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網訊】美國對日外交的秘訣就是在公開場合低調避免直接批評日本，給日本留足面子，爭取日本民眾，但在關鍵問題上對於日本政府則寸步不讓，通過日本民眾的壓力來抑制反美情緒。
據聯合早報3月26日發表評論，原題《張云：中國應當學習美國對日外交》，全文如下：
日美同盟從1951年建立開始至今已經有62年時間，必須承認如此長時間的大國同盟關係得到保持某種程度上說明了美國對日外交的成功。美國為什麼能夠讓一個敵國改造成盟友，並且保持如此長的時間呢?與此相反的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0年來，雖然經歷友好的時期，但是風浪不斷，而當前更令人憂慮。
對中國來說在開展高聲維護主權的外交鬥爭同時，是不是也需要冷靜考慮對日外交策略上的得與失，美國處理日美關係的經驗應當值得我們學習。
美國的低調但高效的對日外交
2009年日本民主黨在選舉中戰勝自民黨首次成為執政黨後，在外交上轉向重視亞洲，首相鳩山由紀夫主張建立不包括美國的「東亞共同體」，民主黨高級官員則表示中美日是正三角關係。這些都曾經讓美國十分擔心日本的走向，但美國政府對日外交並沒有出現高調批評日本，而是顯示了充分的耐心，巧妙地爭取和利用媒體和日本民眾，悄然但堅毅地遏止日本國內反美勢力，最終不僅讓鳩山內閣倒台，而且成功做到了讓日本民眾心甘情願認識到日美同盟是日本外交的基軸。美國對日外交的秘訣就是在公開場合低調避免直接批評日本，給日本留足面子，爭取日本民眾，但在關鍵問題上對於日本政府則寸步不讓，通過日本民眾的壓力來抑制反美情緒。
首先，美國清醒地認識到日本戰後民族主義中具有反美的成分，在對日外交中始終強調日美同盟不是美國強加給日本的不平等條約。從日本的民族主義來說，歐美的衝擊造成明治時期日本的心理的扭曲，對於歐美物質文明的崇拜和自身的自卑是日本最初的民族主義的起點，這些當然也成了日本趕超西方，脫亞入歐的動力，直到最後這種民族主義激發了戰爭的衝動，打破白人統治，建立東亞新秩序等等。
在二戰後，日本被美國佔領，冷戰中事實上成為美國的屬國，民族主義中天然地有了反對美國的成分(當然也有崇拜美國的部分)，這就構成了日本在戰後隨美又反美複雜感情。正因為看到了這一點，美國在對日外交的公開場合始終非常注意不給日本民眾造成殖民者或者戰勝者的印象。早在1952年，美國國務卿杜勒斯在《外交》上撰文就強調「日本參加日美同盟是日本自己的選擇，而不是美國的強求。」而60年後當約瑟夫·奈在被問及鳩山由紀夫提出對等的日美關係的時候，他一脈相承地回應道「日美同盟是雙方簽訂的法律文件，如果日本認為沒有必要可以提出廢止。」換言之，他們要告訴人們的是日美同盟不是什麼不平等條約。
第二，美國不在公開場合批評日本領導人和日本政府，但以民眾能夠接受的方式對日本曉以利害已達到自身的預期目的。鳩山由紀夫執政後在沖繩普天間基地轉移問題上把以往日美談判的結果放在一邊，提出至少要遷移到沖繩縣外。按理說美國方面應當會相當惱火，但美國政府，總統和國務卿沒有在任何的公共場合批評過鳩山的上述言論。但是通過媒體放出鳩山對奧巴馬承諾「請相信我」的報道，結果鳩山在自己設定的隨後期限前沒有能夠解決普天間問題，結果是日本的民眾失去了耐心，支持率迅速下滑。鳩山也落得一個言而無信的惡名遭到日本國內的口誅筆伐成了破壞日美關係的「罪人」，整個過程中美國在日本國民中的形象不僅毫髮無損，相仿還得分。鳩山以後的民主黨政府則很快吸取教訓，停止了談論中美之間再平衡，也不再提及沒有美國參加的東亞共同體(America-free EAC)概念。
第三，把日美之間的具體問題同反美運動的可能聯繫進行預防式切割。日美屬於不平等同盟，雙方之間的分歧矛盾不少，一旦被放大就容易同民族情緒中的反美因子相結合變成反美運動。同樣在沖繩的普天間問題上，這一個問題雖然分歧較大但美國並沒有把它同鳩山的「疏美外交」姿態相聯繫，而僅把它定位為一個孤立事件。
第四，美國利用日本重視形式的特點，用形式上的平等來掩蓋事實上日美關係的不平等，讓日本民眾更加容易接受日美不平等的同盟關係。奧巴馬執政後首先會見的是日本首相麻生太郎，儘管實質內容並不多。前國務卿希拉莉當時首訪亞洲也選擇日本作為第一站，儘管她有更多的話題同中國談。2013年1月，日本外長岸田訪美，希拉莉講話中指出美國承認日本對釣魚島的管轄權，並且反對破壞日本對釣魚島管轄權的任何單方面行動，這比以往美國的表態都要進一步了。但是這是希拉莉擔任國務卿的最後一刻了，說成是空頭支票也不為過。
中國高調但弱效的對日外交
日本民主黨在日本屬於中偏左政黨，重視亞洲外交，該黨執政後日本內閣成員首次出現沒有一人參拜靖國神社，和按理說中日關係在日本民主黨執政時期應當得到改善，然而結果卻是降到了冰點，當然民主黨沒有執政經驗肯定是問題的一個方面，但難道中國方面就沒有什麼可以反省的地方嗎。同美國相比，中國對日外交的最大不成功在於高調但卻弱效。
首先，中國沒有充分認識到日本民族主義中反美是主要的，卻人為地默認日本的民族情緒的反華性。日本民族主義對外激烈的一面反美或者更加廣義的反西方，反中反韓不是主要的，或者說即使有所表現事實上根源是反美的，只不過反美不被允許，只能夠通過這樣的方式得到宣洩。中國卻把日本方面對於歷史問題上的政治家「失言」，狡辯，否認甚至美化侵略歷史同日本反華民族主義劃等號，然後便是各界各部門各單位紛紛高調表態譴責日本軍國主義復活，結果是批判聲隆隆震耳卻沒有實質效果顯現，更加糟糕的是這樣的高調反日表態讓中國失去了日本民眾和民意。
相比起來，美國同樣對日本的部分政治家的歷史認識有很強戒心，例如第一次安倍晉三執政時期曾否認慰安婦問題發言，美國沒有鋪天蓋地的反日表態，卻通過議會立法方式譴責和警告，並邀請包括韓國在內的其他國家重要人士參加國會聽證會，其中包括韓國現任總統樸槿惠。美國這樣做既沒有傷日本民意，而且安倍之後發言明顯收斂。
第二，中國在公開場合高調批評日本領導人，很難起到震撼作用相反造成日本民意嚴重受損。例如在「購島事件」中，中國官方媒體批評野田前首相為「小偷」等表述可以理解，但在外交上確是不妥當的。作為選舉產生的日本行政首長被國外如此批評，選舉他的國民的感受又將如何呢?攻擊式的語言在外交上很難起到真正的作用，懷想起當年毛澤東時代反蘇反美反霸的氣壯山河的文革外交多麼「解氣」，但是這些都不是決定最後中美中蘇外交走向的因素。中國外交需要更有深度才能同世界大國地位相匹配。
第三，要把中日之間的具體問題同認為日本整體右傾反華嚴格區分開來。中日之間存在的釣魚島爭端的確嚴重，但是我們不能就此判定日本已經開始整體右傾和全面反華，一旦這種認知形成，就會尋找各種「證據」來證明自己的假設，這樣的認知將會導致相應的對應措施。日本是不是整體右傾化和反華不能夠以個別的政治家言論為判斷標準，也不能以是不是修憲為標準，日本的憲法戰後制定後一次也沒有修改過，這在世界大國中獨一無二，德國到目前為止已經修改了59次，法國27次，美國六次，韓國九次。
日本之所以不容易修憲是因為在日本「修憲等於修改第九條」往壞的方向修改的固定觀念很強，反過來說日本國民的和平主義力量仍然很強。另外，日本作為主權國家有修改憲法的權利，並不會因為中國或者其他什麼國家反對就放棄，中國真正擔心的話第一是自身實力不斷增強，第二是在外交上曉以利害讓日本瞭解到修憲的成本和收益的權衡，而不是高調反對日本修憲。而那些因為「購島事件」中斷民間交流無助於事態的緩和和解決，只會損傷中國軟實力和國家形象。
第四，對日外交要注意避免大國主義，公眾要提高表達不滿的水平。隨著中國的發展，中國是不是能夠平等對待其他國家，中國的周邊國家變得越來越敏感，日本更是首當其中。可能在中國看來，日本就是美國的屬國，因而才有評論認為日本是「二、三流國家」、「美國走狗」等說法，但中國需要認識到建立同盟是日本戰後理性的選擇，是國家的一種活法，用中國的語言是要尊重各國人民根據國情選擇的制度和道路。公眾在表達不滿的時候，決不能使用暴力和侮辱性語言，據報道日本的右翼雖然也舉行遊行但卻禁止使用民族歧視性語言。
國家的主權，安全必須要堅決維護，但如何維護是一篇難做的大文章，中國已經不是30至40年前那個貧窮落後但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大國了，中國的外交，國民的素養和經濟模式一樣都需要相應地得到升級才能適應現在世界的期待，對日外交無論從哪個方面來看都是重要試金石和風向標。
作者張雲是日本國立新瀉大學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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