮獲首屆中國經濟學獎的大經濟學家離開了我們，享年87歲。馬洪身後完全有資格進入八寶山革命公墓的一室或紅軍室，但不知是否是他生前的意願被安葬在了西山環抱的「萬安公墓」。他的墓的左前方不遠處便是高崗的墓。也許他是想要在這裡永遠的陪伴那孤單很久的老上級、老領導;也許他是想和這位老戰友、老朋友一起敘說曾經的輝煌和昔日的對錯與得失;也許……也許他什麼也沒想，不過是冥冥之中的兩片落葉被偶然的吹掉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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