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網訊】一年多以前，王立軍是中國最有權力的公安局長，重慶警方也是中國顯赫的省級公安系統，權力膨脹到了全面覆蓋司法系統的地步，甚至政府為其站台背書。這樣的「盛況」，除了「唱紅打黑」體制的支持，看似也與頭頂英模光環的王立軍個人能力有關。以致王倒台至今，仍有人稱許其「技術控」和「鐵血強警」的魄力。
但剖開堂皇的外表，王立軍乃至重慶警方曾擁有的權力並非那麼血統高貴。恰恰相反，多方的事實顯示(參見本期報道「王立軍『遺產』」)，不受限制的警察權自我繁殖，建立在對社會「吸血式掠奪」的機制上，尤其是對民營企業的敲骨吸髓，此外也包括數額巨大的公共財政支出。
據《財經》2013年第8期報道，在「打黑護民」的背後，發揮作用的邏輯正是「血酬定律」。
「血酬定律」的原始定義是，綁票者向肉票索取相當於其性命價格的贖金，命價的高低取決於被綁票者贖買自己生命的意願和能力。
在這裡，綁票者行使的並非合法的徵稅權，而是非法的暴力，其中暗含的前提是：綁票者由於從事非法勾當而有亡命的風險，因此他們向被綁架者索取的不是通常的報酬，而是命價。
一旦暴力被洗白，獲得合法授權，卻又繼續索取「血酬」，那麼「血酬定律」就會變得更為可怕。在薄熙來、王立軍治下，重慶警方擁有幾乎不受限制的公權力。王立軍動用這種權力索取「血酬」，在「打黑」「維穩」的名義下，警方不乏坐地劫財之舉，而被合法「綁票」的民營企業以及眾多被勞教人員毫無議價能力，甚至失去了贖買自己人身權與財產權的機會。
索取來的「血酬」，被王立軍用於強化重慶的警察權，使其在人員、財力、基礎設施佈局和技術手段上不斷做強，部分則推行警察福利，趨向形成一個「警察王國」。
這樣的「王國」一旦建成，就可能通過類似「文革」的「專案組」體制覆蓋司法系統，通過取代政法委職能侵蝕政府，借助遍佈全市的交巡警平台、密佈的50萬隻攝像頭和先進的刑偵手段控制社會，且以「打黑保平安」「英模文化」獲得壟斷性的道義資源，對社會形成強大的管治力量。
這樣的「藍圖」，不可謂不宏偉。但正因如此，它需要的供血量極其巨大，擠佔了政府的財政能力，此外尚須不斷向社會抽取「血酬」。
為了不受限制地獲得「血酬」，合法社會具有的限制權力的邊界被一一突破：
辦案程序形同虛設，公民、企業資產在偵查階段即被扣押甚至執行，且執行權延續到法院判決之後;現金被劃入公安局賬戶，國企則接受專案組托管「涉黑」企業;法院、檢察院成為背書者，人員遭受監控;即使是最初想參與分一杯羹的企業，最後也未必能全身而退;公安機關露骨地獲取利益的同時，不斷自我賦予權力，打破現狀。
值得注意的是，「警察王國」還向市場擴張。借助國企托管控制「涉黑資產」之餘，王立軍並不滿足，還想通過經營公安醫院，壟斷與警察權有關的醫療收入，甚至突破國務院條例，將原已市場化的保安行業強行納入警察權的直屬部分，兼收控制社會和獲取利潤之效，並欲以上市獲得資本擴張，建立「警察公社」。這種逾越其行政權力而更深介入社會經濟事務的行為，是不斷濫用的「自許權力」。
「警察公社」和「專案組體制」一樣，是王立軍對「文革」政治遺產的借用。「公社」是政權、經濟、生活完全一體化的高度集中體制，王立軍對這個詞的使用，透露了他心目中「警察王國」的真正模式。在「公社」裡，壟斷的警察權包辦(綁架)社會和市場，以合法的暴力坐收「血酬」。
由於受到一定的現實制約，在「血酬」之外，警察權的掠財也採取了通過基金會「派捐」以及官商權錢交易的方式。各界對警察英烈基金和警察出國基金的巨額捐贈，不乏繳納保護費以免除合法傷害者。各式掮客商人也得以在官商利益輸送的傳統模式中分一杯羹。
事實證明，王立軍的「警察王國」構想是行不通的。公安機關自我賦權的過程，終於導致體制失范、法權失衡，和授權者薄熙來本人發生衝突，最終導致薄王體制破產。王立軍叛逃尋求庇護，自身淪為絕對權力的犧牲品。
這樣的軌跡，是越位的權力膨脹的必然邏輯，更為今後血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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