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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鎔基曾決心粉身碎骨搞改革


http://news.wenweipo.com   [2013-03-01]    我要評論

【文匯網訊】據新京報報道,2008年「大部制」改革,交通運輸部成為5個新成立部委之一。

(機構)改革最困難的就是理清政府權力清單,清楚界定政府的基本職能和權力,政府的歸政府,市場的歸市場,社會的歸社會。

一方面是放權,也就是下放權力,下放到下一級部門;一方面是削權,也就是權力轉移,向社會轉移。

國家行政學院教授竹立家

為期3天的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昨日閉幕,會議審議通過了《國務院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方案》。

又逢政府換屆之年。此次作為改革開放以來的第七次大規模政府機構改革備受矚目。記者採訪中,專家普遍認為,改革以「微調」為主,穩步推進。

「精簡機構是一場革命」,鄧小平曾如此評價機構改革。1982年至今歷經31年,這場改革仍在延續。

主線

適應市場經濟為改革目標

改革開放至2008年的30年裡,中央政府已6次較大規模調整。政府機構配置逐步與市場經濟接軌,建立公共服務型政府的改革路徑日漸清晰。

參與2008年「大部制」改革方案設計的中國行政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汪玉凱說,1982年之前,改革目的是為計劃經濟服務,1982年之後,改革目的是與市場經濟接軌,逐步廢除專業工業經濟部門。

1982年改革開放後首輪機構改革時,國務院改革減掉了39個工作部門,並為經濟體制改革打下「伏筆」成立「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1988年的第二次機構改革,更是刀落計劃經濟產物的工業專業經濟部門,撤銷國家計委和國家經委,組建新的國家計委。

此後的機構改革也均圍繞這一宗旨展開。到2008年的第六次機構改革,為最大限度地避免職能交叉邁出了「大部制」步伐。新組建工信部等5個部委,國務院組成部門改革為27個,這也被媒體稱為「第一輪大部制改革」。

汪玉凱總結,改革開放至今的機構改革,可以劃分四個階段:上世紀80年代的精簡機構;上世紀90年代的為市場經濟奠定基礎;2003年的宏觀調控、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基本定位;2008年和今年即將到來的「大部制」改革。但歷次改革,始終以適應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為目標,以轉變政府職能為軸心。

探索

「大部制」不是簡單加減法

改革開放後,中國進入快速發展期,機構改革方案也曾遇反覆,一些國家部委幾度沉浮,汪玉凱說,期間折射出的是政府對機構改革的探索。

國家經貿委、商務部的裁撤、重建過程,正是縮影。

國家經貿委前身為國家經委,改革開放前已經歷一次撤銷、恢復過程。1982年機構改革時,吸納了國家機械工業委員會、國家能源委、國務院財貿小組等多個經濟主管部門。但1988年機構改革時被撤銷。1993年再度恢復,並更名為國家經貿委。1998年機構改革時,吸納了10個原部級經濟部門,被稱為「小國務院」。但五年後,2003年機構改革時,與原對外經濟貿易合作部一道,合併成「商務部」。

汪玉凱認為,商務部是和大部制改革思路最為接近的一個機構改革。「大部制怎樣設計才合理、高效,大多需要再探索」。

他認為,2008年機構改革,是權力機構調整的重要切入點,確定了行政三分制,即決策、執行、監督三分的中長期改革目標。去年11月,十八大再次提及「大部制」,十八大報告要求「穩步推進大部門制改革,健全部門職責體系」。

汪玉凱分析,本輪即將展開的改革,是上述行政三分制改革目標的延續,「部門會做『微調",調整著眼於轉變政府職能、理順內部關係,而不是過多看重外部部門合併。

有分析稱,推進政府改革是一項系統性的工程,涉及經濟社會各個領域,很難寄希望於「畢其功於一役」。在明確改革目標後,重在創造條件,積極穩妥地推進,成熟一項推進一項,由此真正釋放出強勁的改革紅利。

關鍵

改革要打破部門利益博弈

對有媒體報道的「大能源」、「大文化」、「大金融」等未能納入本輪機構改革方案,採訪中有專家認為,如果屬實,這將是一大遺憾。尤其是能源界業內人士發文分析,「大能源」延後源於部門利益博弈難以平衡。

國家行政學院教授竹立家舉例說,中國能源管理職能分散在國家能源委、國家發改委、能源局、水利部、國土資源部等十多個部門中,是行政管理「九龍治水」、「政出多門」的典型代表。

他認為,作為行政體制改革的突破口,機構改革通過經濟體制改革推動政治體制改革,觸及的是政府放權與削權,「改革最困難的就是理清政府權力清單,清楚界定政府的基本職能和權力,政府的歸政府,市場的歸市場,社會的歸社會。一方面是放權,也就是下放權力;一方面是削權,也就是權力轉移,向社會轉移」。

但涉及放權與削權的改革,相當於公權力「革自己的命」、讓出自己的「飯碗」,勢必陷入部門利益博弈。

包括本輪改革在內,1982年至今的7次改革,每一次都選擇在政府換屆之年。一位專家表示,一方面換屆之年也是開局之年,同時一些部委官員退休,可減少改革阻力。

「我抱著粉身碎骨的決心來幹這件事,」《朱鎔基講話實錄》中曾如此描述機構改革阻力。他說,1997年年底,找幾十位部長逐個談話,沒有一位部長主動表示自己的部門該撤,長時間坐著談話使朱鎔基過度疲勞,每次站起來都很困難。

曾擔任中編辦副司長的尹光華在接受《中國改革報》採訪時說,有部委總是從本部門利益出發考慮問題。你這樣改,他那樣改,結果,即使方案本來是一件完整的西裝,徵求意見一圈下來,也只剩下一個坎肩了。

竹立家說,部門利益博弈導致的直接後果就是機構改革會留有遺憾,形成「精簡-反彈-再精簡-再反彈」怪圈。

例如1982年機構改革後,國務院各部委、直屬機構、辦事機構從100個減為61個。但由於這次改革沒有觸動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管理體制、沒有實現政府職能的轉變等原因,到1988年,國家部委、直屬機構又升至71個。

而部委不願放權、削權的另一個後果,導致部級事業單位伴隨機構改革如雨後春筍般產生。「每次機構改革,事業單位成了行政改革的分流渠道,國家部委一些直屬局,直接改成了直屬事業單位。」汪玉凱說。

查詢發現,如1993年,國家氣象局更名為中國氣象局,由國務院直屬機構變為直屬事業單位;國家地震局更名為中國地震局,由國務院直屬局改為直屬事業單位;1998年,新組建機構證監會、保監會,鑒於「政府要精簡機構」均被定為部級事業單位。2003年成立的銀監會,同樣是部級事業單位。

竹立家說,本輪機構改革雖是「微調」,但如何打破部門利益博弈僵局,實現真正的放權和削權,仍是關乎改革成敗的關鍵問題。

難點

做好人員分流防止回流潮

竹立家說,機構改革如果沒有實現真正的放權和削權,政府機構的職能、職位沒有真正轉變,那麼就會帶來另一個難題人員分流後的再回流。

每一次機構改革,人員分流安置都是重中之重。如1998年機構改革,各部委分流安置主要通過三條途徑:老公務員提前退休;政府出資讀書,本科畢業的讀碩士,碩士畢業的讀博士,讀書期間各種待遇不變;調入直屬國有企事業單位。

但是,大量人力、財力實施的人員分流,不久後卻形成了回潮流。《南方週末》2008年發表的《1998年部委人員大分流回望》曾報道,外交部一部門就有10多人回流。財政部也曾有類似情況,一名財政部工作人員回憶說,「那次改革的問題是只減了人員,但一些職位的職能沒有發生變化,導致一度缺人手,這也是部分人能夠重新回來的原因之一。」

竹立家認為,本輪機構改革精兵簡政幅度較小,不會造成1998年47%的大範圍人員分流,但是,「只要涉及部門撤銷、合併,就會有人員分流安置以及再回流問題」。

他同時強調,歷經改革,政府職能交叉問題已有好轉,加上事業單位改革正在推進中,卡住了機構改革的一條人員分流主渠道,「這些都是本輪機構改革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的推動力」。

此外,對「大能源」、「大金融」的改革前景,竹立家認為,這兩項改革極有可能成為下一次機構改革的主要內容。

據《財經》報道,2010年財政部會同中組部、中編辦、人民銀行、法制辦等單位,起草了《加強國有金融資產管理課題調研報告》,初擬了兩套「大金融」改革方案。去年9月,中國能源研究會也形成了「大能源」改革報告。

而且,廣東兩個行政機制改革試點深圳和順德,以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三權分制為主的行政三分制大部制改革,已試點4年,「行政三分制能破解利益博弈問題。尤其是廣東順德的大部制改革,備受好評」。

竹立家說,從此前的改革伏筆,以及試點地區的成效,可以預見,下一輪機構改革將力度更大、更為徹底。

      責任編輯:Josh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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