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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匯網訊】「如果你對他說出的那句話感到意外，那只能說明你還不瞭解他。」當樓繼偉在中國發展論壇「社會保障應該救窮人，不該養懶人」一語嘩然之後，曾經供職於全國人大法工委的一位官員對《中國經營報》記者說，他，對於這樣的樓繼偉，一點也不意外。
據中國經營報報道，從2013年的春天開始，樓繼偉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財政部部長了。如果「世界第二大」這個定語稍顯抽像，你可以通過「每年超過10萬億的財政收入」「每年超過20%的財政收入增幅」以及「超過10000億元的財政赤字」這些具體的數據來理解這位中國財長如今的「份量」。
儘管年齡尚有差距，時年53歲的樓繼偉卻和周小川履歷相近，都是朱鎔基時代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制度設計者之一。行伍出身帶給他的不僅是直爽的作風，更有近乎固執的堅持。當他的價值體系中充滿了「市場經濟」與「務實實幹」之時，他更像個「契約精神」的布道者，於是，同學會中有人給他起了這樣一個綽號——「契約先生」。
契約的「內核」
非正式場合的樓繼偉十分健談、愛談，這是除了「人高馬大」之外，樓繼偉與人們心目中官員形象最為「不符」的地方。他的同學、同僚都知道，樓繼偉喜歡談經濟、談市場，在談起這些的時候，他總掛在嘴邊的，就是兩個字——契約，如果要再加上兩個字的話，那就是——契約精神。
蛇年的春節剛過，讓交通運輸部的官員們松上一口氣的，是免費通行的高速公路沒有再出現2012年「十一」長假期間的「惡性擁堵」。在一個非正式的沙龍上，「高速公路免費通行」成為與會各界精英的最大談資，褒獎者有之，「管理派」有之，評價者甚多，獨到者甚少，那時的樓繼偉，多少不盡相同。
據與會者回憶，樓繼偉既沒有如他人一般對「高速路假日免費通行」大加褒獎，也沒有把觀察的重點放在公共管理水平的高低，而是上來就提到了「合同法」，並且說，這就是習總書記最近說的，「把權力關進籠子裡」。
熟悉樓繼偉的人自然知道他是一以貫之的「市場派」，理解起他的邏輯自然不是那麼困難——不管投資商是國有還是民營，高速公路是政府和投資商簽約興建、運營，一般按照8%的收益率簽訂合約，但是，在簽約的時候，沒有節假日免費通行的約定，計算一年的法定假日，約有11個，再加上臨近的雙休日，總計30多天，投資人收益受到的影響，政府是否「包賠」?
樓繼偉提了幾個問題，其中之一就是未經協商，政府說免費就免費，是不是涉及違約?如果不遵守契約，又不補償，以後還有哪個投資商願意投資高速路?如果政府全部補償，這麼多的高速路，是否補得過來?
及至後來，他在接受媒體採訪時，又提到了同一話題：「我們講依法治國，政府部門首先要依法治自己，我國改革開放第一個法律就是《合同法》。也就是習總書記最近說的要把權力放在制度的籠子裡。」
樓繼偉在接受採訪時把這句話說得擲地有聲。
市場化價值由來
把契約這一市場經濟的核心要素看得如此之重，與樓繼偉的生活經歷和成長履歷相關。出生於1950年的樓繼偉，行伍出身，最早是一名水兵。文革之中轉業，成為北京首鋼的工人。儘管他人高馬大，但這並沒有讓他和自己在首鋼的工作產生太多的關聯。在首鋼，他在電控室工作。
這份工作讓他在恢復高考時，選擇了清華大學的計算機專業，那個年代裡良好的工科教育使得樓繼偉日後在社科院學習經濟學時，沒有任何的「工具障礙」。
自1984年，他歷任國務院辦公廳調研室財金組主任科員、副組長，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物資經濟研究所成本價格室主任等職。在此期間，樓繼偉被時任國家經濟委員會副主任的朱鎔基發現，並獲得他的賞識。在朱鎔基出任上海市市長後不久，樓繼偉被任命為上海市經濟體制改革辦公室副主任。
在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的背景下，樓繼偉被調入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出任宏觀調控體制司司長。期間，他還參與設計了1994年中國稅制改革，是當時外匯管理體制改革的牽頭人，也是朱鎔基的得力助手。
於是，在這次經濟改革告一段落之後，1995年樓繼偉被「外放」到貴州省工作，出任副省長。當朱鎔基於1998年3月出任國務院總理後不久，樓繼偉再次被召回北京，出任財政部副部長、兼任黨組副書記，繼續主持財稅改革的工作。
樓繼偉很早就展現了他對宏觀經濟的理解。早在1986年，就宏觀管理體制改革，他撰寫研究報告提出，宏觀管理由直接管理為主轉向間接管理為主，需要對財政、稅收、銀行、外貿外匯、價格等管理體制進行配套改革。報告詳細闡述改革的目標、重點和措施，並提出了時間進程表。
而在1985年9月，樓繼偉發表《關於進一步完善稅制的建議》一文，提出將產品稅、營業稅改為增值稅和消費稅，並減少間接稅比重;將調節稅改為資源稅和固定資產租金，開徵個人所得稅，並擴大直接稅的比重;實行中央和地方按稅種分稅;遠期向所得稅制過渡。
堅持「有競爭力的公平」
回到文章開始的那一段，這位曾供職於全國人大的工作人員之所以對樓繼偉的「救窮人，不養懶人」的話語一點也不意外，緣自於他曾目睹的一次「衝突」。
這件「小事」還發生在樓繼偉任職財政部副部長期間，按照預算審議程序，在報請全國人大審議之前，需要先由財政部和全國人大預算工作委員會之間就一些技術性問題進行溝通。由於全國人大和財政部之間的「審議與被審議」的微妙關係，雙方就一些問題持有不同意見也並不意外。
不過，當一些問題爭執不下時，如果有樓繼偉在場，多少都會有些「火星」。「有一次，雙方爭執不下，樓繼偉一句話，你不懂預算，場面一時不知如何緩和，不過大家共事多年，都知道他是個直性子，說話直，講白話，不拐彎抹角。」
這讓樓繼偉在就任中國財政之後的發言，屢屢堅持地表達著他對市場經濟和契約精神的價值觀。
「首先我不太傾向把外匯儲備的資金用於社會保險資金，外匯儲備資金是有成本的，央行資產負債表一方作為資產，同時對應的負債是有成本的，如果交給社保基金去投資，社保基金投資的收益必須覆蓋成本。假定做不到呢?我們可能還要在全國社保基金裡面補貼，我們覺得這個風險太大了。」樓繼偉在中國發展論壇上回答問題時表示。
實際上早在2006年，時任財政部副部長的樓繼偉參加中央黨校進修班時，就主筆完成了課題研究《關於效率、公平、公正相互關係的若干思考》。樓繼偉在文中強調，追求社會公平不僅是再分配的責任，如果追求效率的同時不努力實現過程公平，那麼巧取豪奪效率最高，解決因此而引發的收入不公代價極大，面對初次分配的紊亂，再分配是無法入手的，在推進發展的過程中都要注重社會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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