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網訊】越南是一個多民族、多宗教的國家，主要宗教既包含傳入宗教，如佛教、天主教、基督教、儒教、道教、伊斯蘭教等，還包括本土宗教，即和好教和高台教。其中，佛教和天主教的影響最大，分別於公元 2世紀末和14世紀傳入越南;和好教和高台教是在越南本土誕生的宗教，分別創立於 1920年代和1930年代。
據學習時報報道，有關數據顯示，至2011年越南人口約為9000萬。公開表明自己宗教信仰身份的人口約 2000萬，其中，佛教徒約 1000萬，天主教徒約 700萬，其他教派信徒約300萬。但這不是一個準確的統計數字，有研究認為，越南 80%以上的人口都參加各種形式的宗教活動，持有某種宗教信仰，主要是佛教信仰。由於越南佛教徒信仰的是大乘(Mahayana)佛教，不要求教徒參加特定的宗教儀式，也沒有像天主教那樣具有嚴格等級的教會體系，因此，很難認定一個越南人是否為佛教徒。在宗教政策寬鬆的環境下，更多人願意承認自己的宗教信仰，在環境嚴厲時期，願意公開承認自己宗教屬性的人較少，而在實際上並不影響他們保持佛教信仰。這就導致有關宗教信徒的統計在不同年份有較大的波動。大多數研究人員相信，越南的廣義教徒占越南人口的3/4以上。
越南共產黨的宗教政策沿革
1945—1975年南北統一前：積極的宗教政策
1945年越南民主共和國成立，胡志明主席在當年 9月 3日的政府會議上指出，區分教民與非教民的政策是殖民者分化越南人民以便於其統治的政策，新生的越南民主共和國要實行信仰自由，平等對待教民與非教民，把教民與非教民團結起來。
1946年11月9日公佈的越南民主共和國憲法提出，政權屬於全體人民，沒有種族、性別、階級、信仰和財產的區分;保障公民享有言論、出版、集會、信仰等自由的基本權利。
在第一次印度支那戰爭期間(1945—1954)，越南共產黨儘管信奉無神論，但仍盡力吸納宗教人士進入他們的陣營。天主教徒只要加入反殖民陣營，就不是越南共產黨的敵人，而是同盟者，是朋友。胡志明還參加了1945年的聖誕彌撒(ChristmasMass)，他的內閣成員中也吸收了天主教徒。
在第二次印度支那戰爭期間(1961—1973)，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線中央委員會主席阮友壽在南方民族解放陣線第二次代表大會上做出《關於宗教問題的報告》中提出了六項基本主張：尊重與保護宗教同胞的自由信仰權利，對各個宗教不予區別對待，真正實現宗教平等;各教派同胞能享受到越南公民的一切權力;在民族解放陣線之內，緊密團結各教派同胞，共同反抗民族的敵人，完成南方解放事業，給全民帶來自由和幸福;堅決反對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迫害宗教、歧視宗教、用宗教反宗教和利用宗教反對越南人民愛國鬥爭的政策;對各教派中被帝國主義及其走狗欺騙、跟隨敵人危害人民、危害宗教，而目前已知道悔過自新的人，實行寬大;對那些被美國及其走狗強迫遷入南方的各教派同胞予以幫助和照顧。
越南政府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線都表達了對南方眾多宗教教徒參加的反戰爭和人權運動的支持。這促成了1973年《巴黎協定》(ParisAgreements)的簽署。《巴黎協定》第11條規定越南南方人民可以充分享受公民自由，無論在戰爭期間選擇任何陣營和組織，都應停止對他們的迫害與歧視。
1975—1986年統一後革新前：反宗教運動
當越共贏得戰爭並且統一越南之後，越南共產黨轉而開始鎮壓宗教，並將各宗教場所的土地、財產國有化。1976年，越南共產黨開始實行「三重革命」政策，即生產關係的革命、科學技術的革命和意識形態及文化的革命。其中，意識形態及文化的革命涉及對文化的「淨化」，包括對宗教的「淨化」。
在這一時期，越南政府採取了嚴苛的宗教政策，佛教、天主教、和好教、高台教、基督教等宗教組織都遭受到不同程度的鎮壓。1975—1977年間，政府破壞並徵用了佛塔、佛像、辦公室等宗教建築;逮捕了許多僧侶並限制他們的自由;禁止信徒在鄉村寺廟祭拜。
政府於1975年解散了和好教的管理委員會以及其教派，並宣佈和好教是非法的宗教組織。高台教也遭受了同樣的命運，在上個世紀80年代，政府逮捕了許多高台教的宗教領袖，並對其進行公開抨擊。
在戰爭期間，佛教徒在反戰、反殖民運動中做出了突出的貢獻。然而，當越共獲得勝利後，過去許多佛教徒的貢獻都被政府邊緣化了。一些為崇尚和平而努力的佛教徒都被政府冠以「戰爭犯」的烙印。「聯合佛教會」被取締。1981年，政府建立了在越南共產黨領導下的越南佛教會(VietnamBuddhistChurch)，並規定越南佛教會是越南佛教唯一的官方代表，其他佛教組織以及教派都被強行歸併入越南佛教會。
儘管天主教試圖與新共產主義政權合作，但同樣，一些天主教領袖也遭受到軟禁或者逮捕的境遇。
1986年革新開放後：解凍和漸趨積極的宗教政策
自 1979年秋天起，越南逐漸開啟改革進程。1986年，越南共產黨第六次代表大會正式宣告實施革新開放政策(doimoi)。越南的革新開放在經濟、政治和社會領域逐漸推行，宗教環境和宗教的政策也隨之逐漸解凍和改變。越南的各種宗教活動開始復甦並逐漸增多。
越共宗教政策的分水嶺是 1990年 10月16日越共中央政治局通過的《關於在新時期增強宗教實踐》的第24號決議。決議宣佈，「宗教是長期存在的事務，信仰和宗教是一部分人民的精神需要，宗教提倡的道德與新社會的建設有許多共同點」。這一決議從根本上改變了越共的宗教政策。1991年6月的越共七大政治報告在全面複述第24號決議的基礎上進一步要求，「要克服對宗教信徒的狹隘態度、偏見和歧視，要禁止和制止破壞民族獨立和團結的宗教活動，也要反對對宗教信仰自由的任何侵犯，要反對對宗教信徒行使公民權利的阻礙」。1996年越共八大、2001年越共九大及其後的代表大會鞏固和推進了積極的宗教政策。
2000年，越共中央頒布了《新時期宗教工作問題》，對宗教集會、資金、慈善活動、對外交往、土地管理以及封職和培訓等做出了具體的要求和規定。
隨著越共的宗教觀的改變，越南政府對宗教事務的管理日趨開放和規範，2005年，越南政府頒布第22號法令。該法令禁止強制公民脫離信仰，並詳細闡述了尚未註冊的宗教組織登記以及活動的規範。22號法令規定，原則上凡是國家許可的宗教教派均可申請開放、從事活動、修葺朝拜場所、培養宗教領袖以及獲得出版文獻的許可。此外，22號法令還制定了政府辦理宗教申請事務的標準，量化了辦理的時間，並要求對不被批准的宗教行為給出解釋。
越共和越南政府宗教政策的改變使越南人民的宗教生活迅速恢復並得到了發展。越南黨和政府在對待法律邊緣的宗教活動和宗教組織採取了靈活的政策，例如，越南佛教會依然是唯一的官方佛教組織，這就意味著聯合佛教會仍舊是非法的佛教組織，不被政府認可。但是，越南政府並不嚴厲打擊聯合佛教會的活動，而是對它的存在和活動採取觀察和默許的態度。聯合佛教會與國際佛教信息局(Inter-nationalBuddhistInformationBureau)等海外佛教組織已經建立了正式的聯繫，並在巴黎建立了出版機構。政府還准許聯合佛教會領袖ThichHuyenQuang於2004年會見了美國駐越南大使。
越南與各種國際組織因宗教事務引發的對立狀態大為緩解，與各種國際組織的關係得到很大的改善。2002年11月29日，越南政府前副總理武寬曾會晤當時的聖座國務卿索達諾樞機以及先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的外交部長托朗總主教。雙方協商的焦點是主教的任命權。1999年越南政府頒布的第 26號法令規定，越南紅衣主教、主教等天主教職位的任命都必須通過總理的認可。經過協商，雙方達成協議，形成主教任命的「越南模式」，即越南將主教候選人名單交由梵蒂岡，經圈選後，通過越南政府確認的主教由教皇宣佈任命。2005年11月29日，梵蒂岡便以此模式，由樞機主教塞佩首次在河內聖若瑟主教教堂為8個北方教區的57名神父舉行祝聖儀式。2006年5月，梵蒂岡又以此模式任命Fr.JosephChauNgocTri為新主教。2007年1月，越南總理晉勇赴梵蒂岡訪問，並與羅馬天主教教皇本篤十六世會面。
越南共產黨內部的信教政策
實行革新開放政策以後，越南共產黨提倡無神論，但並不排斥黨員信教。越南共產黨員可以自由參加各種宗教活動，越南人在申請加入越共時無須放棄自己的宗教信仰，前提是必須嚴格遵守國家法律和《黨章》各項規定。越共也積極在宗教信徒、專職僧侶和教會人士中發展共產黨員。
越南共產黨容許黨員信教的意識形態依據，根據越共第24號決議，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宗教觀和胡志明思想的宗教觀。越共認為，宗教提倡的道德和行為規範與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奮鬥目標具有部分的一致性。同時，越共容許黨員信教還有現實的政治上的考慮，由於3/4以上的越南人是廣義的宗教信徒，如果越共將這些人排除在外，等於將自己排除在這個國家的主流社會之外。容許黨員信教實際上是為了加強越共的群眾基礎，鞏固執政地位。
越南共產黨並不是唯一容許黨員信教的共產黨，古巴共產黨在1991年後也容許黨員信教。1991年古共四大對黨章進行了修改，取消了黨章中關於「有宗教信仰的革命者不能入黨」的規定。古共四大召開前，在全黨範圍內，對列寧提出的「宗教是鴉片」的觀點進行過多次討論和研究，多數人認為，幾個世紀以來統治階級把宗教當作統治、剝削、壓迫的工具，教會和富人一起反對社會變革，所以革命者自然反對信教，對教會甚至對宗教進行嚴厲的批評，因此出現了「宗教是鴉片」的說法。但馬克思的所有著作都沒有不允許教徒參加革命的字句。卡斯特羅認為，不應否認基督教徒也可以成為馬克思主義者，可以與馬克思主義、共產黨一起改造世界。 | 
