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網訊】汪洋回憶1990年在銅陵當市長的時候去訪問德國，離開時友好組織給他弄了幾箱子的舊衣服，「他把我們當成要飯的了。」
據21世紀網報道，十八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員陸續參與到曾任職地人大代表團的審議。新華社和各地黨委機關報的消息顯示，他們在講話中都對過去五年的中國道路和中國制度表示出信心，並發表個人觀點參與到對時下改革事項的討論，其中多數調任中央工作的常委、委員的發言，還涉及到曾任職地的發展方向。
在高層人事變動後，他們都回歸曾任重要職務的代表團。政治局常委張德江、俞正聲分別回到曾任省委書記的浙江省和湖北省代表團中。張德江1998年至2002年任浙江省委書記，2007年就任國務院副總理後，一直以浙江代表團成員身份參與全國人大。俞正聲2001年至2007年任湖北省委書記，此次是過去五年名列上海團後，再次回歸湖北團履職。
「我不是講話，我也是江蘇團的代表，也是和大家一樣發言。」儘管2007年調中央任職，李源潮近十年仍屬江蘇代表團一員。同樣第二次當選中央政治局委員的汪洋，則是在15年後重回安徽代表團。汪洋在發言中說，「我今天是典型的『返鄉團』……月是故鄉明，音是家鄉親。我和我愛人在家有時候突然想起來一句宿縣話，兩個人很興奮。」
張德江和俞正聲分別是本屆全國人大和全國政協的主席團常務主席，並主持全體會議。在十七屆中央政治局中，李源潮曾任中央組織部部長，十八大後，李源潮曾出席共青團中央、中國科協和全國婦聯等組織的換屆會議。他也曾多次代表中共中央接訪外賓。汪洋在十八大後不再兼任廣東省委書記，調往中央工作。
深化改革面臨新利益格局
四人都對繼續深化改革發表看法。令與會代表關注的是，李源潮提出，「許多亟待推進的改革都涉及到兩個問題，一個叫既得利益，一個叫既有權力的挑戰。」汪洋則更直接地指出：「總理上午的報告中講了十一個方面，我自己認為，這些問題最核心的是影響科學發展的體制機制性障礙，這其中最核心的就是這三十多年的發展我們形成一些新的系統性的利益格局……這個系統性的利益格局裡面，有很多是我們政府自己的利益格局。」
《浙江日報》報道稱，張德江在談及堅持深化改革時，重點突出了城鄉統籌領域，他提出應該「加快形成有利於激發城鄉發展活力、促進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的體制機制。」就同一個「城鎮化」話題，俞正聲更詳細地說，「要在充分尊重農民意願的基礎上，有序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逐步為進城農民提供均等化公共服務，為農業集約化生產騰出空間。要大力發展縣域經濟、鎮域經濟，通過農業適度規模經營培養更多新型農民，為城鄉一體化發展提供產業支撐。」
在談及利益格局後，汪洋和李源潮都對行政體制改革發表了看法。汪洋說，「我們講行政審批過多，我們管了很多管不了不該管的事兒，實際上和部門利益是有關係的，咱們這次會議最後還要討論國務院機構改革和轉變職能的方案，國務院有一些這些方面的考慮和安排，實際上是想做的，但是非常困難。如果說三十年前的改革我們要解決的是意識形態的問題的話，現在我們就要解決利益的問題。我在廣東的時候，在做很多改革的探索時，面對的很多都是調整既得利益，都是很痛苦的事兒。」
李源潮指出，做存量的調整比做增量的分配要難得多。尤其是政府職能的轉變，作為行政改革的核心，緊連著國家和地方的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的正常運行機制，這套機制就是我們現在的運行機制，只有進一步解放思想，體察民意，形成改革的共識，以更大的勇氣來打破部門利益和既有權力的束縛。部門利益要服從整體利益，既有的權利要服從優化的權力配置，只有這樣，才能夠取得優化行政體制改革的效果。
本屆兩會將審議和討論《國務院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方案》。《政府工作報告》中也涉及到央地關係調整的敘述。李源潮和汪洋在任職江蘇、廣東時，都曾就政府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開展過多層次的試驗。「轉變政府職能的關鍵，我認為是對行政權力的優化配置和有效的約束。」李源潮說。汪洋則說，「就是拿刀割自己的肉，你說多困難……有時候是非常困難的，需要我們全黨下決心。」
再提制度和道路自信
四人都對《政府工作報告》和過去十年中央政府的工作表示贊同。也顯示出對十八大報告提出的中國理論、中國制度、中國道路的信心。
李源潮提出，在全球性的金融危機中，妥善調整，使中國的經濟在全球受衝擊最小，恢復得最早，中國的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發展巨大的進步，極大地堅定了我們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
李源潮談到自己統計的數據，「我們如果衡量一下人民群眾的財富，戶均存款比5年前增加了2倍。五年前居民存款是17億，現在是45億，僅僅去年一年，中國每一戶居民的存款增加超過1萬美元，這種發展確實是讓世界都感到羨慕的發展。」
汪洋憶及自己在安徽銅陵任職時出國考察的經驗。1990年在銅陵當市長的時候去訪問德國的一個友好城市，我離開德國的時候那個友好組織給我弄了幾箱子的舊衣服，他把我們當成要飯的了。當然那舊衣服也還不錯，你也不能拒絕，我都帶回來送到民政局交給敬老院去了，當時人家就是這麼看我們的。
汪洋還說，去年德國總理默克爾到中國來訪問去了廣東，領事館挑的，住在花城廣場，住了一個晚上。他見我們總理的時候說，跟你們這地方比我們柏林簡直像個農村啊!因為那個是廣東最漂亮最繁華的地方，而且我們城市的燈光工程確實搞得漂亮。這也有恭維我們的成分，但不管怎麼樣現在的中國讓全世界刮目相看，這個評價是一點都不為過的。
「這五年能夠取得這樣的成績，是我們制度和道路的優勢進一步顯現，我覺得這是讓我們可以從根本上感到自豪的東西。」汪洋還認為，制度是西方擔憂中國發展的原因。他說，現在中國在和平發展，快速成長，西方感到很擔憂，開始從各個方面遏制我們。其實你想想，他擔心我們的經濟實力嗎?我覺得不是。儘管你總量很大，前段時間我們講外貿超過美國，這東西我們說人家出口的(轎車)，人家都是幾百萬一台，咱們是幾萬一台。所以我覺得不是經濟上的原因，是擔憂我們的科技實力嗎?我覺得也不是。也不是我們的軍事水平，我們就一條航空母艦，還是從人家烏克蘭買回來的舊船改造的。
汪洋說：「(他們)擔憂的是我們的制度，因為你用了30多年的改革開放，60多年的社會主義，最後使一個13億人口的大國迅速崛起，是這個制度挑戰了西方認為的無懈可擊的制度模式，這是他們感到最擔憂的東西。特別是現在『彎道超車』，不僅是經濟上來了，對應的是他們的市場失靈了，很多事實說明市場也有失靈的地方，像華爾街的問題與監管無效有關，民主也失效了，(政府)舉債、破產，希臘是最典型的。」
「他們引以為豪的東西，市場失靈了，民主失效了，再反觀社會主義的中國，好像民主不是只有一種模式，協商式民主也是可以的。現在他們也感到市場經濟也不止一種搞法，也不是西方一種模式。當然，他們不承認我們的社會主義。但我想說，我們能取得的成績正是因為我們選擇了社會主義的道路，儘管當中我們也磕磕絆絆，遇到很多問題，甚至現在也沒解決，但我們能有這個成績根本的問題還是制度和道路的勝利。在這個前提下有每一屆政府的努力才能發揮制度和道路的優勢。」
「今年，經濟發展面臨的形勢將更加嚴峻複雜。」張德江說，過去一年，面對複雜多變的國際政治經濟環境和艱巨繁重的國內改革發展任務，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正確處理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調整經濟結構、管理通脹預期的關係，鞏固和擴大應對國際金融危機衝擊成果，我國經濟呈現增長較快、價格趨穩、效益較好、民生改善的良好態勢。
注入曾任職地發展新思維
在代表團評議曾任職地的發展，也成為中央領導機構成員的共同選擇。四人都對曾任職地提出了側重明顯的發展思路。他們都在發言中列舉公共財政、人均可支配收入等數據的現值和自己任職時對比，體現各地過去十年的發展成績。
在民間金融自成體系的浙江省，張德江以較大篇幅談到實體經濟發展的重要性。他說，改革開放以來，浙江是靠實業富民、靠實業強省、靠實業發展起來的。我們必須從長遠和戰略的
高度充分認識大力發展實體經濟的極端重要性。要鼓勵引導民間資本投資實體經濟。鼓勵社會將更多生產要素投入實體經濟。要正確處理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的關係，堅決抑制社會資本脫實向虛、以錢炒錢，防止虛擬經濟非理性發展。
俞正聲的發言則對湖北省提出產業領域的期待。他提出智能製造、綠色能源、數字服務三個重點領域，希望當地要高度重視新一輪產業變革中蘊藏的長遠機遇。「湖北是科教大省，要在新一輪產業變革中走在前列。智能製造更多的是對現有技術的集成和應用，湖北有基礎和條件，要著眼長遠，積極謀劃，將其應用於改造勞動密集型產業。要發展綠色產業、調整經濟結構、推進資源節約，改善生產生活環境，用實際行動讓人民群眾看到希望。數字服務正改變著我們的生活，我們要積極發掘數字服務的新機遇。」
李源潮認為，江蘇以省為單位，已經達到中等收入水平以上，以市為單位、以縣為單位，就有更大的空間和容量。也就是大多數縣還在中等收入水平以下。他指出全省加快發展過程中，南北發展嚴重不平衡的現象是「一道坎」。「當時我記得有的人說，蘇南像歐洲，蘇北像非洲。這道坎是在科學發展觀指引下，是靠全省共同發展戰略來邁過去。」他還說，「中國工業化還沒完成，城鎮化還在發展之中，再生態化的任務就來了。」
李源潮認為，江蘇要「搶抓機遇」，而不是「抓住機遇」。李源潮希望當地思考，如何能抓住今後三個政策性機遇?第一個是新興技術的產業應用。國家對新興技術有一系列的產業化政策，現在出錢、批地、稅收、投資政策等等，這些優惠或者優先政策怎麼抓住?第二個就是高端人才的科技創業鼓勵。第三個就是要抓國際化城市，抓這些城市現代服務業的溢出效應，具體講就是上海。
「我的理解是，源潮同志參加江蘇代表團審議，一是與他在江蘇的工作經歷有關，他對此有深厚的感情;二是他希望江蘇在各個方面都能夠走在全國前列，扮演『率先』的角色」，3月6日晚，江蘇籍的一位全國人大代表對本報記者說。
汪洋在歷屆兩會期間曾多次造訪安徽團，在任廣東省委書記期間，他就曾以老鄉身份造訪安徽代表團，當時即較多關注兩地的經濟發展和產業合作。2010年全國兩會期間便是如此。汪洋主政廣東期間，粵皖合作緊密，兩地經貿合作活動頻繁，每年兩地黨政代表團都有不止一次的考察交流活動。消息人士稱，這與兩地高層的「撮合」有關。
此次汪洋回應安徽代表發言時說，「大家在發言中間，可能考慮到我未來可能做什麼事兒，因此對我進行了崗前的強化教育和培訓，讓我增加對安徽農業、水利以及有關領域的瞭解，讓我在上崗以後能認識到問題，努力幫助解決問題。我過去就說了，現在是講普通話，但絕對能聽懂安徽話。大家講的這些意見對我瞭解安徽目前存在的問題有幫助，對將來做好工作也有價值，但是咱得按法辦事。」
「我現在是下崗職工，沒職務，所以現在也不能表什麼態，只能說感謝崗前培訓，一定記住這些訴求，我都記在本兒上了，將來在工作中貫徹我剛才講的原則，能辦的快辦，不能辦的堅決不辦。」汪洋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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