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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瑞環新著《看法與說法》。 【文匯網訊】原國家政協主席李瑞環2013年3月在全國人大、政協「兩會」閉幕後，出版了一套名為《看法與說法》的四卷本著作。著作的出版相當低調，甚至未引起媒體關注，但近日中國報章、網站爭相推薦、節錄。有觀點認為這顯示李瑞環出書大有深意，其中對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的諸多論斷，與習近平、李克強主政後的政策理念相輔相成。對於維穩，李瑞環在其書中稱：「金錢加飢餓是很難穩住社會的，不能迷信高壓政策和緊急手段。」
據大公網報道，中共第三代領導人江澤民、李鵬、李瑞環等退休後都打破常規，不時出版個人著作。2012年12月，《綠竹神氣——中國一百首詠竹古詩詞精選》(彭鎮華、江澤慧著)一書的首髮式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還有兩名中共政治局委員劉延東、劉奇葆捧場。
而李瑞環《看法與說法》的發行並未舉行儀式，只有中國的個別媒體發佈了新書上架發售消息。但一如李瑞環近年出版的三本書《學哲學用哲學》、《辯證法隨談》和《務實求理》，據說是自費購買的多，書中不少精闢論述近日更被報章、網站廣泛引用。
對於維穩問題，李瑞環說：「金錢加飢餓是很難穩住社會的，不能迷信高壓政策和緊急手段。」對於政改，他說：「我們不是民主太多，而是不太會搞。」對於民意，他說：「群眾最可敬，群眾最可愛，群眾最可憐，群眾最可畏。」
有分析稱，李瑞環用大眾化的語言表述其政治見解，對習、李顯然具輔政作用。習近平主政後的口號之一是「實幹興邦、空談誤國」，而李瑞環是這樣批評高官的空談：「他們習慣於坐在屋子裡，豪言壯語，氣吞山河，聽起來似乎決心很大，道理很多，但只有唱功，沒有做功，嘴行千里，屁股在屋裡。」
附：李瑞環《看法與說法》部分摘錄
穩定的程度就是多數人承受的程度。
我們要隨時研究新情況、新問題，注意按照鄧小平關於盡可能團結大多數人的思想觀察一切，深化改革。我們這幾年反覆講，要處理好改革、發展、穩定的關係，把握好改革的力度、發展的速度、穩定的程度。穩定的程度是什麼?實在地說，就是廣大人民群眾承受的程度。我曾說過，改革應堅持兩大原則，叫群眾總體受益原則和總體承受能力原則。多數人受益就應當辦，多數人受損就不能辦;多數人承受得了就可以辦，多數人承受不了就不能辦。——《在〈鄧小平新時期統一戰線理論學習綱要〉出版座談會上的講話》(1998年12月21日)
金錢加飢餓是很難穩住社會的，不能迷信高壓政策和緊急手段。
勞動用工是一個比較大的問題。現在的難題是，如果提高勞動生產率，人員就富餘，而如果大量多餘勞動力不能得到妥善安排、疏解，沒有必要的生存條件，就會造成社會不穩，人民就不能正常地生產、生活，一切也就無從談起。我們搞改革，目的是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因此，要十分注意調動職工的積極性，不能過分強調「危機感」，不允許使大多數人都感到危機。「危機感」強調過分，也有背於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人們多年嚮往的是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怎麼能夠一下子都搞成人人自危了呢?真要是造成一支失業大軍怎麼得了?要「先挖渠後放水」，也就是要先找出路再減人，哪個廠裁下人來，哪個廠就必須就地消化掉。金錢加飢餓是很難穩住社會的，不能迷信高壓政策和緊急手段，這個分寸一定要掌握好。——《談當前改革中需要注意的幾個問題》(1989年1月5日)
在一個大的改革步驟出台以後，有必要拿出一段時間來進行鞏固、消化、補充、完善。
對於改革，我們講了三句話：第一，這是一場深刻的革命，難免有些不完善;第二，改革實際上是一次權力、利益的再分配，難免有些不公平;第三，改革是調整上層建築的一個複雜的大型的系統工程，難免有些不協調。因而，在一個大的改革步驟出台以後，有必要拿出一段時間來進行鞏固、消化、補充、完善。——《同全國第四期市長研究班學員座談時的講話》(1986年1月9日)
在改革過程中，我們始終注意到漸進性、同步性，有時在某些方面也有迂迴性。
社會主義國家不進行改革不行。中國在實行改革開放之前，領導人能力不能說不強，人口比現在少得多，但那時沒有現在這種景象。過去我們每月二兩肉票，一年十幾尺布票，電視機幾乎沒有。說實話，過去我們會見外賓時穿的衣服都是借的。之所以有現在這樣大的變化，是十年改革的結果，是改革開放與社會主義優越性集中的反映。在怎樣進行改革的問題上，我們也有過曲折，甚至出過毛病，但我們及時總結經驗，盡可能使改革少走彎路。我們的改革是在黨的領導下，為了把國家建設得更好，讓人民生活得更好，使社會主義制度得到完善。這是我們進行改革的目的，是在任何時候都不能忘記的。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首先應該進行的是經濟體制改革。因為社會主義國家中人民之所以要求改革，首先是因為經濟方面有問題，如經濟效益低、人民生活長期不能改善等。改革應同人民群眾的工作和生活密切聯繫，使他們從改革中得到實惠，生活有明顯改善，這樣他們對改革就會關心和支持，改革就有了廣泛的社會基礎。我們到基層與工人農民群眾談，對他們說，你們可別放棄改革。群眾說，我們從來不想放棄改革，倒擔心你們頭頭們放棄改革。政治體制改革，我們認為也是非常重要的，政治體制改革更敏感，必須謹慎，必須與經濟體制改革結合。不論政治改革還是經濟改革，都不可能太快。在改革過程中，我們始終注意到漸進性、同步性，有時在某些方面也有迂迴性。——《會見蘇聯〈共產黨人〉雜誌代表團時的談話》(1990年10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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